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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士兵而言，即便对他们是否勇敢地完成了男人的职责，人们都无法确定。指挥官、牧师、护士和朋友竭尽所能将每一个死亡都描述成善终，来为每一位丧亲者提供充满希望的理由。在内战结束后一位记录者说道，照料18岁的戴维·布兰特的天主教慈善修女会（Catholic Sisters of Mercy），“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以尽可能最不令人痛苦的表达方式，讲述了他儿子的死亡情况”。实际上，垂死者的照料者可能不会单单坐等报告“善终”，而努力促成“善终”——鼓励濒死者打起勇气、保持镇静，或像天主教护士与神父常常报道的那样，争取他们对最后时刻进行洗礼的同意。这些观察者正努力应对并减轻他们每天都会面对的屠杀之恐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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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时，一位南部邦联牧师所谓的“珍贵而令人欣慰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南卡罗来纳州诸团的传教士休·麦克利斯指出，“一个不知悔悟的、罪不容赦的罪人之灵床是个非常糟糕的地方，然而我却经常被喊去站在那里”。站在那里，而不是去描述死亡，因为他并不打算将这种令人痛苦的消息传达给幸存者。但是对“恶终”的描写可以充当“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关于痛苦而可怕的死亡的报道提供了有力的警示。南部邦联的路易斯—希波吕忒·加切神父（Father Louis-Hippolyte Gache）发现，共济会会员因顽固地拒绝信仰而尤其可能恶终。加切描述了这样一个人，他在他“最后的剧痛”中还在诅咒加切与教会，因此给他的亲人留下了“双重的丧亲之痛”：他们“为其肉体的消亡而哀悼，也以更大的悲伤为其精神的死亡而哀悼”。[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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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恶终”的最普遍的说明，或许出现于对处决士兵的叙述之中。这种叙述不仅见诸报端与宗教刊物，而且出现于几乎每一名幸存士兵的日记中，以及每一部厚重的士兵书信集中。作为对逃跑或诸如谋杀与强奸这类犯罪的惩罚，死刑在内战中使用之频繁，在美国冲突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些死刑通常是在集合的部队前举行的仪式，旨在令士兵印象深刻并达到明确的惩戒目的。据《查尔斯顿信使报》（Charleston Mercury）描述，当一队士兵以正方形的三边列队观看对10名逃跑者的死刑时，他们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情绪”。那些坐在棺材上等待枪决队或跌跌撞撞走上绞刑架台阶的士兵，为那些希望善终而非耻辱死去的人充当了难以忘却的警钟。死刑迫使其目击者直面死亡，迫使他们思考走向生命最后时刻的体面方式。在对逃跑者执行死刑时，这一仪式提供了一个尤其鲜明的对比：在战场上的善终，与那些畏于战斗之恐怖而临阵脱逃者的可耻下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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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所提供的不只是负面例子。被处死者在许多情况下充当了希望的典型，因为牧师努力挽救这些不幸者摆脱“第二次死亡”，并利用他们来传达有说服力的教育信息。平静地顺从天意、最后时刻进行忏悔、在绞刑架下展现善终的要素，有时甚至是敦促其战友“以他过早的死亡为鉴”——这些都提供了关于体面生活与体面死亡的难忘信息，目击者会将这些信息铭记在心。天主教神父威廉·科尔比认为，这些死亡“要比在战斗中的场面更令人紧张。在战场上有阵阵枪炮声、有冲锋、有兴奋感让人鼓起勇气面对那一场合”。正如南部邦联一名列兵在给妻子的信中所言，看到一个人以这种方式死去“糟糕透了”，这种场面既令人恐惧又激起敬畏。1863年一场死刑的目击者所写的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所有士兵的心声：“我认为我将永不能忘记那个场面。”[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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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死刑有力地说明了为死亡做好准备的必要性。当被定罪的犯人努力以其最后的皈依与忏悔来改变他永久的命运时，他也由此有力说明了做好准备在“善终”中的核心地位。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当然是善终的精髓，但人们常常以更世俗的方式展示自己已为死亡做好了准备。许多广为流传的对“死亡之艺术”的论述，强调了处理个人世俗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在回家休假时为自己安排墓地，那么他显然是在仔细考虑自己的死亡。他努力解决掉世俗的当务之急，以便他的死亡能为他的人生画上圆满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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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士兵通过撰写遗嘱来为危险处境做准备。在“知道了自己命运与死亡的不确定性后”，弗吉尼亚州的列兵爱德华·贝茨便着手处理他那25美元的个人资产。1861年6月，弗吉尼亚州克拉克县的戴维·科在贝里维尔邮局应征入伍时当场立下遗嘱。他要来钢笔、墨水和纸，并请邮局中的顾客做见证人。“在这场南部邦联战争中，我即将离开家乡，我将我所有的财产……留给妻子。”佐治亚州的托马斯·蒙特福特觉得下面这些情景是“令人痛心和伤感的”：人们在战斗前“通过遗嘱处理他们的财产，来为最坏的结果作准备”，而与此同时军医正在磨快他的器械，士兵们准备好了作绷带用的麻布，还有人将沙子洒在火炮掩体周围——“不是为了保持健康或清洁，而是去吸干人血”。在其所属小分队等待联邦军队对萨凡纳的普拉斯基堡的进攻时，蒙特福特通过为战友“担任遗嘱见证人”打磨时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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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准备遗嘱常常是有钱人的事，但许多不太富裕的士兵，也设法详细说明他们财产的分配，或许是在试图对他们不再发挥作用的将来继续实施某种控制。军事医院中的护理人员常引导垂死士兵发表口头声明，以便知道该如何处理他们的财产。1862年4月，在弗吉尼亚州第53团医院，约翰·爱德华兹的遗愿被希尔先生作为“口述遗嘱”（“Noncuptative Will”）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要求将爱德华兹所拥有的40美元送给他妹妹，因为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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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个人物品常常呈现出“死亡纪念品”（memento mori）的特征，这些遗物保存并代表了亡者的一些精神。在彼得斯堡战役的某个晚上，威斯康星州志愿兵第7团的迈克尔·肖泰尔阵亡。第二天，同团的伯恩斯·纽曼承担起了告知肖泰尔父亲他死讯的“痛苦责任”。他写道：“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些小饰品，顺便寄给您。我觉得您可能会将它们视作珍贵的纪念品。”一本《圣经》、一只手表、一本日记、一绺头发，甚至是一颗杀死儿子或兄弟的子弹，都可用来填补亲人离开后的空白，使只是通过抽象的言语表达的损失，变得可触可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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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努力理解战时损失的亲属来说，报告士兵死亡细节的悼唁信，是“死亡之纪念品”的象征。幸存者改写了这些“善终”的叙述，他们将悼唁信当作一系列出版文体的草稿，来为战争的动荡与破坏赋予意义与目的。例如，在描述最后时刻与临终遗言并评估逝去士兵得到救赎的可能时，讣告常常采用悼唁信的结构与内容，甚至经常直接引用悼唁信。南卡罗来纳州志愿兵第6团的威廉·詹姆斯·狄克逊的讣告写道，狄克逊在刚参军时并不是个信徒，尽管他一直“保持着严格的道德品质”。然而，几场战斗的经历使他对“上帝对他的仁慈保护”印象深刻。因此，他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阵亡前，“下决心要过上一个新生活”。《南卡罗来纳人日报》（Daily South Carolinian）使狄克逊的亲人确信，他们可以安心地“哀悼，而不必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一样”，并可以确信，“他们的损失是他的永恒收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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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令死亡与生存都变得极其恐怖的环境中，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努力为自己与战友构建“善终”。随着战争无情地继续，随着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双方士兵都反映，他们愈发难以相信杀戮是有目的的，也愈发难以相信他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然而，士兵们写向后方报道战友死亡的信件，抵制并重塑了战争的大屠杀。我们可从中看出，“死亡之艺术”的叙述仍然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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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误导丧亲者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历史学者杰伊·温特（Jay Winter）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西线寄出的有意识的欺骗信件所采用的策略。马萨诸塞州第15团的罗兰·鲍恩曾收到一封来信，要求得到他那死于安蒂特姆的战友的“全部死亡细节”。鲍恩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担心它们对你没有好处，当你得到这些事实后你会变得比现在更加痛心（震惊）。但如果你不管它是好是坏，仍想得到这些信息，我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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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战中悼唁信的作者们尽了最大努力，使他们所描述的死亡呈现最好的一面，但他们仍然诚实、认真地报道了逝者的信念动摇与行为的不够圣洁。这一点引人注目。内战士兵们似乎自己也极度希望相信自己的叙述，以及这些叙述背后的宗教预设。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信件成为了跨越那将前线与后方隔离开来的经历与恐怖之鸿沟的一种方式，仪式化地确认了受到内战环境深刻挑战的家庭死亡观念，并使人们象征性地摆脱了无意义的屠杀，继而回归19世纪中期关于生命意义与目的的令人宽慰的预设。善终之叙述可能充当了战场上的新世界与家中的旧世界之间的生命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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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现代读者的眼中，为了提供逝去战友从容面对死亡与为救赎做好了准备的证据，那时的人们似乎总是过于努力。但他们表面的努力或许正雄辩地证明了，努力维护那令人安慰的死亡预设以及他们发动战争时所持有的死亡意义，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面对着内战带给社会与他们个人生活的深刻剧变与动荡，南方与北方的美国人都坚守着他们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观念使他们能够从那几乎不可容忍的大屠杀中找出意义。他们的维多利亚时代与基督教文化，给他们提供了缓解这些沉痛的精神创伤的资源。思想与信仰努力减轻、甚至努力战胜战争所造成的肉体灾难。然而死亡却最终仍是不可理解的。它仍然是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所写的“谜”——“死者/是唯一揭开其谜底的人”，而它也必须如此。[58]“善终”的叙述无法阻止战争所需要的杀戮。“善终”的叙述也无法抹去战场上大屠杀那令人难以忘却的场面。这些大屠杀促使士兵质疑那些像动物一样被屠戮的人性，也促使他们去质疑那些造成这种毁灭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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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170627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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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二章 杀戮：“更巨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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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杀戮，（但）……我将会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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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菲勒斯·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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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曾写道，战争最令他兴奋的地方是“它的真实性”——并非将军们的运筹帷幄，也非军队的大型演习，而是“真实的杀戮”。他解释说，他“更感兴趣于一名士兵是以何种方式与何种心理杀掉另一个的，而非军队在奥斯特立茨与伯罗底诺是如何布阵的”。[1]杀戮是战斗最基本的手段与目的。而正如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于1862年所言，在内战中，是杀戮而非死亡，需要“更巨大的勇气”，因为杀戮需要士兵更大程度背离他们对于自己之为人类，以及之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基督徒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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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大多数战斗者看起来都别无二致。用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常被重复的比喻来描述，他们就是兄弟——尽管这仅仅是个形象说法而非事实。当种族差别侵蚀了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时，杀戮就变得更容易了。曝光的诸多针对黑人的暴行便证明了这一点，如1864年臭名昭著的皮洛堡大屠杀。然而在内战期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杀戮都提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在这个方面，内战中的士兵同其他战争中的士兵没什么不同。对古代、拿破仑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福克兰群岛战争的士兵之研究，证实了已退休的美国陆军中校、军事心理学专家与前西点军校教师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的论断：“人不是天生的刽子手。”确实，士兵甚至经常拒绝发射自己的武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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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如人们以不同方式死于不同时间与地点，他们破除杀戒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人类的拒绝杀戮在一个特殊的历史与文化时刻将自己表现出来。如同更为广义的死亡一样，内战中的杀戮也需要作出努力——不仅包括在思想与心理上处理宗教与情感限制，也包括适应这场特殊战争的技术、战术与后勤塑造战斗经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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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士兵要战胜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摩西十诫》第六条。死亡是基督教虔信的标志，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证明的那样，但杀戮却违背了最基本的《圣经》律法。得克萨斯州一名新兵这样解释自己的忧虑：在战场上战斗“也许是世界上最亵渎上帝的事”。无论南北的牧师布道与宗教刊物，都援引并探究关于“正义战争”的传统教义，强调杀戮不仅为上帝所认可，而且是服侍上帝所必需的。“进行正义与防卫性的战争，同基督教的精神与职责毫不冲突”，一本分发给士兵的一再重印的小册子强调。《南部邦联浸礼会教友》（Confederate Baptist）援引了《旧约全书》的许多文本，坚持认为“当合法的战争需要我们杀掉国家的敌人时”，人们便可免受杀戒约束。南方人常常将反侵略自卫当作战争正义性的源泉，他们也同样援引神对圣战之许可的观念——在这样一场圣战中，他们充当着南部邦联的十字军战士。而北方人也同样急切地声称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宣称自己所为之而战的国家代表了“世界最后的最好希望”。一位联邦士兵写信给他“故乡的朋友”说道，“我反对杀戮”；他继续说，但是“当我们遭受攻击之时，当我们的生命被一群与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作对的人置于危险处境之时，我将会战斗”。1862年后，解放黑奴开始逐渐成为战争的明确目标，北方人也越来越多地将奴隶制的罪恶当作动武的正当宗教理由。1864年，由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出版的《基督教记录》（Christian Recorder），发表了题为《战争及其目的》的社论，探究战争与杀戮在何种情况下才是可被接受的。社论的结论是：推翻奴隶制的罪恶之目标使战争变得正义，使杀戮情有可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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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给杀戮提供了通行证，或至少减轻了内心的抵触情绪。但士兵们甚至指挥官们仍为夺取他人性命而内心挣扎不安。联邦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前说，战争与谋杀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他坚信：“没有哪个基督教国家，有正当理由在本可杀戮500人便达到战斗目的的情况下，却去杀戮501人。超过绝对所需数额的每一个遇难者，都是被谋杀致死的。”从他1861年的观点看来，斯科特很可能难以原谅后来在莫尔文山、玛莉高地、科尔德港与葛底斯堡等地无度的屠杀与无尽的伤亡。斯科特联邦总司令职位的继任者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McClellan）和他一样反感杀戮。“当必须牺牲士兵时，他都快要崩溃了”，历史学者T.哈里·威廉斯（T.Harry Williams）说道。乔治·戈登·米德（George Gordon Meade）将军认为，为了确保双方损失最少，北方应该“像一位苦恼的家长被迫伤心地责罚他犯错的孩子”那样进行战争。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米德在葛底斯堡的血腥胜利才会显得骇人听闻；也同样是在这种语境下，格兰特发动的1864年春季攻势才会被抨击为“大屠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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