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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卡约上尉的葬礼”。《哈珀周“已故卡约上尉的葬礼”。《哈珀周刊》，186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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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报刊上刊登的一首有着不同版本的广受欢迎的诗歌，说明了这种通过对等的苦难获取公平的观念。在阵亡后，一位“勇敢的邦联首长”被运回给他的母亲。当看到自己唯一儿子的遗体后，这位母亲“悲痛欲绝”。她那“年迈的奴隶”走上前来，不是给予安慰，而是强调这很公平。她宣布：“夫人，现在我们扯平了。”这位白人母亲曾卖了她的奴隶的全部十个孩子，因此这两个女人如今都没了后代；共同的损失让她们同样形单影只。按照她奴隶的话说，这位女主人现在应该“向正义的复仇者低头”。这场战争是上帝平衡正义收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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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虽然要等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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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罪恶终将遭受报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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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正当报应的观念，也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于战争，以及对战争中黑人作用的看法的核心。作为在北方黑人社会中最杰出的代言人，道格拉斯从自己受奴役的经历出发，相信暴力是维护奴隶制的根本。他曾被殴打，他也曾还击，他也因而逃亡；他对南方白人不加拼命挣扎而放弃他们特有的制度不抱幻想。道格拉斯认为，通过同残暴的白人监工科维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他重新获得了“男子汉的独立”。在道格拉斯看来，奴隶有揭竿而起并杀死主人的绝对权利，他对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同情便是基于这一前提。道格拉斯信奉一种既是工具主义的也包含救赎意义的流血观；暴力不仅有效，而且给人以教益，并能使人获得解放。他写道，战争之残酷“耀眼地说明了”一个基本真理，这一真理便是：“国家和个人一样，昭彰且持久的犯罪都难逃正义的天谴。”但内战的“泪与血”，他相信，“可能会最终将我们带回理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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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士兵投入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胜利果实。他们投入战斗也是因为，在为自己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强大的杀戮动力。黑人已世代遭受奴隶制的残酷迫害，因此他们认为，他们为那将会使他们获得平等地位的自由进行斗争，只是为了平衡暴力的收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他们在为“上帝、种族与国家”——也即为正义、平等与公民身份——而战。但随着战争持续进行，随着黑人部队经历了南部邦联部队愈来愈多的暴行——他们将黑人士兵单独挑出进行特殊的残酷迫害和羞辱，许多黑人士兵感到自己越发有权利复仇，也越发渴望杀戮。他们也知道，如果被抓到，南方人是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的。南方人很可能会射杀他们，抑或将他们送入奴隶制——无论他们是否曾做过奴隶，也无论他们战前是否曾住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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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4月底，被威斯康星州州长派往南方救助伤员的科迪莉亚·哈维（Cordelia Harvey）从密西西比州写信，描述了黑人士兵的愤慨与决心。“自皮洛堡惨案以来，”她解释道，“我们有色部队的将士们正急切等待着政府的行动……我们黑人团的军官宣布，他们将不再带回战俘——在每个黑人眼中，等待叛军的只有死亡。他们沉默但可怕。他们将会战斗……这些黑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她报道说，一个黑人团已绞死了一个芝加哥棉商，因为他胆敢说，在最近一次突袭中，叛军在附近一座种植园屠杀黑人“做得对”。[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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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洛堡大屠杀的消息激起了北方黑人要求复仇的呼声。士兵们不应停止战斗，“直到他们让叛军口含泥土而死，以补偿我们在皮洛堡被屠杀的每一个弟兄的……每一根头发……不要手下留情；不要抓俘虏……然后，他们就会尊重你的人格”，一名记者给《基督教记录者》写道。但美国有色人种步兵第1团的黑人牧师亨利·M.特纳（Henry M.Turner），却担忧这种“广大白人与有色人都强烈支持、但我却坚决反对”的主张——“杀光我们俘虏的全部叛军”。即便叛军已“有例在先”，这种行为仍是“对文明与……基督教的践踏”。特纳敦促黑人士兵不要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残忍屠杀敌人；他们应在道德上比他们的敌人更崇高。正如另一位黑人牧师所强调的：复仇，属于上帝。[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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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3月，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铿锵有力地重复了黑人所持有的普遍观点——战争杀戮是对奴隶制罪恶的天谴。在演说中，林肯呼吁“不要以恶待人”，并告诫美国人：“我们不要评判人，以免被别人评判。”但他也指出，上帝或许已在内战中做出了裁定——并非指明了谁是胜利者，而是夺取了如此多美国人的生命。内战中的死亡，与其说是基督徒的牺牲，不如说是赎罪。“如果上帝希望战争继续，”林肯在战争结束的一个多月前宣称，“如三千年前的古话所言，直到被鞭子抽打出的每一滴血都由刀剑所杀出的每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仍可以说，‘上帝的判决完全是真实且正义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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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迈女奴的激情，或许能与林肯的雄辩相媲美。她在死亡与杀戮的工作中看到了战斗的基本目的。联邦护士玛丽·利弗莫尔（Mary Livermore）描述了她与一位黑人妇女的战时邂逅。几年前，在一个南方种植园做家庭教师时，她就结识了这位黑人妇女。为了看见“白人……血流成河”，阿姬大妈已经在残酷的迫害中煎熬了数十年。但她一直坚信“快要到了。我总是希望看到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主啊，他遵守了替他子民复仇的诺言，我就知道他会的。我看到他们的尸体暴露荒野，林肯先生的士兵与弗吉尼亚州士兵的尸体都堆叠在一块儿……哦，主啊！他做得太对了，只要你给他足够时间转变自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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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奴隶制度赋予这场战争的杀戮和死亡以特殊意义：这场战争是神与人复仇的时刻，也是黑人摆脱暴力受害者的地位而成为暴力施加者的机会。对于黑人士兵而言，也对于如阿姬大妈一样的黑人平民而言，杀戮是争取自由的工具；它是增强个人力量的举措，也是种族解放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戮，以及作为士兵被准许杀戮，为的是争取一项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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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结束后，当硝烟散尽，狂躁不再；当杀戮暂息，理性重回，士兵们便面对着他们一手制造并从中幸存的浩劫——如一名战士在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后所说，这是“死亡在发挥它最可怕的作用的确凿证据”。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后来写下了内战对联邦将军与后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的持久影响：“一看到这些被他人杀害的死人，他万念俱灰，一去不复返的是他那珍视一生的看法：生命之神圣感与生命之不可摧毁感。”那些被他人杀死的人是问题的关键。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痛心疾首地说道：战争，是“冠冕堂皇的谋杀”。战争的残杀并非自然灾难，而是人为灾难，是人类的选择与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无论南方北方都未曾料到内战所造成的惨重伤亡，也未曾料到那持续令人惊恐的、不断升级的破坏。墨西哥战争曾夺取了大约13000名美国人的生命，其中不足2000人是战死沙场的；1861年8月的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以其900人阵亡、2700人受伤的伤亡总数震惊全国。到了第二年春天的夏洛战役，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新式战争：近24000人伤亡，双方战死各约1700人。夏洛战役的伤亡人数超出了这场战争之前一切主要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然而那个夏天，在弗吉尼亚半岛上的战斗又再次扩大了屠杀。1862年6月，南部邦联人查尔斯·凯里森给他在南卡罗来纳的家人写信说道：“我们过去以为，马纳萨斯战役是件大事儿。然而和我们最近进行的一些战斗比，它简直就是儿戏。”在一年后的葛底斯堡战役中，仅联邦军队就报告了23000例伤亡，其中3000人阵亡；南部邦联伤亡人数根据估算在24000到28000人之间；在一些团中，伤亡人数接近总人数的90%。而到了1864年春，仅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格兰特的伤亡数字便将近50000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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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内战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士兵们试图找出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当他们在战斗的尾声审视战场时，他们俨然换了一个人。一时间，他们解脱了杀戮的职责；而基督教、人性以及保全自己等紧要之务，则取代勇气或职责重新走上前台。现在，他们有时间来看看他们周边的一切。联邦上校卢瑟·布拉德利描述了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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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恐怖之中，战场的恐怖是最糟糕的。然而当你身处其中时，战场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令人恐惧。你全神贯注于战斗，并会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然后说道：“可怜的某某走了。下一个将是我吗？”你的损失与危险不会使你压抑，直到之后当你静静地坐下审视结果，或要与分遣队一同掩埋死者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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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之后”的事宜需要努力，以免——如一名南部邦联士兵在夏洛战役后所担心的——悲哀的景象会“颠覆理性，或误导判断”。在一个阴森夜晚搜寻1863年在肯塔基发生的一场战斗的死伤者之后，亨利·C.泰勒给他在威斯康星州的父母写信说道：“在战斗时我对其毫无感觉，然而午夜的战场却会使人感到战争的存在。我再也不想看到这种景象了。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描写战斗。我的头脑太胀太混乱了，我现在无法理出一丝头绪。”但他可以得出一个明确且具有启迪意义的结论：“告诉迪金斯夫人，不要让她的儿子入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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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们努力理解自己所见景象的同时，他们也努力同那些急切希望得知自己命运的人沟通。他们的确还活着，这是为什么？正如一名印第安纳州士兵1864年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最优秀的战友们”在他身边倒下了，但“我并不比他们强”。在安蒂特姆战役后的第一天，佐治亚州的威廉·史迪威向妻子坦承：“今早我的身体还算健康，但我的内心已经充满迷茫。”士兵们无法解释，便试着用纯粹肉体性的屠杀与痛苦来描述。即便是作为幸存者，他们也无法逃脱那刺激感官的实实在在的死亡之触摸。首先是气味。“漫山遍野的死人与濒死者散发出恶臭”，在里士满附近的七天战役（Seven Days Battles）之后，W.D.拉瑟福德给他的妻子写信说道。在半径达数英里的地区，正在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气味”使得亡者即便已不在视线之内，也仍无法淡出人们的思维。其次是那成千上万的尸体。人成为了腐肉，因为“无法将他们同众多动物区分开”，他们与其说是被杀死的，不如说是被屠宰了。詹姆斯·伍德·戴维森不小心踩到一个亡者的腿，这让他“透过靴子感觉起来像是一块腌猪肉——坚硬而多肉”，然后他便惊恐地向后一跳。士兵们恐惧地看着在腐烂时似乎要改变颜色的尸体，并经常谈论这一变化——在这一种族与肤色有着明确的重要意义的社会与战争之中，这种变化必定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一名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的北方老兵形容道：“死者的脸，一般来说都变黑了。在读到对战场的描述经常提及的‘变黑的死尸’时，我原本想象的是略微变紫，但实际上是变为一种略带蓝色的深黑，这使一具有着黑发的尸体看起来像个黑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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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大屠杀的见证者常常写道，要想从战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又不踩在尸体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铺满了地面”，一名士兵在1862年威廉斯堡战役后写道。在夏洛战役后，格兰特也有同感：“我看到一片旷野……上面布满了死尸，以致想要从任何方向穿过这片开阔地，都只能脚不着地地踩在死人身上。”尤金·布莱克福德以令人恐怖的精确性，描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片两英亩区域内躺着的1350具北方佬尸体；其他人估计，在安蒂特姆或夏洛走上一英里或更长的路程，每一步都得深陷尸体之中。对脚下死者的不敬，以及这种因同令人作呕的死人接触而遭受的玷污，都使人们深恶痛绝。这些不断重复的对战争恐怖的描述，就像现代快照一样，在照片的定格中生动地记录下士兵用言语无法叙述的景象。这幅一再重现的画面，为感官而非理性或智性生动细致地传达了无法言说的信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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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汉们哭了。尽管“石墙”旅的约翰·凯斯勒承认，“士兵哭的时候不好看”，但他知道，“我情不自禁”。纽约州第111团的本杰明·汤普森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断言：“这恐怖的画面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不能长时间忍受这种血腥恐怖的场面。一看到这一景象，我便感觉天旋地转，泪如泉涌，胃里翻江倒海”。弗朗西斯·皮尔斯上校坦承：“这种景象让我完全彻底丧失了男子汉气概。”战争将活人变为死人，使人类沦为动物，把强壮的男子汉变为“像小孩一样哭泣的……男孩”——甚或是变为女人，因为人们觉得，他们本该控制住他们涌动的眼泪。如1862年6月沃尔特·李从前线给他母亲所写的那样：“我认为我已不是两周前的那个我了，至少我已不像从前那样思考问题了，一切事物似乎都跟以前不同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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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士兵成为另一个人的一种方式，是抵制或压抑难以忍受的恐惧。“一名士兵走上他第一个战场与走上第二个战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一份南方报纸评论道。人们常常写到，自己变得“铁石心肠”，变得“麻木不仁”，甚或变得对他人的死亡以及对自己的未来漠不关心。一位在弗吉尼亚州被“可怕的人间悲剧”包围的联邦军医，将这种态度的转变看作一种恩赐，认为它是“神意的智慧恩赐。它使人们可以自己适应任何环境，无论它起初多么令人作呕”。一名老练的士兵可以在死人堆里睡觉或吃饭；“感情的所有表象……抑或寻常的敏感与同情”都烟消云散了。纽约州的艾萨克·哈登以一种调侃般的麻木，或是讽刺般的愤怒的口吻，邀请妻子同自己“在敌人的射击掩体内”共进晚餐。“周围散布的尸体上，有可爱的蛆虫在爬动……我有点儿饿了，我也已经适应了这种美好的景象。”这些话或许会令哈登的妻子感到震惊。联邦上校查尔斯·温赖特回忆说，一名士兵在阵亡时倒在了他身上，“我感觉这同他绊到树桩上摔倒没什么区别；即便他是我的兄弟，我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佛蒙特州列兵威尔伯·菲斯克采用讽刺手法描述了士兵态度的转变：“我们越是习惯于被杀戮，我们便越是喜欢被杀戮。”[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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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表现得漠不关心，好像那些“在他们身边死去的”不是人而是“肉猪”。人类生命的价值急剧减少，活人冒着同死人一样失去人性的危险。士兵们或许发现，将自己视为机器而非人是一种解脱。这样他们便没有了道德标准或责任，而只是他人指令与意愿的工具。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安格斯·沃德尔认为，自己只是“一台为伟大将军制造名声与荣誉的机器”。得克萨斯州的伊莱贾·佩蒂向妻子解释道：“我们没有思考的权利，其他人已被安排来替我们思考了。我们就像自动化机器一样，线绳一拉就得跳起来（或工作）。”在战斗刚刚结束后，处理死者的平民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在半岛战役（Peninsula Campaign）期间，凯瑟琳·沃姆利（Katherine Wormeley）服务于一个救护船上。她认为，允许自己“在这种时刻有强烈的情感只是自私的表现”。“摒弃一切情感”是必要的，“做你所能做的一切，然后做一架机器——那便是行为方式，唯一的一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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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士兵乐于接受这种麻木感，将之视作摆脱周围恐怖的一种手段时，其他人则在为这种超脱的意义忧心忡忡。“许多人变得对这一事情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能在成堆死尸上走动而无特殊感觉。要知道，在这些死尸中有许多曾是他们的朋友或熟人。这一事实再糟糕不过了”，一位联邦军官说道。对痛苦与死亡的麻木不仁是“败坏道德的”，是未能关注人类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一本在南部邦联军队中广泛散发的宗教小册子，刊登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告诫士兵》。“严防冷酷无情的鲁莽行为，”它警告道，“由于对暴力与死亡的场面习以为常，士兵们对苦难与剧痛常常显得麻木不仁，好像连我们人类最普通的情感都异常贫乏。”在教会的眼里，铁石心肠代表了放弃怜悯，而怜悯却居于人类与基督徒认同的核心。丧失情感从根本上说是丧失自我——这无异于虽生犹死；它能使那些幸存者也成为战争的死难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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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是战争的本质。但它也挑战了人类的最基本预设——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战争造成了不易扭转的改变：最明显的是活人变成了死人，也还包括幸存者变成了另一种人——这种人需要否定、麻痹人类的基本情感；这样做的代价，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可能偿还了几十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20、21世纪从越南到伊拉克的士兵一直在做的那样。这种人像詹姆斯·加菲尔德那样，在看到了被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毁灭的尸体布满战场之后，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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