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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将探讨军国主义以及国防问题。但在企业行为方面，这两个集团也存在分歧。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叛逆者认为大企业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破坏地球，使个人丧失人性。相比之下，迪克西集团的各民族则继续颁布政策，确保自己仍然是由一党专政政体控制下低薪资的资源供给殖民地。一党专政政体致力于为富裕精英的利益服务。为了维持低薪资，迪克西集团各州都通过了法律，使组织工会（迪克西集团的政客们将工会作为保护“工作权”的卖点）或提高最低工资变得困难重重。税收太低，以至于无法充分支持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事业机构。北方联盟中司空见惯的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区域，甚至是在休斯敦这样的大城市也被视为对商业发展的阻碍。就在20世纪80年代，休斯敦尚有数百英里未铺砌、未安装照明设施的街道。众所周知，从路易斯安那州的油气田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养猪场，环境监管和工作场所的安全规则相当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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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针对经济发展、税收政策以及社会支出的大相径庭的做法只会加剧文化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民权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结束之后，迪克西集团通过在一个非工会化的环境中为境内外公司大幅降低工资和税收以及简化各种规章制度的方式，吸引了大批新英格兰以及内陆地区的制造业部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和之前的纺织业和林产品行业如出一辙，北美大陆新英格兰的汽车工业几乎毁于一旦，被南方腹地和大阿巴拉契亚的外资工厂取而代之。一些观察家担心，“新邦联”将迫使其他民族纷纷效仿他们的做法，把整个联邦变成一个为西欧和东北亚发达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业社会服务的“低工资的巨大出口平台”。与此同时，创新和研究越来越集中于知识集群，其中大多数知识集群位于那些强调教育和理性主义的地区。就像第一个“硅谷”是在波士顿128号公路（也称新英格兰公路）周围出现的一样，谷歌、苹果、微软和亚马逊都是在西海岸城市周围形成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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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战争并不仅限于国内问题。事实上，文化战争经常迅速蔓延至战争与和平、人道主义干预和联邦在世界舞台上的适当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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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虽然迪克西集团内部反对“吉姆·克劳”的运动是甘地式的，但北方联盟对非正式种族主义的不满引发了底特律的武装起义和其他许多城市的暴力骚乱，特别是在马丁·路德·金惨遭暗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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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son Sokol，There Goes My Everything：White Southerners in the Age of Civil Rights，1945-1975 ，New York：Knopf，2006，pp.97，100-103，293；Jim Crow examples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s Martin Luther King Jr.National Historic Site at http：//www.nps.gov/malu/forteachers/jim_crow_law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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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okol，pp.58-59，86-88，104，116-123，163-171，196-197，21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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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okol，pp.204-205；Claude Sitton，“Civil Rights Act：How South Responds，” New York Times ，12 July 1964，p.E7；Comer Vann Woodward，Th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75-176；Nikitta A.Foston，“Strom Thurmond’s Black Family，” Ebony ，March 2004，pp.162-164；Rick Perlstein，Nixonland ，New York：Scribner，2008，p.131；Charles Joyner et al.，“The flag controversy and the causes of the Civil War—A statement by historians，” Callaloo ，Vol.24，No.1，2001，pp.1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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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C.Jeffries and James E. Rya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Michigan Law Review ，Vol.100，No.2，November 2001，pp.282-283，328-338；Phillips（2006），p.215；Daniel K. Williams，“Jerry Falwell’s Sunbelt Politics：The Regional Origins of the Moral Majority，”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22，No.2，2010，pp.129-140；Robert D.Woodberry and Christian S.Smith，“Fundamentalists et al.：Conservative Protestants in Americ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4，1998，pp.31，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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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om Hayden，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2005，pp.44-180；Tom Hayden and Dick Flacks，“The Port Huron Statement at 40，” The Nation ，5 Augus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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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 Robert Howard，“The Flowering of the Hippie Movem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82，March 1969，pp.43-47，54；James P.O’Brien，“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Lef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395，May 1971，pp.17-20；Maurice Isserman and Michael Kazin，America Divided：The Civil War of the 1960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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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alvin Trillin，“U.S.Journal：Crystal City，Texas，” New Yorker ，17 April 1971，pp.102-107；Calvin Trillin，“U.S.Journal：San Antonio，” New Yorker ，2 May 1977，pp.92-100；Joel Garreau，The Nine Nations of North America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1，pp.240-244；Matt S.Meir，The Chicanos： A History of Mexican Americans ，New York：Hill & Wang，1972，pp.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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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hn Dickinson and Brian Young，A Short History of Quebec.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305-360；Garreau（1981），pp.37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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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T.Kuzimak，“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57，No.3，November 1991，pp.265-278；Curt Meine，Aldo Leopold：His Life and Work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p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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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ee http：//politics.nytimes.com/congress/votes/111/house/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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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该案象征美国妇女堕胎的合法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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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截至2010年中的同性婚姻法摘要参阅全国州立法会议网站上的信息：www.ncsl.org；http：//www.latimes.com/news/local/la-2008election-california-results，0，3304898.htmlstory；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Same Sex Marriage，Civil Unions and Domestic Partnerships，” April 2010，Web document accessed 2 July 2010 via http：//www.ncsl.org/IssuesResearch/HumanServices/SameSexMarriage/tabid/16430/Default.aspx；Susan Page，“Roe v.Wade：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Today ，17 Apri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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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chael Lind，“The Southern Coup，” New Republic ，19 June 1995；Michael Lind，“The Economic Civil War，” Salon.com，18 Dec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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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六章 帝国、战争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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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问题上，这两大“超级”民族联盟自古以来就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适当角色、美国对待其他国家和联邦的方式，以及在“国家”荣誉或安全受到威胁时是否应容忍内部差异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在种族问题上，双方意见再次相左。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无论战争目的为何、对手是谁，迪克西集团的三个民族都坚定不移地支持几乎每一场战争，同时赞同使用武力来扩大和维持美国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尽管大阿巴拉契亚经常对遥远的帝国事业持怀疑态度，至少在战争开始之前是如此的，但是，反对对外战争的声音一直集中在北方联盟的四个民族。和其他问题一样，远西地区和北方地区在对外政策上也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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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例。在这场战争中，美国速战速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粉碎了西班牙军队，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以及菲律宾的控制权。最初，每个民族都支持这场“精彩的小规模战争”。表面上，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帮助古巴人民实现独立，并为据称是被西班牙特工摧毁的驻扎在哈瓦那的“缅因号”美国军舰复仇。当时，联邦政府仍由北方联盟控制，出生于西部保护区的新英格兰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担任总统。但由于美国荣誉受到威胁，迪克西集团的大量居民报名参加联邦军队，认为这是一个向联邦证明自己忠诚的机会。几名南方邦联老兵担任高级将领，约瑟夫·惠勒（Joseph Wheeler）少将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在古巴的战斗中惠勒少将情绪异常激动，大声喊道：“我们让该死的北方佬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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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有关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以及独立的夏威夷王国（在战争期间，美国以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其他国家就会这样做为借口，完全占领了该王国）等被占领地区的问题处理上，联邦政府未达成一致意见。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反对建立美帝国主义的呼声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尽管这种反对声是出于不同的考虑。对新英格兰的批评者来说——即使在新英格兰地区也绝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征服外国领土公然违反了新英格兰人为之奋斗的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原则，特别是代议制政府原则。反对者组织了一场反帝国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最著名的代言人是清一色的新英格兰人，包括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他把吞并称为“对我们国家使命的危险歪曲”）、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F.霍尔（George F. Hoar，他支持菲律宾独立，指出“对自由的热爱并不取决于肤色”），还有约翰·亚当斯的曾孙子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他赞同菲律宾人针对美国占领做出的“非常英勇的抵抗”）。位于波士顿的反帝联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也由新英格兰人控制，该组织的43位副主席中有28位是新英格兰人。（只有3人生活在南方腹地，没有人生活在远西地区。）当菲律宾暴动演变成暴力，美国指挥官下令军队杀死人口为25万的一个省份的所有人（人们认为至少有1000人，可能多达5万菲律宾人丧生）时，反帝联盟揭露并谴责了这些暴行。哈佛校友集会以阻止学校授予麦金利总统荣誉学位。虽然许多新英格兰人是帝国主义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许是其中最有名的帝国主义者之一——但新英格兰也是唯一爆发大规模反战运动的地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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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西集团支持单方面使用军事力量来战胜已经察觉到的敌人并提高美国的声望，但由于重建过程仍然历历在目，他们对联邦政府建立并维持一个由附属领土组成的海外帝国持怀疑态度。迪克西集团认为，只有在获得的领土从种族和地理角度来看“适合”作为完备的州最终并入联邦的情况下，帝国才是可以被接受的。这种情况为南方腹地在热带地区建立“金环”的计划提供了一些希望。迪克西集团领导人并不热衷于吞并拥有“不可同化”人口的领土，也并不热衷于建立庞大的常备军以及海军来维护治安，征服这些人。他们认为，也许有一天，扩充的联邦军队会转而反对迪克西集团，将其也变成北方民族的附属殖民地。允许拥有大量自由“劣等”人民的地区加入联邦将会给迪克西集团视若珍宝的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带来压力。由于夏威夷岛上有大量的亚洲人和土著人，因此迪克西集团的许多政治领导人拒绝吞并夏威夷。“一个来自夏威夷，脖子下垂着一条辫子，手里拿着异教徒圣像的中国参议员从自己的小椅子上站起来，用洋泾浜英语同参议员乔治·弗里斯比·霍尔或者亨利·卡伯特·洛奇诡辩时，我们怎能忍受这种耻辱呢？”大阿巴拉契亚的密苏里州参议员钱普·克拉克（Champ Clark）问道。迪克西集团的其他人则谨慎地支持吞并。为了确保白人至上地位，他们要求承诺对岛上的非白人实行南方腹地的种姓制度。只要没有引起新英格兰努力改造、“提升”，并同化劣等人民，那么使用野蛮的军事力量来镇压美国的敌人就是一件好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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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迪克西民族也最为热情支持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镇压异见者、和平主义者。在内战后第一位南方总统——大阿巴拉契亚弗吉尼亚人伍德罗·威尔逊——的激励下，南方民族认为，上帝支持这场战争，反对这场战争等同于叛国。威尔逊公开表示，和平主义者“愚蠢”至极，反战人士应该遭到“严厉镇压”。亚拉巴马州众议员J.托马斯·赫夫林（J. Thomas Heflin）宣称，任何反战的国会议员，“都应该遭到每一位忠诚的美利坚公民的蔑视和鄙视”。佐治亚州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克（Thomas Hardwick）宣称，威斯康星州民众“不忠于美国，不忠于全世界的民主事业”，因为威斯康星州有10万人在参议院初选中投票支持一位和平主义候选人。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号角集录报》发表社论称反战领导人应该被“枪毙或绞死”，而查尔斯顿的《新闻和信使报》（News and Courier ）对“严厉、绝对的压制”表示满意。在佐治亚州的一家小报批评威尔逊的好战行为时，总统在南方腹地媒体的强烈支持下关闭了这家报馆。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瓦达曼（James Vardaman）等迪克西集团反战领袖提及该地区的种族主义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场战争赋予了黑人士兵一种他们应该享有平等权利的观念；即便如此，在多位牧师的支持下瓦达曼还是被赶下了台。其中一位牧师曾谴责瓦达曼妨碍了“上帝惩罚魔鬼的战争”。迪克西集团担心，威尔逊为欧洲民主和自主而进行的理想主义战争将威胁他们自身专制的种姓制度，威尔逊则缓解了这种担忧。总统监督了对联邦机构中的黑人行政人员的清除，并在许多政府大楼中引入了种族隔离的浴室、盥洗室以及办公室；威尔逊还将军训营地隔离开来，迫使联邦军队采取迪克西方式。这些举动为威尔逊赢得了迪克西集团立法者的忠心和钦佩，这些立法者后来支持他的国际联盟计划。威尔逊死后数年，内陆地区参议员杰拉尔德·奈（Gerald Nye）批评他的战争政策时，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向奈发起了挑战，而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如此愤怒，以至于他因使劲捶打自己的办公桌而受伤。同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的寡头们一样，美利坚合众国的三军总司令不容置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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