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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真正的捍卫者”。根据詹姆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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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死亡，都包含着19世纪基督教的言辞与话语所描述的“剧变”，亦即从今生到死后命运的转变。死后世界的存在与性质问题，是信教者与不信教者都关注的古老话题。对那些焦虑于自己死亡的士兵以及揣测亡者命运的亲属而言，这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便精神与灵魂真的不朽，有关肉体的问题仍令人烦恼。对于那些目睹了这场战争使人身首异处、面目全非的美国人来说，肉体会在“最后审判”那天复活与归位的传统观念愈益令人难以置信。去过战地医院的人，几乎总会惊恐地谈论军医手术台旁成堆的四肢 ——这些四肢被医生从它们曾经归属的身体上切割下来，已不再是人们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变成了令人作呕的物体。人们似乎无法确认这些胳膊与腿的主人，也无法将它们复原，就像那数万身体与姓名相分离的失踪者一样。肉体与寄居其中的人类自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同那些伤者一样被彻底粉碎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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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重要方面，尸体都是衡量战争成就与影响的标准。确实，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尸体随处可见。指挥官们将己方伤亡人数同敌方的进行对比，以此作为评定军事胜利或失败的依据。士兵们努力寻找词汇来描述那遍布战场的血肉模糊的死尸；亲人们苦苦思索着报纸上伤者名单的含义：“轻伤，在肩上”，“重伤，在腹股沟”，“致命伤，在胸部”。他们照顾着垂危者，然后埋葬他们的遗骸。来自前线的信件与报告指出，受伤和死亡的血淋淋的事实几乎无法避免。通过摄影这一新技术，平民得以第一次直面战场上死亡的现实。在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的百老汇摄影室，当看到它所展出的极其逼真的安蒂特姆战役死者照片时，人们震惊得目瞪口呆。就算布雷迪“没有将尸体带来，并放在我们的庭院里和马路上，那么他也是做了和这非常相似的事”，《纽约时报》评论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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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尸体广泛关注，大量描绘了它们的毁灭与形变。这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问题：它们与那个曾寄居其中的人，究竟有何联系？在战斗结束后，幸存者通常会像处理牲畜尸体一样，用铁锹将死尸铲入沟中 ——“一堆一堆，就像死鸡一样”，一位评论者这样形容。他们以自己的冷漠，践踏着生者与死者的人性。内战的死亡使人与动物的界线濒于消亡，就像人与动物界限消失之观念也同时侵蚀着19世纪科学信条那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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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使美国人面对着一个巨大的任务。这一任务同保全还是分裂国家，结束还是保留奴隶制，或获得军事斗争胜利（也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内战时期那一代人的要求）有着极大不同。北方和南方的美国人，都将被迫面对并抵抗战争对他们所持有的关于生命应如何终结之观念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他们那关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最基本预设提出了挑战。士兵与平民面对着恐惧 ——这种恐惧强迫他们去质问自己的应对能力、对这场战争的献身，甚至是对一个正义的上帝之信仰；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努力保存着自己最珍视的信仰，并使它们在一个被战争急剧改变了的世界中继续发挥作用。美国人不得不确定（找出、发明、创造）处理超过50万死难者的方式与机制：他们的死亡、遗骸与失去。他们完成这一任务的方式重塑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与死亡，同时也重塑了他们的国家与文化。关于死亡的工作，是内战时期的美国最基本，也是最艰巨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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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9月，安蒂特姆的南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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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一章 死亡：“献出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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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使杀戮不再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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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狄金森，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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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料到内战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南方分裂主义者认为，北方人永远不会动员起来阻止国家分裂，或者说北方人不过是会做一些短暂且无力的抵抗。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切斯纳特（James Chesnut）大胆地承诺，他会喝干因南部邦联宣布独立而流的所有鲜血。[1]当军事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时，北方人和南方人都希望这场冲突会是很短暂的。在1861年的夏天，北方发动了第一次布尔河战役（First Battle of Bull Run），并希望这是一场能平息南方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而南部邦联则认为，北方在遭遇了最初几次挫败后将很快放弃努力。双方都未能想象到这场冲突的规模之巨大与持续时间之漫长，也没能想象到那象征着这场战争可怕代价的死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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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人料及且史无前例的损失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便是这场冲突本身的规模。如一位南卡罗来纳州人于1863年所言：“世界上从来没发生过这样一场战争。”在1861到1865年之间，大约有210万北方人与88万南方人拿起了武器。在南方，四分之三到了服兵役年龄的白人男子都成为了士兵。要知道，在美国革命期间，军队的人数从未超过3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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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技术的革新，也为这些规模庞大的军队配备了射程更远的新式武器——前膛来复枪，并且在战争后期为一些部队提供了火力极大增强的武器——后装来复枪，甚至是连发来复枪。南方与北方的铁路修建与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使军队再供给与再部署都变得更为容易，也使战争与杀戮变得更加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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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战斗极其恐怖，士兵们却更加害怕死于疾病。一位艾奥瓦士兵说，疾病带来的死亡，“与战死沙场一样恐怖，但却没有战死沙场所带来的荣耀”。内战中因疾病而死的士兵数量，是死于战伤者的两倍。联邦军医总监威廉·A.哈蒙德（William A.Hammond）后来说道，这场战争爆发于“医学中世纪之末期”。在那时，无论是细菌理论还是抗菌术的性质与必要性，人们都尚未理解。一场传染病的浪潮——麻疹、腮腺炎与天花——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席卷了志愿兵部队，然后便让位于那些难以控制的营地疾病：腹泻与痢疾，伤寒和疟疾。在战争中的每一年，几乎都有四分之三的士兵饱受腹泻之苦；截至1865年，腹泻与痢疾的发病率高达99.5%。供水受营地厕所污染，成为了这两种疾病以及伤寒症产生的关键原因。1862年的一则关于一个十分典型的联邦露营地的描述指出：“营地水槽位于营帐与河水之间。它每周会有两次被覆盖上新鲜的泥土……然而，士兵们一般都是在这附近大小便。”乙醚和氯仿的使用使战地手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而且更加可靠。然而由于缺乏抗菌知识，医生们常常因使用不洁的医疗器械与包扎用品而导致士兵感染。在1862年佩里维尔战役之后，水是如此短缺，以至于那些几乎昼夜不停地做着截肢手术的外科大夫，两天都不能洗手。坏疽病是如此普遍，以致大部分战地医院都有为患此病者准备的特殊病房或帐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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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士兵出生入死，且死法各异。人们原本期望这场战争很快结束，但它却持续了四年，并触及了几乎每一位美国人的生活。一场英雄主义的、荣耀的军事冒险，却演变成一次经历痛苦、损失惨重的战争。当平民成为了士兵时，当他们思索着战争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切实的死亡可能性。他们需要甘愿献身，并且为之做好准备。当他们奔赴前线时，他们便诉诸他们的文化资源、男子汉气概、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宗教信仰，准备好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是关于死亡的最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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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州骑兵第1团C连的米尔顿·沃伦在一家监狱医肯塔基州骑兵第1团C连的米尔顿·沃伦在一家监狱医院。“正死于坏疽”。水彩画，爱德华·斯托奇绘。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所属国家健康与医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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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南部邦联一位牧师提醒他所服务的部队：“士兵，你的本分便是牺牲。”[4]在内战中的美国，士兵们在奔赴战场时谈论着光荣与征服，谈论着拯救或缔造一个国家，谈论着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士兵对自己职责的理解之核心，却是牺牲的观念。E.G.阿博特曾这样解释自己参加联邦军队的动机：“我参加战争，以献出我的生命。”[5]而这种动机在那时并不鲜见。正如一位南部邦联士兵祈祷时所言：“我的第一个愿望不应是我能逃离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将会帮助正义事业取得胜利。”[6]所谓为国家、上帝与战友尽义务的华丽辞藻，将这场毁灭性战争的暴力美化为履行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重要义务的工具，从而使之合理化：士兵们是在为上帝与国家尽忠。“我参加战斗并不是去谋杀。是的！而且……我们敬爱的主知道这一点，并且他也会支持我”，密歇根州的约翰·威瑟尔特写道。与此同时，他也描述了当他调查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时，“我的毛发”是如何“耸然”的。[7]士兵们关注于死亡而非杀戮，这使他们减轻了自己屠杀他人的重责。当人们在周围亡者脸上看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也开始挣扎着面对自己毁灭的可能与意义。在士兵情感与道德世界的构造中，死亡所占据的位置显然要比杀戮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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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内战士兵为死亡所作的准备要比为杀戮所作的更为充分，因为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教给了他们许多关于生命该如何结束的课程。但是这些教条必须要适应内战急剧变化的环境。“善终”（Good Death）是19世纪中期美国的核心观念，而它也一直是基督徒实践的核心。死亡是门艺术，而“死亡之艺术”（ars moriendi）的传统，至少自15世纪始，便一直为垂死者以及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了行动准则：如何“欣然且甘愿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如何面对不信仰、绝望、焦躁与留恋世俗事物这些魔鬼的诱惑；如何仿效基督的死法死去；如何祈祷。随着民族文字印刷实践的扩展，关于“死亡之艺术”的文本大量涌现。到了1651年，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的《圣洁的死亡之规则与实践》（The Rule and Exercise of Holy Dying）一书在伦敦的出版，更是将其推向高潮。他对原本为天主教观念的“死亡之艺术”的修正，被证明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上的成就；他在新教内牢固确立了这一题材，因而也是一个思想上的胜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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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泰勒的书已被奉为经典。早期文献的重印与那时人们对“善终”的思考，使“死亡之艺术”的传统得到了传播。这些更现代的诠释常常出现在新的语境与体裁中：在关注这一较大话题的某个方面的布道之中；在美国主日学校联盟散发给全国青年人的小册子之中；在将医学的新观点同善终的传统宗教习俗结合起来的大众健康书籍之中；在描绘有典范死法的流行文学中——如狄更斯笔下的小耐尔、萨克雷笔下的纽克姆上校以及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笔下的伊娃。对“善终”的描绘如此众多且丰富多彩，以致它影响了19世纪中叶的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并成为内战时期歌曲、小说以及诗歌的主题。到了19世纪60年代，“善终”的许多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已同其明确的神学源头分离开，它们已成为北方与南方体面的中产阶级行为与期望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的产物或象征。关于死亡方式的预设仍是天主教与新教信仰的核心，但这些预设已超越了正式宗教，成为了全体国民所持有的、关于生命意义及其合适终结的更宏观的信仰体系之一部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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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终”是几乎全部美国人都很关心的事，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宗教背景。同19世纪60年代的普通美国人一样，绝大多数内战士兵都是新教徒，新教的预设因而主导了关于死亡的讨论。但战时联合与团结的需要，却使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合作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种相互影响与合作不仅使新教各派联合了起来，也很大程度地联合了天主教徒与犹太教徒。战争促进了新教泛基督教主义的发展，而这种思想则推动了跨教派联合出版团体、共同福音主义集会以及共同慈善活动的出现。例如，美国人在内战期间成立了基督教委员会，数千志愿者得以通过该组织既在身体上也在精神上照料联邦士兵。但是，内战泛基督教主义超越了新教范围。联邦与南部邦联军队的天主教神父，都谈论着不同宗教背景的神职人员与士兵之间的有效合作。在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中，威廉·科尔比神父（William Corby）在联邦部队进军葛底斯堡前为一个旅举办了集体赦罪仪式。“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科尔比写道，“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虔诚，希望在这场决定命运的危机中能得到神所赐予的一切恩典。”这位随军牧师慷慨地补充道：“集体赦罪是针对所有人的……不光是我们旅，还有北方和南方一切有资格接受它，以及一切即将接受审判的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