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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四章 神明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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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虽然移民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区别，但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使得各民族分化为两个由缓冲带隔离开来的敌对集团。结果，一场文化冷战爆发了。战争的一方是愤怒无比、受尽屈辱却怀有救世思想的迪克西集团（美国南部各州联盟），另一方则是趾高气扬、拥有社会改革意识的联盟，由新英格兰、新尼德兰和西海岸结成。这两大集团相互对立，水火不容。这场文化战争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后酝酿了一个世纪，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演变成公开冲突。本章将追溯在重建时期这两大集团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此后使双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的不同世界观和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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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根源始于南方邦联军战败之后，当时的南方腹地、沿海低地和大阿巴拉契亚大部分地区都被一支由新英格兰人主导的军队占领。战争导致50多万人丧生，因而引发了各地民众持久的怨恨，而占领使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的这种情绪更加强烈。因此，这些民族建立了强大的迪克西联盟。这一联盟最终将整个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收入囊中，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开始主导北美大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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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内陆地区人、新尼德兰人和新英格兰人控制了前南方邦联的大部分地区，并试图按照新英格兰模式改造上述地区。占领者划分军事区，任命州长，部署军队来执行自己的决策。除了来自诺克斯维尔的联邦主义者边民——田纳西州州长威廉·布朗洛（William Brownlow）外，得到联邦政府支持的州长们被当地人视为傀儡。[1] 占领者们禁止南方邦联的主要领导人担任公职或参与投票，允许外来商业集团控制本区域的重要经济领域，并通过修订法律来反映自身价值。北方军队相信，一旦罢黜本地区那些嗜血成性的领导人，本地区的民众很快就会接受自己的制度、价值观以及政治结构。占领者们建立了种族混合的新英格兰式学校体系，从新英格兰的学校引进教师来管理这些学校，并向地方征税来负担学校的一切开销。他们“解放”了一个备受压迫的民族——本地区遭受奴役的黑人——但未能为他们提供茁壮成长的安全环境或经济环境。他们认为自己在本地区自然而然的盟友——赞同联邦政府思想的大阿巴拉契亚大本营——将支持他们按照新英格兰人的形象来重建占领区的努力。占领军虽然取得了军队的支持，控制了政府、教育和经济等大量部门以及大规模的民用外联工程，但非但未能实现自己的大部分目标，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让南方这三个民族更加团结在一起，同自己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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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作为统一实体的“南方”直到内战后才真正存在。正是对新英格兰人领导下的重建的抵抗才使得迪克西集团走到了一起，最终使在战争期间同南方邦联作战的大阿巴拉契亚也加入了这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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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民众的各种机构和种姓制度受到了攻击，他们必须紧紧围绕着自己仍然能够控制的一个民用机构进行抵抗斗争：自己的教堂。遍布南方这三个民族的福音派教会为那些希望保护本地区战前社会制度的人提供了绝佳的工具。同新英格兰的主要宗教派别不同，南方浸礼会教徒以及其他福音派教徒正在成为宗教学者口中所谓的“私人新教徒”（Private Protestant），而不是控制北方民族的“公共新教徒”（Public Protestant）。我们马上就要谈到这些公共新教徒。私人新教徒——包括南方浸礼会教徒、南方卫理公会教徒以及南方圣公会教徒——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腐败和罪恶的，在经历内战的冲击之后尤其如此。他们强调的不是社会福音——一种为基督降临而改变世界的努力——而是个人的救赎，在被提（Rapture）将那些受地狱之苦的人扫除之前，将个人灵魂拉到正确观念的救生艇之上。私人新教徒对改变社会没有兴趣，却强调维持秩序和服从的必要性。他们要直接面对的罪恶并不是南方地区盛行的奴隶制度、贵族统治以及大多数普通人极端贫困的社会现实，而要对抗新英格兰异教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得到上帝认可的等级制度。南方卫理公会的一位牧师宣称，新英格兰人反对奴隶制，“不忠于上帝和人类的法律”——“是野蛮的狂热分子、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违法者，以及插手他人事务的邪恶之人”。因为《圣经》中的某些段落默许奴隶制，所以废奴主义者因“比上帝更加人道”而被宣称为有罪。亚拉巴马圣公会主教理查德·威尔默（Richard Wilmer）宣称，为了“维护上帝之道和普世传统教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己所属教会支持南方邦联是正确的。北方占领军中的顽固派称他们自己为救赎者，1877年联邦结束占领则被称为一种“救赎”行为，这些都绝非偶然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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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神职人员在前南方邦联中创立了一种新的民间宗教——一个被学者们称为“败局天注定”（Lost Cause）的神话。坚守信条的南方腹地、沿海低地和大阿巴拉契亚的白人最终开始相信上帝让南方邦联血流成河，让南方城市遭到破坏，让南方敌人统治这个地区，目的都是检测并让上帝喜爱的人神圣化。纳什维尔长老会传教士、战时牧师詹姆斯·H.麦克尼利（James H. McNeilly）指出，上帝选民在战场上的失败“并不能证明异教徒在这一事业上就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希伯来人在维护一项非正义事业”。麦克尼利补充说，南方邦联士兵可能“像节日的美酒一样抛洒自己的鲜血”，但这并不是徒劳的，因为“在上帝面前，是非问题并非通过武力解决”。相反，一位南方腹地的神学家会争辩，正义之士会“通过坚守原则”击败联邦政府，而且他认为联邦政府和《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的野兽”相似。正义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方腹地的民风建设。南方腹地的这种民风坚持古罗马的奴隶制共和国思想，并规定精英阶层享受民主，而其他阶层必须服从精英阶层的领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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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败局天注定”在这一时期促成了强大迪克西联盟的建立，但三个成员民族的目标各不相同。在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种植园精英们通常能够有效控制以前遭自己奴役的劳工们。因此，只要这些劳工按照他们的要求投票，他们就不反对让劳工们投票。如果说“赋予白人权利”意味着赋予本地区贫穷白人权利的话，那么大种植园主对这种“赋予白人权利”并没有太大兴趣。他们的目标是维持阶级和种姓制度，确保黑人和白人下层阶级都没有从新英格兰人或内陆地区人那里获得关于“共同利益”或更平等社会美德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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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阿巴拉契亚从未存在过此类僵化的等级制度，自由黑人最初就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相对颇具活力的社会竟在边境地区引发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击。大阿巴拉契亚地区惊人的贫困状况——战争和混乱的经济使得这一状况更加糟糕——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许多白人边民发现自己和新解放的黑人处于直接竞争的状态，而且同低地黑人相比，这里新解放的黑人常常表现得更加不恭敬。这些白人边民的对策是成立了一个秘密杀人团体——三K党。重建时期最早的集会成立于田纳西州的珀拉斯凯，几乎完全由大阿巴拉契亚人组成，是一个致力于粉碎大阿巴拉契亚敌人的武装团体。三K党人拷打并杀害那些“自视甚高”的黑人，恐吓或杀害新英格兰人创办学校的教师，烧毁校舍，并殴打同占领者关系密切的法官和其他官员。颇具启发意义的是，由于迪克西集团的白人精英们开始担心此举会鼓励下层白人独立思考并擅自行动，三K党于1869年按照大巫师的命令惨遭解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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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民族中，抵制重建运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虽然再也不能正式回到奴隶制度时代，但是种族制度和种姓制度得到了恢复，并受到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的保护。这些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有效地阻止黑人参与投票、竞选公职或保留他们自己普通的人性。在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一党专政成为一种常态，并被用来作为一种抵制变革、社会改革或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的手段。种姓制度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在研究种姓制度时，市民们公开吹嘘自己参与了对那些未能对白人表现出“适当尊重”的黑人的酷刑以及谋杀。（密西西比州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研究人员：“一旦一个黑鬼有了自己的想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将其打倒在地。”）在大阿巴拉契亚地区，苏格兰-爱尔兰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美国参议员的吉姆·韦布曾指出：“上层压制新颖、不同的观点，有时通过暴力手段……最终不仅使黑人数量减少，白人数量也并未增多。”这里的教育整体水平下降了，同联邦其他地区的经济隔离亦越来越严重。19世纪末，随着美国其他地区的扩张和发展，大阿巴拉契亚地区落伍了。大阿巴拉契亚当地人的生活与殖民时代移民先祖们的生活大同小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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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围绕着个人救赎和捍卫传统社会价值观的迪克西集团出现时，一个围绕着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宗教优先事项的北方联盟也应运而生了。这一联盟是由新英格兰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精英带头发起的，但在内陆地区、西海岸以及新尼德兰找到了现成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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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教徒时代起，新英格兰人之宗教使命便集中于拯救整个社会而非拯救个人。事实上，清教徒相信每个灵魂的状态都已经被决定了。剩下要做的就是执行上帝的任务，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完美，让罪恶变得更加稀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使得新英格兰人接受各种各样乌托邦式的使命，从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到在犹他州建立一个以《摩门经》为基础的模范社会，再到通过让北美其他地区融入开明的新英格兰文化之中来“拯救”北美大陆的其他地区。新英格兰人是公共新教主义的一个极端例子。这个宗教遗产强调集体拯救和社会福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南方浸礼会教徒和其他具有拯救思想的教派普遍认为酗酒是个人性格的缺陷，但新英格兰公理会教徒、北方卫理公会教徒、一神论者以及英国圣公会教徒则认为酗酒是一种需要通过立法来救治的社会疾病。在救世军专注于拯救穷人的灵魂之际，社会福音派的拥护者为劳工保护、最低工资以及其他集体利益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斗争。这些斗争的目的是减少贫穷。私人新教徒强调个人对自己命运的责任，而公共新教徒则试图利用政府来改良社会、提高生活质量。这些自相矛盾的世界观使这两个集团走上了政治对抗的道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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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只是北方联盟实施的第一个大规模社会工程。当北方的教师们对他们自己在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教育并提升原奴隶的缓慢步伐感到失望透顶时，许多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大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白人。他们认为这些白人与其“在荒凉的新英格兰海岸上的祖先”很像。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边民们开始进入北方大众视野。当时，北方出现了一系列文学和学术文章。这些文学和学术文章把边民们描绘成一个在18世纪遭受放逐、被世仇吞噬、痴迷于巫术和其他迷信的民族。这些研究错误地宣称，大阿巴拉契亚人讲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而且“未被奴隶制玷污”。出生于新英格兰的肯塔基州伯里亚学院校长、公理会牧师威廉·古德尔·弗罗斯特（William Goodell Frost）致力于将现代文明中的“拯救元素”带到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将大阿巴拉契亚变成“南方的新英格兰”。20世纪30年代，这一地区兴建了数百所由新英格兰人管理的自由民学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努力失去了前进势头，被迫撤出大阿巴拉契亚南部山区的部分地区，但大阿巴拉契亚地区仍然一贫如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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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方联盟的改革者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其他项目。新英格兰人和内陆地区人首先启用了禁酒令。缅因州是第一个禁止制造和销售酒精的州（自1851年到1856年）。颇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是由定居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新英格兰人创建的，由早期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威拉德（Frances Willard）领导。弗朗西丝·威拉德是一位来自纽约北部的公理会教师的女儿。1893年，俄亥俄州西部保护区的一位公理会牧师创立了游说团体——反沙龙联盟（Anti-Saloon League）。该游说团体推动一份宪法修正案被通过，其中将酗酒定为犯罪。该团体最具权势的领导人威廉·惠勒（William Wheeler）是一位在奥伯林大学接受过教育的西部保护区的本地人，是马萨诸塞清教徒的后裔。南方腹地人后来接受了禁酒令（1966年之前，在密西西比州饮酒是非法的），但这场运动是由新英格兰人构思并发起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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