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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反对进化论的活跃分子影响了整个联邦。但是，这些活跃分子发现只有在大阿巴拉契亚和南方腹地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功。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以及阿肯色州的立法者们通过法律，规定在学校里教授进化论是非法的。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下令换掉“除《圣经》中所载内容外以其他方式表明人类起源”的教科书。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由南方腹地人和边民控制）当局修订了学校教科书中所有有关进化论的内容。大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南方腹地的数十名大学教授因批评这些措施而惨遭解雇。还有许多人因害怕受到迫害而拒绝担任公职。各大报纸也支持对科学的攻击。“州立大学的教授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猿和狒狒的后代，”肯塔基州布雷萨特县的《杰克逊新闻》（Jackson News ）评论道，“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布雷萨特的好人都是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当行政部门打算否决一项反进化论法案时，杰克逊市的《号角集录报》（Clarion-Ledger ）恳求道：“别让密西西比州的人民失望，州长！不要做任何可能动摇年轻一代对《圣经》第一卷信心的事。”政治候选人经常把抑制进化论作为自己竞选活动的中心，而复兴的三K党则对达尔文的理论怒不可遏，因为达尔文理论同《圣经》中上帝把黑人创造成卑躬屈膝的低等生物的论点相矛盾。许多南方浸礼会教徒加入了这场运动。1925年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审讯使这场运动达到高潮。在这场审讯中，田纳西州的官员起诉一名高中生物教师教授进化论。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裁定这位老师有罪，但全国媒体的批评性关注削弱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认可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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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新英格兰、新尼德兰以及内陆地区的公共新教徒多数派认为，热心的民众被毁了，他们的非理性信仰被揭露为迷信，他们的独裁策略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40年代，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自发组织起来，建立《圣经》研究团体、基督教学院以及宣传福音的广播电台网络。在北美精英们没有注意到时，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一直增长，主流的新教教会成员人数却在下降。世俗主义也在消退。世俗主义拥护者们只是为了让国家而非人民摆脱宗教的藩篱。在战后美国繁荣富足的外表之下，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正在悄然酝酿之中。20世纪60年代，这场文化战争最终爆发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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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M.Chalmers，Hooded Americans：The History of the Ku Klux Klan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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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oah Feldman，Divided by God：America’s Church-State Problem and What We Should Do About It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pp.52，115-117，127-13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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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Halliburton Jr.，“Reasons for Anti-Evolutionism Succeeding in the South，” Proceedings of the Oklahoma Academy of Sciences ，Vol.46（1965），pp.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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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五章 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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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酝酿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北美文化冷战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演变成了公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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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各个联盟都经历了内战：在迪克西集团内部，非洲裔美国人反抗种族隔离和种姓制度；北方联盟中的四个民族则面临着青年人领导的文化起义。这两起破坏稳定的事件起初都是各自集团内部心怀不满人士领导的本土现象，但很快就招致了外部势力干预。在第一场起义（民权运动）中，北方民族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北方的民族动用联邦权力，调动联邦军队以迫使沿海低地、大阿巴拉契亚，以及南方腹地的白人废除他们自己视若珍宝的种族种姓制度。在第二场“起义”（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迪克西集团的政治领导人通过反对西海岸、新尼德兰以及新英格兰的年轻革命者来干预这场以北方联盟为基础的文化转变。这些革命者的议程与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所代表的一切截然相反。由于国内革命而元气大伤的迪克西集团领导人短期内无法阻止青年人运动，但他们自此带头努力收回叛乱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这两场起义引发的区域间的仇恨极大地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分歧，不利于21世纪初美国寻求共同点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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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之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重建”，是因为民权运动对南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是因为新英格兰人和内陆地区人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在迫使南方做出改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与第一次重建一样，南方非洲裔美国人发起的这场引人注目的和平起义[1] 永久性地改变了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但这场运动也促使白人在这些民族和大阿巴拉契亚的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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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迪克西集团的三个民族仍然处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三个民族的公民——白人和黑人——被要求维护一个一成不变、无孔不入的种族隔离制度。整个迪克西集团内部甚至要求成年黑人称呼白人青少年为“先生”、“小姐”或“太太”，同时禁止白人以这些头衔称呼任何年龄段的黑人，取而代之的是“小孩”、“大妈”或“大叔”。黑人和白人不能一起就餐、一起约会、一起做礼拜、一起打棒球或一起上学。种姓制度要求黑人和白人使用各自的饮水机、休息室、候诊室以及建筑物入口；工厂要设置独立的生产线，一个黑人无论经验、成就或资历如何都不能晋升为“白人”职位；剧院、午餐柜台、餐厅、铁路公司和公共汽车系统都要按照种族设置座位。在密西西比州，印刷、出版或传播“支持社会平等或白人与黑人之间通婚的建议”都是违法的，违法者将被处以最高6个月的监禁。在民选官员、报纸编辑、传教士和当地名门望族的公开批准下，三K党人和其他治安会组织对违反这些规定的黑人实施酷刑，甚至处决这些黑人。违反这些规定的白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更为糟糕的是，这些白人家庭由于被烙上“黑鬼情人”的烙印而受到了社会的排斥。除了少数人之外，迪克西集团的白人宗教领袖从神学的角度支持该制度或者保持沉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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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腹地的非洲裔美国人领导了这场运动，挑战了整个地区的种族隔离政策：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歧视政策（1955～1956）；小石城中心高中（1957）、路易斯安那州奥尔良教区小学（1960）、佐治亚州的大学（1961）以及密西西比州的大学（1962）禁止黑人学生入学的政策；密西西比州否定黑人投票权的政策（1962）；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行业隔离以及禁止集会的政策（1963）；或许最令人痛心的是，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1965）血腥的投票权抗议活动。这场运动中最著名的大多数人都是南方腹地人，包括马丁·路德·金牧师（亚特兰大）、约翰·刘易斯（亚拉巴马州南部）、詹姆斯·梅雷迪思（密西西比州中部）和罗莎·帕克斯（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他们得到了来自新尼德兰（罗伯特·摩西、惨遭杀害的活动家安德鲁·古德曼以及迈克尔·施沃纳）和新英格兰（马尔科姆·X）的黑人和白人民权活动家们的支持。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新英格兰人的偶像——是来自白宫的重要支持力量，并且为大阿巴拉契亚的得克萨斯人林登·B.约翰逊提供了在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之后继续实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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