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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人便试图用某种方式应对战场中的死亡，以减轻骨肉分离之苦并替代传统的、形式化的灵床仪式。士兵、随军牧师、战地护士和医生，同心协力为垂死士兵及其亲属尽量提供传统“善终”所需的要素，努力使人们及其亲人相信那些逝者走得很好——即便这是在战乱之中。和肉体上的创伤一样，精神上的创伤也需要有力的安抚。阵亡既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有关，也同那些身处家中的人有关。“死亡之艺术”传统将平民定义为战争伤亡的相关者，并将士兵同后方的人联系了起来。前方与后方共同努力确保士兵们不会孤独死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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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努力为自己寻找替代品或代理人，以代替那些本该在家中围绕着自己灵床的亲人。对战后战场的描述常常提及在士兵遗体旁发现的照片。正如布雷迪在纽约所展示的安蒂特姆战役死难者那样，照相这种新技术能够将战场上的场景带到后方，然而照片却更经常地将家中的景象带到战场上。人们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发现，一名北方阵亡士兵“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摄有三个孩子的玻璃干板照片。他的身份最终被成功确认，这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报刊文章、诗歌与歌曲都纷纷纪念这位忠诚的父亲——在死时，他的双眼与内心都集中在他那8岁的富兰克林、6岁的爱丽丝与4岁的弗雷德里克身上。但阿莫斯·休米斯顿却远不是唯一一位紧握照片而死去的人。因为真实的亲人不在身边，许多垂死者都会从口袋或背包中取出照片，用最后时刻同这些不在场的亲人肖像进行交流。“我常常想，”威廉·史迪威给他在佐治亚州的妻子莫莉写道，“如果我一定要死在战场上，那么要是某位善良的朋友能将我的《圣经》枕于我的头下，并将你那金鬈发的相片放在我的胸膛，那就足够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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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医院中，护士们经常协力为神情恍惚的士兵寻找替代亲人，使他们以为自己的母亲、妻子或姐妹正站在身边。内战结束后，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说。在这一演说中，她描述了当一位垂危的年轻人错将她认作自己姐姐玛丽时，她所经历的一段良心危机。巴顿无法让自己真的喊他“弟弟”，但却亲吻了他的前额。正如她所解释的那样，“这一举动说了嘴唇所拒绝说的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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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克拉拉·巴顿熟悉一些内战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这些歌曲极为精确地刻画了她所处的情形。在一首歌里，一名垂危士兵请求护士“在我死前做我的母亲”，甚至护士自己的诗句也描写了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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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休米斯顿死时手中握着他三阿莫斯·休米斯顿死时手中握着他三个孩子的玻璃干版相片。“葛底斯堡的一个事件”。《弗兰克·莱斯利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年1月2日。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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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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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扮作一个亲爱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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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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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陌生的、亲爱的弟弟，我们为你挽歌，为你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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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传唱甚广，以致它得到了一个以《答复：让我代他的母亲吻他》（“ANSWER TO: Let Me Kiss for His Mother”）之名公开发表的回应。这首歌曲以家人的口吻，表达了对那些照顾伤者的女性的感激；与此同时，它也试图使妻子们与母亲们确信，她们的亲人死得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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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那对吻你的双唇，你躺在灵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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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在异乡，也虽为异客祝福仍在你额头上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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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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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我亲爱的人！呵，我们的亡人！纵死于遥远的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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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都有两片吻你的善良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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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你长眠的棺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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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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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你抚平睡枕，有人为你合上双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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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歌与它的“答复”象征着一种思想交流，象征着一场在士兵与平民、男人与女人之间展开的全国范围的对话——此时此刻，他们正同心协力在兵燹之中重建“善终”，正努力维护那作为“死亡之艺术”特征的亡者与亲人之间的传统纽带。亲人们希望这一重要的人类纽带能有一个合适的世俗结局；然而，无法见证兄弟、丈夫或孩子的生命最后时刻，却让他们的这一愿望灰飞烟灭。一位父亲到达了儿子的所在地，却发现他的儿子因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负伤，已于数小时前去世。他动情地写下了自己的失望，并描述了关于儿子的生命本应如何结束的想象。“如果我能够赶到我们孩子的身边，给他说些爱他和鼓励他的话，握住他可爱的手，并感受他最后的呼吸——可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虽然没能在儿子临终时为他送行，但这位家长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他已获知了儿子的确切命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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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期间，南北双方都没有有效或正规的伤亡报告系统，给遇难者亲属写信的重任，因而就落在了遇难者最亲密的伙伴们身上。这封信不仅仅要表达同情、讨论衣物的处置并说明欠薪问题，也要提供在和平年代传统送终场景中家属可能会找寻的那种信息。这些信便是悼唁信——旨在提供它们大多数都具有的、“死亡之艺术”的叙述所暗含的慰藉。“善终”消息构成了最好的慰藉，因为它展示了那永恒生命的令人欣慰的前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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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士兵试图建立正规的方式，来确保死亡的事实与细节都能被传达给死者家人。1862年，印第安纳州第39团的威廉森·D.沃德与他所在连的几位战友约定，他们将为彼此提供这种保证。“我们互相承诺”，“如果某一个人受伤了，我们将帮助他离开战场；而如果他阵亡了，则告知其家属他死亡时的情形。”在特拉华要塞的联邦监狱中，被俘的南部邦联军官成立了一个具有相似目的的基督教协会。该组织议事录所记载的1865年1月6日的决议确立了它的“职责”，亦即“确认在监狱中死去的每位邦联军官的姓名以及他被照料的情况，并将之传达给他最亲近的朋友或亲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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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没有这种正式的决议，士兵们也履行着这种义务。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W.J.奥丹尼尔告知了萨拉·托伦斯她丈夫利奥尼达斯的死讯。他解释说，他们俩“肩并肩地走向战场”，并互相承诺，“一旦一个人受伤了，另一个人则全力相助”。这封信代表了那个义务的最终完成。在战争的最末期，阿曼达·菲茨帕特里克的丈夫在里士满的一家医院去世。在那之后，威廉·菲尔茨给她写了封信，为她讲述了她丈夫是如何度过最后几个小时的：“因为你可能完全没有听说你丈夫的死讯，也因为我是他死亡的见证者，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你写信，虽然对你而言我只是个陌生人。”在I.B.卡登黑德阵亡两周后，他妻子的信寄到了军营。责任感也同样促使亚拉巴马州的I.G.帕滕对这封信进行回复，报告这个“糟糕的消息”（Aufaul knuse）。另一名南部邦联的士兵为以下事情感到非常自责：在1863年的一次战斗之后，他未能停下来为一名敌军士兵记录临终遗言，并将之传达给他的家人。回想起来，对这位年轻的叛乱者来说，这似乎远比未能为口渴者提供水喝要失败得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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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与南方极其相似的是，悼唁信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体裁。而“死亡之艺术”的预设与内战“特殊环境与需求”的结合，则是这种体裁的滥觞。这些信试图使那些不在现场的亲人以虚拟的方式见证他们无法亲历的死亡时刻，试图将家庭同战场连接起来，试图修补战争给“善终”带来的裂痕。在营地医院，护士与医生常常承担起这一责任。他们给丧失亲人者写信，不仅仔细说明逝者所患疾病与所受战伤，也详细描述他们的最后时刻与临终遗言。有些医院工作人员甚至在死亡的艺术中扮演起了指导者的角色。他们引导病人作最后陈述，并通过向他们展示“善终”的例子来给他们以启发。在杰里·路德于1862年负伤后，一位大夫敦促他给母亲留下最后的讯息。另一位士兵则被医生要求说出将被送到家中的临终遗言，但这名士兵却请求医生替他编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好吧，假设你也快死了，你想写什么，就把这些写下来寄给他们吧。”这位垂死士兵显然已将这名医生当作“死亡之艺术”的专家，而不仅是医学上的专家。“死亡之艺术”的仪式，医生肯定比他更了解。战争不仅鼓励人们实践“死亡之艺术”传统，也使这一传统得到了传播。北方和南方军队的神职人员，都将这种引导视作在对士兵进行精神监护时对他们所担负的或许是最为重要的责任；天主教神父威廉·科尔比这样形容这一职责：“帮助他们……善终，这是一个悲伤的慰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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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士兵们会尝试越过中间人直接告知亲人自己的死讯。许多人身上都带着阵亡后将被转给亲人的信。美国有色人种步兵第43团的约翰·布罗克中士描述了人们在彼得斯堡旁等待战斗时相互道别的场景。他写道：“一位来自缅因州的下士递给我他的钱与手表，与此同时他也交给了我一封信。他说：‘假如我遭遇不测，请给我的妻子写信。’”[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