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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地接受上帝的旨意——即便它所带来的是死亡——是一个人精神状态的重要标志。但如果为了获得救赎，顺从是必需的话，那么单是顺从就不够了。悼唁信详细描述了亡者圣洁行为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是不在他们身边的家属无法见到的。在密西西比州列兵亨利·博伯死于1862年夏天在里士满附近受到的战伤后，他的堂弟从战地写信给亨利的父母，使他们确信，他们儿子升入天堂的可能性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这位堂弟报告说，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中，亨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事实上亨利从未正式表明对上帝的信仰，但他已不再骂骂咧咧，并开始过一种基督徒式的生活。在I.B.卡登黑德于1864年夏在亚特兰大城外阵亡后，他的中士也同样努力安慰卡登黑德的遗孀。“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有过几次谈话。他告诉我，有一件事他感觉懊悔，那就是在他离家之前，他一直没能加入教会。”在阿萨赫尔·纳什于1862年秋遇难之后，纳什父母给与他同在俄亥俄州第1团服役的侄儿们写信，希望获得关于儿子的不只是死亡还有生活的信息。“我们希望你们能写下你们所知的有关阿萨赫尔的一切消息……他的品德怎么样？”他们害怕，军队是个“让人难以养成好习惯的糟糕地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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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沃尔特·佩里没有经得起营地生活的诱惑。他的弟弟弗兰克报告说，在安蒂特姆战役后，沃尔特在即将死去时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忧虑。弗兰克给在佐治亚州的家人写信时提到，沃尔特起初“说他希望能为在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见上帝做好准备”，但他知道，“他一直是坏而又坏、极其败坏的孩子”。弗兰克赶快让这位濒死者相信，基督已来拯救像他这样的罪人。在生命的最后数小时，沃尔特未能提及任何家人姓名。弗兰克强调说，尽管如此，沃尔特反复地说着“别了，同你们道别了”，以此暗暗地提及他们。弗兰克努力使哥哥的人生与言论符合“善终”模式，并以沃尔特曾表达了“在天堂中与我们所有人相见”的愿望来安慰家人。但这种情况下的希望，却似乎相当渺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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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弗兰克·巴彻勒妻子的哥哥乔治死去。在给妻子的信中，巴彻勒努力把亡者描绘成一位有望得到救赎的人。巴彻勒承认，乔治“没有加入可见的教会”。但巴彻勒褒扬了乔治的“善良”、“他对《圣经》的笃信”以及他对“嫉妒、憎恨与怨恨”这些罪恶的拒斥，以此让妻子对她哥哥的命运充满希望。巴彻勒证实，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乔治是“一个喜欢祈祷的人”，他在死前毫无疑问最终“发现救世主对他的灵魂是多么重要”。“因此”，巴彻勒欣喜地总结道，他的妻子可以确信，她将与哥哥“在伊甸园的绿色田野上”重逢，并以此愿景安慰自己。[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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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亲者努力寻找着亡人将得到救赎的有力证据，同时，他们也期望从垂死的亲人那里得到最后的口信。几乎每封悼唁信都提及了亡者给亲人的临别遗言。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后，桑福德·布兰奇给他在佐治亚的母亲写信，说他哥哥约翰的临终遗言是“关于您的”。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弹后，罗得岛列兵艾尔弗雷德·G.加德纳委托他的中尉告诉他的妻子自己死得很愉快。马萨诸塞州的T.J.斯珀尔念叨着“母亲”一词而终；威利·多尔曼“为他的妈妈留下了他的遗言”。身为人父者常在遗言中劝诫子女完成学业，帮妈妈干活，并进行祈祷。通过这些话，垂死的士兵将那些不在身边的亲人之姓名与灵魂带到了其灵床周围，并将那超越他们生命的祝愿与教导留给幸存的亲人。对于那些家中人而言，关于这些遗言拉近了他们同逝去的亲人的距离。亲人与士兵都不会感到太孤独，因为这些对不在身边的亲人的灵床召唤，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分离。家庭与前线通力协作，共同应对史无前例的内战死亡之现实。[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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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为幸存亲人提供慰藉的努力改变了“死亡之艺术”传统。新的死亡方式要求慰藉的形式与意义也随之改变。当内战悼唁信列举亡者在基督教上的成就之证据，旨在表明他有获得救赎的资格时，其作者也常会加上有关这位士兵的军事表现、爱国主义和男子汉气概的细节。“告诉我的母亲，”一位士兵说，“我曾站在敌人面前为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战斗。”在一名战友死后第二天，T.菲茨休致信这位战友的遗孀，报告了所有常见的信息：她的丈夫顺应了死亡，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并向妻子和孩子们表达了爱意。但菲茨休也补充道，这名士兵“是在保卫国家时死去的，因而死得光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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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士兵的形象将爱国主义职责纳入了宗教义务范畴。但在一些情况下，爱国主义与勇气似乎成为了笃信宗教的证据的替代物。在鲍尔布拉夫（Ball’s Bluff）战役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受伤严重。他想知道，他的宗教怀疑论是否会置他于“通往地狱之路”。他相信：“在临终之床上转变信仰，不过是一种贪生怕死的怯懦之举。”他带着故意渎神的态度声称：“如果我知道我将去哪儿，我就是上帝了。”但他敦促他的医生如果他死了就给他的家里写封信，就说他已恪尽职守。“我非常急切地想让他们知道这点。”[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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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忧虑地承认了，他未能遵循人们所期望的信仰与行为。这实际上肯定了广为流传的基督教叙事的文化力量。一些不信教者希望爱国主义能代替宗教信仰确保永生。一位垂危的南部邦联人问他的朋友：“约翰尼，如果一个孩子为他的国家而死，荣耀将永远属于他，不是吗？”伊利诺伊州第8团戴维·康韦尔的观点可能会令他感到慰藉。“我无法想象，”康韦尔若有所思地说，“一名为国捐躯的士兵只因不认同救赎计划，他的灵魂就被打入地狱。”[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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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韦尔的观点在南北军队中都是普遍的。但对于许多新教牧师来说，这种观点产生于世俗需求而非超验真理，是一种在神学上毫无依据的背离。由跨教派的“福音小册子协会”于弗吉尼亚州出版的《陆军与海军通讯》（Army and Navy Messenger）在1864年警告人们：爱国主义与宗教虔诚是两码事。“不是人的血，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人间一切罪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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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牧师们的反对，对上帝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的界线仍变得模糊了，勇敢地、具有男子汉气概地死去成为了“善终”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一些士兵而言，这几乎可以取代传统意义上为善终铺路的更神圣的职责——维持圣洁的生活。1864年秋，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的儿子普雷斯顿阵亡。汉普顿在那之后收到的一封悼唁信，将这种军人的责任与牺牲同基督徒的责任和牺牲置于了同等地位。威廉·普雷斯顿·约翰斯顿劝汉普顿记住，他儿子的“英雄主义以殉道作为终结”，这应该成为“他余生的安慰”。詹姆斯·康纳给汉普顿的信将基督徒的职责、军人的勇气与男子汉气概视作三个不同的慰藉等级。“我亲爱的将军，我知道，对您最好的安慰，”他写道，“将来自高于世俗层次的源泉。考虑到普雷斯顿在职责与荣誉之路上生活并牺牲，您的悲伤也会有所缓解。尽管他还年轻，但他仍在战争中发挥了男子汉应有的作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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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督教的原则仍然至高无上，勇气与荣誉方面的考虑也能使人的“悲伤有所缓解”。因此，在关于圣洁生活与圣洁死亡的内战观念中，对勇气与荣誉方面的考虑便占据了重要位置。一封1863年从北卡罗来纳州寄出的信，因同传统模式相背离而引人注目。这封告知威廉·K.拉什“你的儿子R.A.拉什已不在人世了”的信，没有提到上帝或宗教，而只是报道了“死亡这个可怕怪兽”的巨大破坏。更为重要的是，它未提及基督徒的神圣行为，而只是提及了唯一一个令人安慰的事情：“但是一个令人感到慰藉的事实是，他死于全力履行保卫家园与祖国的职责。”爱国主义与宗教虔诚合而为一，国家观被赋予了新的宗教内涵，而对信仰的理解则被赋予了新的世俗含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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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终。“逃兵威廉·约翰逊的死刑恶终。“逃兵威廉·约翰逊的死刑”。《哈珀周刊》，186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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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士兵而言，即便对他们是否勇敢地完成了男人的职责，人们都无法确定。指挥官、牧师、护士和朋友竭尽所能将每一个死亡都描述成善终，来为每一位丧亲者提供充满希望的理由。在内战结束后一位记录者说道，照料18岁的戴维·布兰特的天主教慈善修女会（Catholic Sisters of Mercy），“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以尽可能最不令人痛苦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他儿子的死亡情况”。实际上，垂死者的照料者可能不会单单坐等报告“善终”，而努力促成“善终”——鼓励濒死者打起勇气、保持镇静，或像天主教护士与神父常常报道的那样，争取他们对最后时刻进行洗礼的同意。这些观察者正努力应对并减轻他们每天都会面对的屠杀之恐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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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时，一位南部邦联牧师所谓的“珍贵而令人欣慰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南卡罗来纳州诸团的传教士休·麦克利斯指出，“一个不知悔悟的、罪不容赦的罪人之灵床是个非常糟糕的地方，然而我却经常被喊去站在那里”。站在那里，而不是去描述死亡，因为他并不打算将这种令人痛苦的消息传达给幸存者。但是对“恶终”的描写可以充当“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关于痛苦而可怕的死亡的报道提供了有力的警示。南部邦联的路易斯—希波吕忒·加切神父（Father Louis-Hippolyte Gache）发现，共济会会员因顽固地拒绝信仰而尤其可能恶终。加切描述了这样一个人，他在他“最后的剧痛”中还在诅咒加切与教会，因此给他的亲人留下了“双重的丧亲之痛”：他们“为其肉体的消亡而哀悼，也以更大的悲伤为其精神的死亡而哀悼”。[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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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恶终”的最普遍的说明，或许出现于对处决士兵的叙述之中。这种叙述不仅见诸报端与宗教刊物，而且出现于几乎每一名幸存士兵的日记中，以及每一部厚重的士兵书信集中。作为对逃跑或诸如谋杀与强奸这类犯罪的惩罚，死刑在内战中使用之频繁，在美国冲突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些死刑通常是在集合的部队前举行的仪式，旨在令士兵印象深刻并达到明确的惩戒目的。据《查尔斯顿信使报》（Charleston Mercury）描述，当一队士兵以正方形的三边列队观看对10名逃跑者的死刑时，他们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情绪”。那些坐在棺材上等待枪决队或跌跌撞撞走上绞刑架台阶的士兵，为那些希望善终而非耻辱死去的人充当了难以忘却的警钟。死刑迫使其目击者直面死亡，迫使他们思考走向生命最后时刻的体面方式。在对逃跑者执行死刑时，这一仪式提供了一个尤其鲜明的对比：在战场上的善终，与那些畏于战斗之恐怖而临阵脱逃者的可耻下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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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所提供的不只是负面例子。被处死者在许多情况下充当了希望的典型，因为牧师努力挽救这些不幸者摆脱“第二次死亡”，并利用他们来传达有说服力的教育信息。平静地顺从天意、最后时刻进行忏悔、在绞刑架下展现善终的要素，有时甚至是敦促其战友“以他过早的死亡为鉴”——这些都提供了关于体面生活与体面死亡的难忘信息，目击者会将这些信息铭记在心。天主教神父威廉·科尔比认为，这些死亡“要比在战斗中的场面更令人紧张。在战场上有阵阵枪炮声、有冲锋、有兴奋感让人鼓起勇气面对那一场合”。正如南部邦联一名列兵在给妻子的信中所言，看到一个人以这种方式死去“糟糕透了”，这种场面既令人恐惧又激起敬畏。1863年一场死刑的目击者所写的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士兵的心声：“我认为我将永不能忘记那个场面。”[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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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死刑有力地说明了为死亡做好准备的必要性。当被定罪的犯人努力以其最后的皈依与忏悔来改变他永久的命运时，他也由此有力说明了做好准备在“善终”中的核心地位。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当然是善终的精髓，但人们常常以更世俗的方式展示自己已为死亡做好了准备。许多广为流传的对“死亡之艺术”的论述，强调了处理个人世俗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在回家休假时为自己安排墓地，那么他显然是在仔细考虑自己的死亡。他努力解决掉世俗的当务之急，以便他的死亡能为他的人生画上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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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士兵通过撰写遗嘱来为危险处境做准备。在“知道了自己命运与死亡的不确定性后”，弗吉尼亚州的列兵爱德华·贝茨便着手处理他那25美元的个人资产。1861年6月，弗吉尼亚州克拉克县的戴维·科在贝里维尔邮局应征入伍时当场立下遗嘱。他要来钢笔、墨水和纸，并请邮局中的顾客做见证人。“在这场南部邦联战争中，我即将离开家乡，我将我所有的财产……留给妻子。”佐治亚州的托马斯·蒙特福特觉得下面这些情景是“令人痛心和伤感的”：人们在战斗前“通过遗嘱处理他们的财产，来为最坏的结果作准备”，而与此同时军医正在磨快他的器械，士兵们准备好了作绷带用的麻布，还有人将沙子洒在火炮掩体周围——“不是为了保持健康或清洁，而是去吸干人血”。在其所属小分队等待联邦军队对萨凡纳的普拉斯基堡的进攻时，蒙特福特通过为战友“担任遗嘱见证人”打磨时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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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准备遗嘱常常是有钱人的事，但许多不太富裕的士兵，也设法详细说明他们财产的分配，或许是在试图对他们不再发挥作用的将来继续实施某种控制。军事医院中的护理人员常引导垂死士兵发表口头声明，以便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的财产。1862年4月，在弗吉尼亚州第53团医院，约翰·爱德华兹的遗愿被希尔先生作为“口述遗嘱”（“Noncuptative Will”）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要求将爱德华兹所拥有的40美元送给他妹妹，因为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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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个人物品常常呈现出“死亡纪念品”（memento mori）的特征，这些遗物保存并代表了亡者的一些精神。在彼得斯堡战役的某个晚上，威斯康星州志愿兵第7团的迈克尔·肖泰尔阵亡。第二天，同团的伯恩斯·纽曼承担起了告知肖泰尔父亲他死讯的“痛苦责任”。他写道：“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些小饰品，顺便寄给您。我觉得您可能会将它们视作珍贵的纪念品。”一本《圣经》、一只手表、一本日记、一绺头发，甚至是一颗杀死儿子或兄弟的子弹，都可用来填补亲人离开后的空白，使只是通过抽象的言语表达的损失，变得可触可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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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努力理解战时损失的亲属来说，报告士兵死亡细节的悼唁信，是“死亡之纪念品”的象征。幸存者改写了这些“善终”的叙述，他们将悼唁信当作一系列出版文体的草稿，来为战争的动荡与破坏赋予意义与目的。例如，在描述最后时刻与临终遗言并评估逝去士兵得到救赎的可能时，讣告常常采用悼唁信的结构与内容，甚至经常直接引用悼唁信。南卡罗来纳州志愿兵第6团的威廉·詹姆斯·狄克逊的讣告写道，狄克逊在刚参军时并不是个信徒，尽管他一直“保持着严格的道德品质”。然而，几场战斗的经历使他对“上帝对他的仁慈保护”印象深刻。因此，他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阵亡前，“下决心要过上一个新生活”。《南卡罗来纳人日报》（Daily South Carolinian）使狄克逊的亲人确信，他们可以安心地“哀悼，而不必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一样”，并可以确信，“他们的损失是他的永恒收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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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令死亡与生存都变得极其恐怖的环境中，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努力为自己与战友构建“善终”。随着战争无情地继续，随着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双方士兵都反映，他们愈发难以相信杀戮是有目的的，也愈发难以相信他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然而，士兵们写向后方报道战友死亡的信件，抵制并重塑了战争的大屠杀。我们可从中看出，“死亡之艺术”的叙述仍然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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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误导丧亲者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历史学者杰伊·温特（Jay Winter）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西线寄出的有意识的欺骗信件所采用的策略。马萨诸塞州第15团的罗兰·鲍恩曾收到一封来信，要求得到他那死于安蒂特姆的战友的“全部死亡细节”。鲍恩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担心它们对你没有好处，当你得到这些事实后你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痛心（震惊）。但如果你不管它是好是坏，仍想得到这些信息，我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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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战中悼唁信的作者们尽了最大努力，使他们所描述的死亡呈现最好的一面，但他们仍然诚实、认真地报道了逝者的信念动摇与行为的不够圣洁。这一点引人注目。内战士兵们似乎自己也极度希望相信自己的叙述，以及这些叙述背后的宗教预设。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件成为了跨越那将前线与后方隔离开来的经历与恐怖之鸿沟的一种方式，仪式化地确认了受到内战环境深刻挑战的家庭死亡观念，并使人们象征性地摆脱了无意义的屠杀，继而回归19世纪中期关于生命意义与目的的令人宽慰的预设。善终之叙述可能充当了战场上的新世界与家中的旧世界之间的生命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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