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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内战军队中人数比例还不到千分之三的犹太教士兵，也加入到了这场普遍的宗教虔诚之中。宾夕法尼亚州某团的犹太教牧师迈克尔·艾伦，为其士兵举办了不分教派的周日礼拜。他的布道涉及许多话题，包括如何为死亡作适当准备等。虽然我们今天倾向于臆断，犹太教与基督教在死亡观上——尤其是死后世界观上——存在尖锐对立，但这些差异对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来说却显得远没有那么突出。内战时期的犹太人延续了至少回溯至迈蒙尼德时代的传统。一封悼唁信所谓的即将到来的“更加美好的生活”，是他们与基督徒共同期盼的。费城的丽贝卡·格拉茨安慰小姑子说，她那在威尔逊克里克战役中阵亡的儿子，与她儿子那近乎发狂的父亲“将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聚”。内战的死亡便这样缩小了神学上与教派间的分歧。共同的战争危难，让各教各派共同努力，使每位丧亲者都确信自己的亡人已经“善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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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与南方的美国人都认为死亡的重要性是至高无上的。在南部邦联，一本由长老会分发给士兵的小册子提醒道：“在我们的历史中，死亡将不会被视作一个普通事件。它不同于一个生命的诞生、一段婚姻、一次痛苦的事故与一场历久未愈的病痛。”它拥有“人们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死亡的重要意义源自它绝对且独特的永恒性。“死亡凝固了我们的状态。（在世界上）一切都变动不居，然而我们在坟墓中的状态却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死亡的一瞬瞥见他的未来。“你在死时的模样，将会在永恒的世界末日中复原。你撒手人寰时所带走的品质特征，也将会在你复生时于你身上重现。”一个人的死亡方式是他既往生命的缩影，也预示了他永恒生命的品质。因此，“死亡时刻”（hors mori）必须被人们见证、细察、解释与叙述；而不必说，每个希望得到救赎的罪人，都应为这一时刻认真准备。然而，一些士兵在战乱中惨遭杀戮，他们的死异常突然且几乎无人关注；另一些伤病员身份无人知晓，他们的死亡无人注意。这一切都使“死亡时刻”的慰藉无法存在。内战的战场与医院本可为关于如何死亡的范本提供材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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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与他们的亲人以种种方式努力减轻现实的这般残酷，努力在混乱之中构建“善终”，努力替代失去的生活元素或补偿未实现的期盼。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不仅影响着数以千计垂死士兵的最后一刻，也影响着幸存者的态度与人生观——在余生中，这些幸存者将一直同这些经历的影响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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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许多内战时期的美国人而言，死亡最令人痛苦的一面，是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客死他乡。1865年，一群南部邦联战俘在悼念一位死去战友的决议中写道：“我们……悲痛于他会死……于一片远离故土和朋友的敌方土地。”大多数士兵都会拥有这名佐治亚州人的愿望。在死于弗吉尼亚州之后，这位佐治亚州人的兄弟悲怆地写道：“他总是希望……能死在家乡。”家中场景是维多利亚时代死亡传统的核心；医院住的是贫困者而非有身份的市民。迟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仍只有不足15%的美国人不在家中逝去。但四年内战却颠覆了这些传统与期望，成千上万的士兵是由陌生人，甚至是敌人陪同死去的。如南卡罗来纳州一名妇女在1863年所言，同一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亲人”离别，这“更加令人痛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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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士兵体验到了与家人的隔离之感，而这种隔离感在自由的白人中间却是少有的。此外，军队还将男人同女人隔离开来——在19世纪，是女性承担了照顾生者与料理死者的重大责任。如一位医院志愿者在谈论波托马克军团时所言：“我想，在这十万人之中，以前在家里从未受过母亲、姐妹或是妻子照顾的，不足一万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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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死亡之艺术”的传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操办那些关键仪式的人正是亲属。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生活理想，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关于死亡的适当家庭背景的预设。一个人去世时，他的家人应围绕在灵床周围。亲属当然会非常关心他们那即将逝去的亲人的舒适与需求，但这也最终只是次要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需要见证死亡，以评定这位垂死者灵魂的状态，因为这些关键的生命最后关头将会成为其精神状态的缩影。临终者并不是在丧失他们本质的自我，而是在更加永恒地定义它们。亲属会通过对灵床的观察，来评估这个家庭在天堂中重逢的可能性。如果缺少了这最后一章，如果缺少了定义一生的临终遗言，生命的叙述则只能是不完整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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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之艺术”传统中，临终遗言一直占据着突出地位。到了18世纪，“临终遗言”已具有了明显的世俗重要意义，而直至今天它们的重要性依然如故：在作为证据时，它不受在举证时排除传闻证据的法律规则限制。人们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这既是因为人们认为一位垂死者不会再有说谎的世俗动机，也是因为那些即将见到上帝的人在死时也不愿意作假见证。正如南部和北部的布道者对他们的会众所提醒的：“灵床是内心的察觉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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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遗言也为它所总结的人生叙述赋予了意义，并为聚集在灵床周围的人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教导。这种教导使亡者能够在幸存者的生活中继续存在。临终遗言所传递的教诲充当了不绝于耳的劝勉，以及生者和死者之间持久的纽带。对19世纪许多留在家中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儿子、父亲、丈夫和兄弟的临终遗言无人记录甚至无人倾听；被剥夺这些教导，进而被剥夺这种与逝者之间的纽带，这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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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人便试图用某种方式应对战场中的死亡，以减轻骨肉分离之苦并替代传统的、形式化的灵床仪式。士兵、随军牧师、战地护士和医生，同心协力为垂死士兵及其亲属尽量提供传统“善终”所需的要素，努力使人们及其亲人相信那些逝者走得很好——即便这是在战乱之中。和肉体上的创伤一样，精神上的创伤也需要有力的安抚。阵亡既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有关，也同那些身处家中的人有关。“死亡之艺术”传统将平民定义为战争伤亡的相关者，并将士兵同后方的人联系了起来。前方与后方共同努力确保士兵们不会孤独死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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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努力为自己寻找替代品或代理人，以代替那些本该在家中围绕着自己灵床的亲人。对战后战场的描述常常提及在士兵遗体旁发现的照片。正如布雷迪在纽约所展示的安蒂特姆战役死难者那样，照相这种新技术能够将战场上的场景带到后方，然而照片却更经常地将家中的景象带到战场上。人们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发现，一名北方阵亡士兵“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摄有三个孩子的玻璃干板照片。他的身份最终被成功确认，这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报刊文章、诗歌与歌曲都纷纷纪念这位忠诚的父亲——在死时，他的双眼与内心都集中在他那8岁的富兰克林、6岁的爱丽丝与4岁的弗雷德里克身上。但阿莫斯·休米斯顿却远不是唯一一位紧握照片而死去的人。因为真实的亲人不在身边，许多垂死者都会从口袋或背包中取出照片，用最后时刻同这些不在场的亲人肖像进行交流。“我常常想，”威廉·史迪威给他在佐治亚州的妻子莫莉写道，“如果我一定要死在战场上，那么要是某位善良的朋友能将我的《圣经》枕于我的头下，并将你那金鬈发的相片放在我的胸膛，那就足够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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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医院中，护士们经常协力为神情恍惚的士兵寻找替代亲人，使他们以为自己的母亲、妻子或姐妹正站在身边。内战结束后，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说。在这一演说中，她描述了当一位垂危的年轻人错将她认作自己姐姐玛丽时，她所经历的一段良心危机。巴顿无法让自己真的喊他“弟弟”，但却亲吻了他的前额。正如她所解释的那样，“这一举动说了嘴唇所拒绝说的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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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克拉拉·巴顿熟悉一些内战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这些歌曲极为精确地刻画了她所处的情形。在一首歌里，一名垂危士兵请求护士“在我死前做我的母亲”，甚至护士自己的诗句也描写了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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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休米斯顿死时手中握着他三阿莫斯·休米斯顿死时手中握着他三个孩子的玻璃干版相片。“葛底斯堡的一个事件”。《弗兰克·莱斯利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年1月2日。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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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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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扮作一个亲爱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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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陌生的、亲爱的弟弟，我们为你挽歌，为你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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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传唱甚广，以致它得到了一个以《答复：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ANSWER TO: Let Me Kiss for His Mother”）之名公开发表的回应。这首歌曲以家人的口吻，表达了对那些照顾伤者的女性的感激；与此同时，它也试图使妻子们与母亲们确信，她们的亲人死得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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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那对吻你的双唇，你躺在灵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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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在异乡，也虽为异客祝福仍在你额头上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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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我亲爱的人！呵，我们的亡人！纵死于遥远的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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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有两片吻你的善良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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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你长眠的棺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