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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动匆忙与粗心大意，坟墓常会被埋得很浅。风雨侵蚀着覆于尸体上的土壤，肉猪在战场上拱来拱去寻觅着人类遗骸，士兵们的尸体与骨头因而会重见天日。对那些被埋葬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想要获得一个棺材是根本不可能的；毯子是士兵所唯一期望得到的寿衣。在报道1864年弗吉尼亚州的埋葬工作时，一名北方的救济工作者说道：“自这场战役打响以来，还没有人是在棺椁中下葬的。”在战争初期，许多美国人都认为，棺材是将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的“体面”下葬的基本标志。他们也会认同印第安那州志愿兵约翰·J.哈丁的看法。哈丁说，他感觉“看到那个可怜的士兵被抛入沟中，而没有被任何盒子装着……是可怕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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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埋葬使死者失去尊严，也使许多生者胆战心惊。一位联邦牧师这样说道：群葬中的尸体“被掩埋的方式，很像农夫掩埋土豆与植物根茎以使其过冬的方式；然而有所不同的是，植物真的是得到了更多悉心呵护……情势不允许人们给予阵亡的英雄这种关怀”。尸体常常是完全赤裸的，或只是穿了内衣，这使北方佬与南部邦联的尸体得以被区分开来：北方人通常穿毛织品，而南方人通常穿棉织品。急切渴望得到衣服的士兵劫掠着死去士兵的尸体，他们既不觉得这是不得体，也没有感到良心受到谴责；而且战斗一结束，小偷与拾荒者就会立马出现在战场上。在1864年富兰克林战役（Battle of Franklin）结束时，匮乏的南部邦联士兵，甚至扒光了六名他们自己阵亡将军的衣服。在斯波齐尔韦尼亚被捕的联邦军医丹尼尔·霍尔特，在两百名死去的北方佬中认出了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两百具尸体“被排列在一个有着半沟水的壕沟前，在捕获他们的人有空时，他们就将被扔进沟里。他们完全赤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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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后‘剥’（也就是‘扒’）联邦阵亡士兵衣服“在战斗后‘剥’（也就是‘扒’）联邦阵亡士兵衣服的叛军士兵”。《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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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担心成堆的尸体中可能还有生还者——他们无法说话，无法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也无法“从死去的战友中间挣脱出来”。纽约州的威廉·戈尔讲述了一位战友在弗吉尼亚州的可怕经历。这位战友曾描述道，自己在被误认作死者等待下葬前，一名护士碰巧阻止了下葬，并指出她将安排人把他的遗体运给家乡的朋友。他得以从已经掘好的“坟墓死里逃生”。在等待船运时，这名士兵恢复了意识，也很快回到了战斗岗位。至少从18世纪末开始，美国人便一直对过早的埋葬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因此，人们设计出内置铃铛的棺材与停尸仪式，以防止把活人下葬。这些忧虑表明，人们从根本上不确定生与死的界线——这种困惑既涵盖生命力的生理学定义，也包含有关灵魂不朽的精神疑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接受内战的死亡数字，始于在确认并理解生命终结上的困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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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遗体还在自己战友手中之时，或是当部队没有匆忙奔赴新战场之时，死去士兵的遭遇便要好一些。在官方派遣的埋葬队到来之前，连队与团经常率先承担起对自己死去战友的责任。最亲密的战友经常会发誓，要为对方提供“体面的埋葬”；在大的战役结束后，人们会在战场上日夜寻找失踪的朋友与亲戚。士兵们尽自己最大努力使这种埋葬变得较为体面。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后，缅因州第3团的一名士兵发现，他的战友艾伯特·弗罗斯特列兵失踪了。他描述了自己随后所作的努力。他和一个同伴被准许回到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弗罗斯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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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他面部朝下，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肉体（在那样热的天气里）被蛆蚕食。但还不算太坏，我们还能认出他来。当我们去埋葬他时，我们唯一可用来挖掘坟墓的工具，是在一座小房子里发现的一把旧锄头。我们在墓底垫上一些空背包，然后将我们挚爱的兄弟放了上去，再将另一个背包盖在他身上。接着，我们找了尽可能多的泥土盖在上面。这座坟墓位于一棵大树底下。然后我们找了一个硬木箱盖上的一片木板，用折叠刀将他的名字刻上，并将木板钉在墓前的树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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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弗罗斯特的埋葬，说明了我们所谓“战场上友情的埋葬”的许多核心部分。他的战友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别具匠心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单独且可识别的坟墓，和这座坟墓所体现出来的尊严。他们试图用废弃的背包使他不必同泥土直接接触，来应对战役刚结束时棺材的普遍缺乏，来为他提供那对于“体面的埋葬”至关重要的遮蔽——这正是人与动物之埋葬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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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的最初几年，无棺材的埋葬尚不常见。北方佬与南部邦联人都为此感到苦恼，并努力寻找可被接受的棺材替代物。在叔叔遇难后，一名联邦士兵不愿让他的遗体在下葬时同泥土毫无间隔。这名士兵很有创意，找到了一个空心圆木来当叔叔的棺材。到了葛底斯堡战役，艾伯特·弗罗斯特的同伴已彻底放弃了哪怕是找到棺材替代物的希望，而只是简单地将尸体覆盖了起来。弗罗斯特的战友将他埋在了树旁——毫无疑问，这棵树既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坟墓装饰物。他们也同样试图为埋葬处做标记。压缩饼干（一种极硬的薄脆饼干，是部队的一种主要食品）盒的木板、弹药箱的木条，以及十字交叉状的栅栏，都经常成为临时的坟墓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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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士兵也为死者举办其他纪念仪式，例如简短的祈祷——即便可能没有牧师参加。南部邦联的托马斯·基描述了1864年两名士兵的葬礼。在葬礼上，人们“在炮火轰鸣声与米尼式子弹的呼啸声中”朗读《圣经》，祈祷，唱赞美诗。密歇根州的詹姆斯·霍顿“希望看到和我住在同一个帐篷里的兄弟得到体面的埋葬”。因此，他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返回了战场。不过他发现，其他人在为他的几十名战友下葬时已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所可能遭受过的痛苦都随埋葬而逝……有些人那血淋淋的衣服被脱下，浣洗，在树枝上晾干，然后再换上。”对于这些，霍顿深感满意。在时间与情势允许的时候，战地医院的护士们会为死者主持一些仪式。但随着战事的推移，这些机会也日益减少。在开始履行自己职责的几个月后，南部邦联的范妮·比尔斯解释道：“我坚持让每位死者入土为安，并在他们下葬时为他们阅读一些祷文。但到了现在（1862年秋），这已经不可能了。人死了便无法挽救了，但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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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棺与无棺的死难者被并排放在一有棺与无棺的死难者被并排放在一起。前者可能是军官。“1864年，弗雷德里克斯堡，埋葬联邦死者”。蒂莫西·H.奥沙利文（Timothy H. O’Sullivan）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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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需要帮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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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努力从数千具尸体中找出自己的战友，表达对他们的尊敬。他们以此对抗着战争对个人生命意义的随意抹去。康涅狄格州一名牧师意味深长地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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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两千或两万人在一场大战中阵亡，或一千具尸体被埋在一座大沟之中，充其量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同你个人无关。但你要是知道一个人在你身边被射杀，并同他战友一道在他那开放的坟墓前帮忙埋葬他，这对你而言比那条耸人听闻的重大消息更加真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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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阵亡者的尊敬，士兵们向他们死去的战友表示敬意。他们努力从那无情的、不可抗拒的大屠杀中唤回死去的那个个体，以及《哈珀新月刊》所谓的“它……的自我”。但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来重申他们对人类生命神圣性与人类自我完整性的笃信。他们重新确认着自己存在与幸存的更大目的，并希望如果自己不幸遇难，别人也会同样给予他应有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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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人似乎不可避免地比其他人更重要。在战场上，军官们可以得到特殊待遇。这种特殊待遇既来自他自己的士兵，也来自敌人——他们通常将自己手中的敌方军官尸体送还敌方。1864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J.W.麦克卢尔，向妻子描述了在这场战争中从头至尾都很常见的一个做法：为交换那些落入对方手中的“重要军官的尸体”而宣布休战。1863年，在率领他的黑人部队进攻瓦格纳要塞时，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阵亡。但截然不同的是，南部邦联人却拒绝归还他的尸体，并将他同他的黑人士兵一道埋在壕沟中，以此来羞辱他和他的废奴主义事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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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与南部邦联都为他们的阵亡军官提供特殊待遇。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埋有整场内战中从其附近战场运来的死难者。在这座公墓，人们把军官们葬在一起，并将他们同他们的士兵分离开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法，很快使一个正式的、单独的“军官墓园”得以建立。在1862年的锡达山战役（Battle of Cedar Mountain）之后，联邦军队的大多数死难者都暴尸荒野，但他们军官的遗体却被放在木炭中运往了华盛顿。在华盛顿，他们的遗体被置于金属棺材中，并将被运回北方的故乡。1864年，南部邦联人查尔斯·克里森的哥哥埃德温阵亡。克里森描述了在他试图取回这名列兵遗体时，南方军队同北方一样依据军阶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的做法。部队为四名军官提供了金属棺材，而其中一个失踪了，克里森便希望用多出的这个棺材来装埃德温的遗体。但他似乎从未质疑为何军队为高军阶的军人提供棺材，而他的哥哥却没有。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士兵不太能接受。“军官们得到了荣誉，”他写道，“你一无所得。他们得到了一座纪念碑，你得到了地上的一个洞，还没棺材。”在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血腥的战场上寻找着儿子，他将这种反差视作理所当然：“人们为地位高的死难者‘做了防腐处理’，把他们装入铁匣之中，并用火车将他们送往他们遥远的故乡；而普通士兵被搜集在一起，匆忙埋入地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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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1864年调查联邦战俘状况的调查委员会报告说，这种差别待遇在监狱中同样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在一个监狱营中，死去的北方征募兵被扔在了一个地窖中。在被运去埋葬之前，他们可能在那儿已被野鼠和狗吞食。而军官们则“一起出钱，为自己争取到了金属棺材，并在地下室中获得了一个体面的尸体临时贮藏处……直至他们被运往北方”。这种系统的军阶特权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军官们的的确确高普通士兵一等。在看到南部邦联埋葬队拒绝给他的一群死去战友以同等待遇后，军医丹尼尔·霍尔特铿锵有力地表明了他的信念：他们在生时的地位也应延续到死后。他给妻子写信说道：“那些在家乡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在这里却被扔在了地上，除了毯子与大地母亲外一无所覆，这真是个极其令人悲伤的场景。”棺材、防腐处理、运回故乡，以及一个有墓碑有尊严的坟茔——这些是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十分渴望为他们死去的战友与亲属提供的特殊待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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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与未得“对照：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与未得到埋葬的南部邦联士兵，在他们的阵亡地安蒂特姆战场”。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并加说明文字。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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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结束后的日子里，不只是士兵们需要处理死人。战火没有边界。它烧到了农场、田野与果园，烧到了花园与街道，它将死尸置于平民的前院和井里，也将其覆于玉米地或棉花地上。人们努力为不断增多的死者提供坟墓，这使得里士满与亚特兰大等城镇的既有公墓变得尸满为患，继而超出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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