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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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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为了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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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吉•泰森•吉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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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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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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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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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破译小组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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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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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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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普卢维安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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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星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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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心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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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十字军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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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序 言 关于死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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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有一死。“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 ——我们也都将走向自己的坟墓”，在1862年的一场布道中，南部邦联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如是说。他解释道，每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相似的痛苦”，每个时代也都必须寻求“相似的慰藉”。然而，死亡也并非万人一式。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环境，决定着人们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尽管“我们都拥有故去的亲友”，也尽管我们都终将一死，但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我们的离世方式却各不相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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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在内战的硝烟中，美利坚合众国开启了与死亡的新关系。这场内战被证明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它也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屠戮，以及20世纪全球范围的大屠杀。1861年至1865年间罹难士兵的数字估计为62万，这大致相当于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殉难士兵人数的总和。内战间的死亡率，亦即死亡发生的次数同美国总人口的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6倍。而若将这2%的比率放在今日的美国，则意味着将有600万人死去。在同比它财力更强、人力更足的敌人的对抗中，新的南部国家挣扎求生。其死亡人数也反映出，战争给其人力资本带来了过大压力。南部邦联的死亡率是他们的对手北方佬的3倍；在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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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军事数据只讲出了部分事实。这场战争也夺去了无数平民的生命：战斗在农场与田野间肆虐，流行病在部队营地中蔓延，游击队员对妇女甚至儿童施加暴力、进行报复，征兵骚乱中的暴徒将无辜平民当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区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没有人试图系统记录这些死亡，也没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来对死亡人数进行回顾性统计。杰出的内战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估计，有50000名平民死于这场兵燹；他还总结道，南部总体的死亡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国的死亡率，也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莱茵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区域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的死亡率。人们常常感觉，只有在人性泯灭并且科技也极为发达的后来，才会出现美国内战中那样大规模的屠杀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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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死亡人数的影响与意义超越了死亡者数字本身。死亡对于内战一代的重要意义也源于，它有悖于关于生命正常终结的普遍预设 ——谁应死去，在何时、何地以及何种情况下死去。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并非不熟悉死亡。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死亡率已开始下降，虽然直至该世纪末，人们的寿命才开始显著延长。尽管如此，紧挨内战之初的那代美国人，仍比他们21世纪的同胞更熟悉死亡。但他们所熟知的死亡方式，却与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方式有着明显不同。在内战中，死亡率与死亡经历都发生了剧变。在19世纪中期，美国人虽遭受着高婴儿死亡率的痛苦，但仍期望着多数步入青年的个体至少能存活到中年。然而，战争裹挟了年轻健康者，并快速地、经常是在瞬间用疾病或战伤将他们摧毁。这与当时人们关于谁该先死的预想截然而惊人地对立。正如弗朗西斯·W.帕尔弗里1864年为联邦士兵亨利·L.阿博特所作的悼词：“处于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击似乎最为沉重。”一名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比其如果未参军的情况要高出5倍。在战争中期，一位牧师对其康涅狄格团解释道：“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未曾在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条件和特殊需求的时代生活并面对死亡。”内战中的士兵与平民，都察觉到了战前岁月许多人所谓的“平凡的死亡”同内战期间战场、医院和营地中痛苦且频繁的死亡之差异，也都看到了那种“平凡的死亡”同战争对平民生活的扰乱之区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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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与南方都经历了许多战争亲历者所谓的“死亡的丰收”。在战争中期的南部，“似乎家家户户都在为某位罹难亲人哀悼”。失去变得极其普通，死亡不再是个人遭遇；死亡的威胁、逼近与现实，成为了人们最广泛的共同战争经历。如一位南部邦联士兵所言，死亡“在方方面面都占有统治地位” ——它主宰着一个个家庭与一条条生命，要求人们进行关注与回应。内战对今日的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结束了奴隶制，并帮助我们诠释自由、公民身份与平等之意义。它使美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并将它推入经济扩张与影响世界的轨道。然而，对于那些曾在内战中生存过并从中幸存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之方方面面都与死神如影随形。在战争结束时，这一共同的苦难将超越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使牺牲以及对牺牲的纪念成为南北最终统一的基础。即便在我们的时代，这种内战观 ——从根本上说，它是伤感主义的 ——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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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仅改变了数十万遭受丧亲之痛的个人，它也改变了美国。在描述被运抵弗吉尼亚半岛的联邦救护船的伤员与濒死者时，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指出，战争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难的国度”。牺牲与国家变得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脱离正常生活参军，这需要这个诉诸武力来定义其目标与政体的国家承担起对他们的责任。一场关乎联邦、公民身份、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战争，要求政府去关注那些为国捐躯者的需求。履行这些新被认知的职责，成为了联邦权力扩大的重要原因。而联邦权力的扩张，也正是这个在战后被改变了的国家的特征。国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顾活人与关注死者为目的的内战补助金制度的出现，所涉及的工程规模之大，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死亡 ——不仅通过保全国家，也通过塑造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 ——缔造了现代美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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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的美国人经常在文章中写到所谓“关于死亡的工作”。它意味着士兵战斗、杀戮与阵亡的义务，也同时令人联想到战斗的后果：屠杀、苦难与破坏。这里“工作”（work）的用法，包含了工作的过程及其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重要联系。战争中的死亡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也需要行为与行为者（agents）。首先，它必须是被强加的；19世纪60年代，数百万士兵便全力以赴置敌人于死地。但是，死亡也通常需要人们的参与和回应，需要人们去体验并应对。死亡，以及明白如何接近并忍受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就是工作。芸芸众生之中，唯有人类会有意识地预见死亡；在死亡面前选择如何表现（为死亡方式忧心忡忡）将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努力应对死亡的需要，是人性独特的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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