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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未得到确“身份未得到确认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中士”肖像。杜克大学，善本书、手稿与特殊收藏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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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庆祝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或许是1863 年8月安德烈·卡约（André Cailloux）上尉的新奥尔良葬礼。在许多黑人看来，这场葬礼象征着黑人参加战斗与为国捐躯的意义。《基督教记录者》认为，这件事是“这场叛乱所带来的最不寻常的展示之一”。它展示了黑人的勇气、成就和团结，以及黑人要求在一个重建的美利坚民族中获得公民身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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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在内战前约有11000名自由有色人，卡约便是其中一员。这座城市拥有众多非洲裔克里奥尔人互惠团体。作为一名有文化的工匠和产权人，卡约便是其中一个团体的秘书。在1862年春新奥尔良被联邦军队攻克后，卡约为联邦军队招募了一个连队，亦即路易斯安那州本土卫队（Louisiana Native Guards）。这个卫队建立于新奥尔良自由有色人服兵役的悠久传统之上——包括1815年在帮助安德鲁·杰克逊抗击英国时所起的关键作用。它有着其他非白人部队所没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它的军官可以是来自他们自己社区的黑人。1863年3月27日，卡约在领导他的部队突袭哈德孙港时阵亡，他也因而成为了内战中几位战死的黑人军官中的第一位。尽管安德烈·卡约英勇无畏值得尊敬，但在南部邦联人的眼中，他不仅死有余辜，而且更应当因其武力对抗优等种族的放肆行为而遗臭万年。尽管双方宣布休战，以允许对方运走遗骸和伤员，但南部邦联的狙击手仍严禁联邦军队取回黑人的尸体。卡约的遗体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7月8日哈德孙港投降。在遗体暴露于恶劣天气长达41天之后，人们只是通过他仍戴着的一枚戒指才将他甄别出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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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卡约葬礼，便旨在对这一耻辱做出补偿。有人也许会想，这场葬礼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会被——至少是被北方新闻界——理解为杰克逊那隆重葬礼的对应物。因为就在卡约阵亡数日前，南部邦联的英雄“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也去世了。据报纸报道，在新奥尔良，“庞大的有色人人群”使街道“几乎水泄不通”。慈善团体的送行队伍在埃斯布兰纳德街上绵延超过一英里。士兵与市民团体的队伍伴随着棺椁；棺椁覆盖着美国国旗，由几匹好马拉着的灵车运往圣路易斯公墓。一位曾因支持反奴运动而被路易斯安那州大主教批判且停职的天主教神父主持了葬礼，并“号召所有人像卡约那样，献身于正义、自由与善政之事业。卡约之死，哪怕是最骄傲的人也会欣羡”。自由黑人社区的报纸《联邦》（Union）总结道，安德烈·卡约上尉的牺牲“洗刷了强加于他的种族的耻辱”。他的死亡已毫无疑问成为了北方反奴隶制事业的象征，尤其是黑人废奴主义者的象征。1864年10月，在由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主持的全美黑人大会上，卡约在突袭哈德孙港时所举的旗帜被放在显著位置展示。被塑造为英勇献身的卡约之死，成为了黑人在这个他们努力保全的国家中获取公民身份的有力依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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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看来，人们对死亡与基督徒的牺牲之关注，似乎只不过是同广泛的军事暴行一道延续了黑人遭受迫害这一令人烦恼的传统。在弗吉尼亚州前线，记者乔治·史蒂芬斯迫不及待地告诉《盎格鲁—非洲人周报》（Weekly Anglo-African）的读者：“我们不希望让……（他们）认为我们急于在战场上死掉……或用一位同代人话说就是，‘像迎接新娘一样高兴地去迎接死亡’。”受奴役的苦难已经足够了；现在正义需要其他人成为暴力的目标。要实现平等就要报仇雪恨。在黑人对战争破坏性理论与个人暴力行为理论的理解中，报仇雪恨占据重要地位。[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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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卡约上尉的葬礼”。《哈珀周“已故卡约上尉的葬礼”。《哈珀周刊》，186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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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报刊上刊登的一首有着不同版本的广受欢迎的诗歌，说明了这种通过对等的苦难获取公平的观念。在阵亡后，一位“勇敢的邦联首长”被运回给他的母亲。当看到自己唯一儿子的遗体后，这位母亲“悲痛欲绝”。她那“年迈的奴隶”走上前来，不是给予安慰，而是强调这很公平。她宣布：“夫人，现在我们扯平了。”这位白人母亲曾卖了她的奴隶的全部十个孩子，因此这两个女人如今都没了后代；共同的损失让她们同样形单影只。按照她奴隶的话说，这位女主人现在应该“向正义的复仇者低头”。这场战争是上帝平衡正义收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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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虽然要等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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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罪恶终将遭受报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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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正当报应的观念，也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于战争，以及对战争中黑人作用的看法的核心。作为在北方黑人社会中最杰出的代言人，道格拉斯从自己受奴役的经历出发，相信暴力是维护奴隶制的根本。他曾被殴打，他也曾还击，他也因而逃亡；他对南方白人不加拼命挣扎而放弃他们特有的制度不抱幻想。道格拉斯认为，通过同残暴的白人监工科维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他重新获得了“男子汉的独立”。在道格拉斯看来，奴隶有揭竿而起并杀死主人的绝对权利，他对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同情便是基于这一前提。道格拉斯信奉一种既是工具主义的也包含救赎意义的流血观；暴力不仅有效，而且给人以教益，并能使人获得解放。他写道，战争之残酷“耀眼地说明了”一个基本真理，这一真理便是：“国家和个人一样，昭彰且持久的犯罪都难逃正义的天谴。”但内战的“泪与血”，他相信，“可能会最终将我们带回理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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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士兵投入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胜利果实。他们投入战斗也是因为，在为自己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强大的杀戮动力。黑人已世代遭受奴隶制的残酷迫害，因此他们认为，他们为那将会使他们获得平等地位的自由进行斗争，只是为了平衡暴力的收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他们在为“上帝、种族与国家”——也即为正义、平等与公民身份——而战。但随着战争持续进行，随着黑人部队经历了南部邦联部队愈来愈多的暴行——他们将黑人士兵单独挑出进行特殊的残酷迫害和羞辱，许多黑人士兵感到自己越发有权利复仇，也越发渴望杀戮。他们也知道，如果被抓到，南方人是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的。南方人很可能会射杀他们，抑或将他们送入奴隶制——无论他们是否曾做过奴隶，也无论他们战前是否曾住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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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4月底，被威斯康星州州长派往南方救助伤员的科迪莉亚·哈维（Cordelia Harvey）从密西西比州写信，描述了黑人士兵的愤慨与决心。“自皮洛堡惨案以来，”她解释道，“我们有色部队的将士们正急切等待着政府的行动……我们黑人团的军官宣布，他们将不再带回战俘——在每个黑人眼中，等待叛军的只有死亡。他们沉默但可怕。他们将会战斗……这些黑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她报道说，一个黑人团已绞死了一个芝加哥棉商，因为他胆敢说，在最近一次突袭中，叛军在附近一座种植园屠杀黑人“做得对”。[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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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堡大屠杀的消息激起了北方黑人要求复仇的呼声。士兵们不应停止战斗，“直到他们让叛军口含泥土而死，以补偿我们在皮洛堡被屠杀的每一个弟兄的……每一根头发……不要手下留情；不要抓俘虏……然后，他们就会尊重你的人格”，一名记者给《基督教记录者》写道。但美国有色人种步兵第1团的黑人牧师亨利·M.特纳（Henry M.Turner），却担忧这种“广大白人与有色人都强烈支持、但我却坚决反对”的主张——“杀光我们俘虏的全部叛军”。即便叛军已“有例在先”，这种行为仍是“对文明与……基督教的践踏”。特纳敦促黑人士兵不要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残忍屠杀敌人；他们应在道德上比他们的敌人更崇高。正如另一位黑人牧师所强调的：复仇，属于上帝。[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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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3月，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铿锵有力地重复了黑人所持有的普遍观点——战争杀戮是对奴隶制罪恶的天谴。在演说中，林肯呼吁“不要以恶待人”，并告诫美国人：“我们不要评判人，以免被别人评判。”但他也指出，上帝或许已在内战中做出了裁定——并非指明了谁是胜利者，而是夺取了如此多美国人的生命。内战中的死亡，与其说是基督徒的牺牲，不如说是赎罪。“如果上帝希望战争继续，”林肯在战争结束的一个多月前宣称，“如三千年前的古话所言，直到被鞭子抽打出的每一滴血都由刀剑所杀出的每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仍可以说，‘上帝的判决完全是真实且正义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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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迈女奴的激情，或许能与林肯的雄辩相媲美。她在死亡与杀戮的工作中看到了战斗的基本目的。联邦护士玛丽·利弗莫尔（Mary Livermore）描述了她与一位黑人妇女的战时邂逅。几年前，在一个南方种植园做家庭教师时，她就结识了这位黑人妇女。为了看见“白人……血流成河”，阿姬大妈已经在残酷的迫害中煎熬了数十年。但她一直坚信“快要到了。我总是希望看到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主啊，他遵守了替他子民复仇的诺言，我就知道他会的。我看到他们的尸体暴露荒野，林肯先生的士兵与弗吉尼亚州士兵的尸体都堆叠在一块儿……哦，主啊！他做得太对了，只要你给他足够时间转变自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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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奴隶制度赋予这场战争的杀戮和死亡以特殊意义：这场战争是神与人复仇的时刻，也是黑人摆脱暴力受害者的地位而成为暴力施加者的机会。对于黑人士兵而言，也对于如阿姬大妈一样的黑人平民而言，杀戮是争取自由的工具；它是增强个人力量的举措，也是种族解放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戮，以及作为士兵被准许杀戮，为的是争取一项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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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结束后，当硝烟散尽，狂躁不再；当杀戮暂息，理性重回，士兵们便面对着他们一手制造并从中幸存的浩劫——如一名战士在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后所说，这是“死亡在发挥它最可怕的作用的确凿证据”。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后来写下了内战对联邦将军与后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的持久影响：“一看到这些被他人杀害的死人，他万念俱灰，一去不复返的是他那珍视一生的看法：生命之神圣感与生命之不可摧毁感。”那些被他人杀死的人是问题的关键。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痛心疾首地说道：战争，是“冠冕堂皇的谋杀”。战争的残杀并非自然灾难，而是人为灾难，是人类的选择与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无论南方北方都未曾料到内战所造成的惨重伤亡，也未曾料到那持续令人惊恐的、不断升级的破坏。墨西哥战争曾夺取了大约13000名美国人的生命，其中不足2000人是战死沙场的；1861年8月的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以其900人阵亡、2700人受伤的伤亡总数震惊全国。到了第二年春天的夏洛战役，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新式战争：近24000人伤亡，双方战死各约1700人。夏洛战役的伤亡人数超出了这场战争之前一切主要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然而那个夏天，在弗吉尼亚半岛上的战斗又再次扩大了屠杀。1862年6月，南部邦联人查尔斯·凯里森给他在南卡罗来纳的家人写信说道：“我们过去以为，马纳萨斯战役是件大事儿。然而和我们最近进行的一些战斗比，它简直就是儿戏。”在一年后的葛底斯堡战役中，仅联邦军队就报告了23000例伤亡，其中3000人阵亡；南部邦联伤亡人数根据估算在24000到28000人之间；在一些团中，伤亡人数接近总人数的90%。而到了1864年春，仅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格兰特的伤亡数字便将近50000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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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内战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士兵们试图找出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当他们在战斗的尾声审视战场时，他们俨然换了一个人。一时间，他们解脱了杀戮的职责；而基督教、人性以及保全自己等紧要之务，则取代勇气或职责重新走上前台。现在，他们有时间来看看他们周边的一切。联邦上校卢瑟·布拉德利描述了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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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恐怖之中，战场的恐怖是最糟糕的。然而当你身处其中时，战场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令人恐惧。你全神贯注于战斗，并会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然后说道：“可怜的某某走了。下一个将是我吗？”你的损失与危险不会使你压抑，直到之后当你静静地坐下审视结果，或要与分遣队一同掩埋死者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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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之后”的事宜需要努力，以免——如一名南部邦联士兵在夏洛战役后所担心的——悲哀的景象会“颠覆理性，或误导判断”。在一个阴森夜晚搜寻1863年在肯塔基发生的一场战斗的死伤者之后，亨利·C.泰勒给他在威斯康星州的父母写信说道：“在战斗时我对其毫无感觉，然而午夜的战场却会使人感到战争的存在。我再也不想看到这种景象了。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描写战斗。我的头脑太胀太混乱了，我现在无法理出一丝头绪。”但他可以得出一个明确且具有启迪意义的结论：“告诉迪金斯夫人，不要让她的儿子入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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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们努力理解自己所见景象的同时，他们也努力同那些急切希望得知自己命运的人沟通。他们的确还活着，这是为什么？正如一名印第安纳州士兵1864年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最优秀的战友们”在他身边倒下了，但“我并不比他们强”。在安蒂特姆战役后的第一天，佐治亚州的威廉·史迪威向妻子坦承：“今早我的身体还算健康，但我的内心已经充满迷茫。”士兵们无法解释，便试着用纯粹肉体性的屠杀与痛苦来描述。即便是作为幸存者，他们也无法逃脱那刺激感官的实实在在的死亡之触摸。首先是气味。“漫山遍野的死人与濒死者散发出恶臭”，在里士满附近的七天战役（Seven Days Battles）之后，W.D.拉瑟福德给他的妻子写信说道。在半径达数英里的地区，正在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气味”使得亡者即便已不在视线之内，也仍无法淡出人们的思维。其次是那成千上万的尸体。人成为了腐肉，因为“无法将他们同众多动物区分开”，他们与其说是被杀死的，不如说是被屠宰了。詹姆斯·伍德·戴维森不小心踩到一个亡者的腿，这让他“透过靴子感觉起来像是一块腌猪肉——坚硬而多肉”，然后他便惊恐地向后一跳。士兵们恐惧地看着在腐烂时似乎要改变颜色的尸体，并经常谈论这一变化——在这一种族与肤色有着明确的重要意义的社会与战争之中，这种变化必定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一名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的北方老兵形容道：“死者的脸，一般来说都变黑了。在读到对战场的描述经常提及的‘变黑的死尸’时，我原本想象的是略微变紫，但实际上是变为一种略带蓝色的深黑，这使一具有着黑发的尸体看起来像个黑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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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大屠杀的见证者常常写道，要想从战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又不踩在尸体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铺满了地面”，一名士兵在1862年威廉斯堡战役后写道。在夏洛战役后，格兰特也有同感：“我看到一片旷野……上面布满了死尸，以致想要从任何方向穿过这片开阔地，都只能脚不着地地踩在死人身上。”尤金·布莱克福德以令人恐怖的精确性，描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片两英亩区域内躺着的1350具北方佬尸体；其他人估计，在安蒂特姆或夏洛走上一英里或更长的路程，每一步都得深陷尸体之中。对脚下死者的不敬，以及这种因同令人作呕的死人接触而遭受的玷污，都使人们深恶痛绝。这些不断重复的对战争恐怖的描述，就像现代快照一样，在照片的定格中生动地记录下士兵用言语无法叙述的景象。这幅一再重现的画面，为感官而非理性或智性生动细致地传达了无法言说的信息。[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