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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chael Lind，“Civil War by Other Means，” Foreign Affairs ，Vol.78，No.5，September 1999，pp.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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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Peter，Horst Grill，and Robert L.Jenkins，“The Nazis and the American South in the 1930s：A Mirror Imag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58，No.4，November 1922，pp.667-694；George L.Grassmuck，Sectional Biases in Congress o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51，pp.36-41，122-127；Gaughan（1999），p.772；Carl N.Degler，“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The South，The North，and the N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53，No.1，February 1987，p.17；Lind（1999），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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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rassmuck，pp.36-41，1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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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im Webb（2004），p.300；Fischer（1989），p.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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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eVoto（1947），pp.6-7；Fred M.Shelley，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6，pp.2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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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tt S.Meier and Feliciano Rivera，The Chicanos：A History of Mexican Americans ，New York：Hill & Wang，1972，pp.20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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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andall Bennett Woods，“Dixie’s Dove：J.William Fulbright，the Vietnam War，and the American South，”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60，No.3，August 1994，pp.533-552；A.J.Bauer，“Ralph Yarborough’s Ghost，” Texas Observer ，21 September 2007；Phillips（1969），p.259；Lind（1999），p.131；Roy Reed，“F.B.I.Investigating Killing of 2 Negroes in Jackson，” New York Times ，16 May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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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lark Akatiff，“The March on the Pentag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1，No.1，March 1974，pp.29-30；Mitchell K.Hall，“The Vietnam Era Antiwar Movement，”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18，No.5，October 2004，pp.13-17；Robert E.Lester，ed.，A Guide to the Microfilm Edition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Campus Unrest ，Bethesda，MD.：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2003，pp.ⅴ-ⅵ，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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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katiff，pp.29-30；http：//afsc.org/story/peoples-park-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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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终止在柬埔寨行动的投票参见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xpd？vote=hl970-294]；Ernesto Chávez，“Mi raza primero！” Nationalism，Identity，and Insurgency in the Chicano Movement in Los Angeles，1966-1978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p.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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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andy Maisel and Mark D.Brewer，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America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8，p.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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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ichael Lind，Made in Texas：George W.Bush and the Southern Takeover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Basic Books，2003，pp.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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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ohn B.Judis，“The War Resisters，” The American Prospect ，6 October 2002；Congressional votes（H Conf 63 and 2002 Iraq War Resolution）as per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vote.xpd？vote=h200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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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Lind（1999），pp.13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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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 第二十七章 权力之争一：蓝色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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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立伊始，这些民族就一直在为各自的优势和影响力进行斗争。自1790年起，这些斗争的最大奖赏就是控制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国会、白宫、法院及军队。随着中央政府在规模、范围和权力上的扩张，各民族也在努力按照各自的形象来征服并重塑中央政府以及北美大陆其他民族。自1877年以来，美国政治的主要驱动力并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农地和商业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不是相互竞争的党派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这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归根结底，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斗争一直都是各区域民族不断变化的联盟之间的冲突，一方总是由南方腹地领导，另一方则由新英格兰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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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结束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有望独立控制其他民族。相反，每个民族都试图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结成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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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和西海岸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盟最为持久，我们看到这一联盟在文化战争和外交政策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按照自己激进的乌托邦议程，新英格兰通常定下了基调：通过建设以强大的税收为基础，节俭、称职、高效并能够确保共同资产可利用性以及审慎管理的政府来寻求改善“共同利益”。西海岸虽然在20世纪把环境质量列入了共同议程，并且通过频繁的技术试验成果（从19世纪中期的蒙特雷式住宅到21世纪初的iPod）缓和了新英格兰救世主似的确定性，但其观点和新英格兰的观点如出一辙。西海岸民众坚持认为，可以频繁且轻而易举地改造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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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1897年，这两个民族在内陆地区的内战盟友和远西地区的殖民仆从的默许协助下控制着联邦政府。这两个民族的国会代表一起通过了旨在丰富和增强这两个地区的社会力量，同时削弱在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的主要敌人的各种政策。首先，这两个民族围绕着联邦筑起关税壁垒，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免受欧洲竞争的影响。到1890年，美国海关征收的关税占联邦政府总收入的近60%——事实上，远远超过联邦政府实际需要的资金。这些盈余中的绝大部分以内战新抚恤金（拖欠退伍军人、战死军人的遗孀或子女的抚恤金）的形式慷慨地重新流入新英格兰、内陆地区以及远西地区民众的口袋。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抚恤金支出占联邦政府所有支出的37%以上，几乎是当时军事预算的两倍。由于只有联邦士兵才有资格领取抚恤金，几乎所有这些财富都涌入北方民族，包括有许多联邦老兵居住的西海岸和远西地区。同时，新英格兰也通过保护黑人和贫穷白人选民，最后一次试图阻止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政治寡头的复兴。他们的工具就是1890年的《强制法案》（Force Bill）。这项法案由新英格兰要人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提出，允许联邦审查和军事干预存在争议的联邦选举。除了三名来自新英格兰、远西地区以及西海岸的国会议员外，其他国会议员都支持这项法案。虽然这项法案也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内陆地区和大阿巴拉契亚国会议员的支持，但《强制法案》最终因迪克西集团及其暂时盟友新尼德兰而夭折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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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实力强大的新尼德兰城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前一直在超级大集团间游移不定。作为一个以全球贸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民族，新尼德兰同迪克西的棉花领主结盟以反对保护性关税。大批移民涌入新尼德兰。19世纪80年代，只有很小比例的退伍军人生活在这里，因此新尼德兰也反对新英格兰的抚恤金计划。新尼德兰的腐败政治机器——坦曼尼协会（Tammany Hall）——感到自己受到《强制法案》的威胁，因此在国会山动员议员们反对此项法案。整个19世纪，新尼德兰并不是北方联盟的可靠成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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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作为极其复杂的城市中心，新尼德兰在建立高效政府和昂贵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方面同新英格兰找到了共同点。这是一个很少考虑税收和大型公共机构的民族——事实上，离开了税收和公共机构，纽约市也便不复存在了。新尼德兰令人困惑的多样化人口可能并没有特别关注南方腹地黑人的困境，但迪克西集团强调白人新教徒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社会整合和压制异己的行为让他们极其反感。新尼德兰虽然从来都不是最民主的地方——坦曼尼协会便是铁证——但是，新尼德兰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文化多样性、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长久以来，作为北美大陆上最自由的社会——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新尼德兰别无选择，只能投靠新英格兰同他们狂热的南方腹地对手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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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尼德兰的加入，新英格兰领导的北方联盟实现了当前三足鼎立的局面。一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哪个政党主导地区事务，新英格兰始终如一地推动一项连贯一致的议程。从共和党人泰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的“保守”政府到民主党人贝拉克·奥巴马的“自由”政府，这三个民族都赞同维持强大的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对企业权限的制约，以及保护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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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共和党依然是“北方政党”，在大萧条之前一直主导着联邦政府。除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北方共和党人自1897年至1932年一直占据着白宫。只有在三方竞选中选票出现了分裂，共和党人才输给了威尔逊。在此期间的六位总统中，有三位总统是新英格兰人（麦金利、塔夫脱和柯立芝），一位是荷兰出身的新尼德兰富豪（泰迪·罗斯福），两位是内陆地区人（俄亥俄人沃伦·哈定和德意志或加拿大贵格会教徒赫伯特·胡佛）。虽然他们的在任时期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但所有人（除胡佛外）都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所有人（除柯立芝外）都扩大了联邦政府对企业和富豪权限的管理及检查范围。他们并不反对减税，但总体而言，他们并不会通过损害富人利益的方式来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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