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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蒂特姆战役中，纽约州人鲍恩·穆恩的姐夫威廉·索尔兹伯里遇难。前去寻找姐夫的穆恩不愿屈服于铁路公司的尸体运送条例。来自索尔兹伯里所在团的一名士兵描述了他那死去战友坟墓的周边情况，穆恩于是便设法从当地几位木匠的其中一位手中买到一口木制棺材——此时，这些木匠正在热火朝天地填补那突如其来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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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恩雇用了当地的一位农夫帮他挖掘尸体。尽管索尔兹伯里同另两个人共用一座坟墓，也尽管战斗已经结束了两周，穆恩仍能毫不费力地将他的姐夫认出。但铁路公司拒绝运送索尔兹伯里，坚称他们“不运送已开始腐烂的尸体”。这使穆恩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挫折。穆恩于是将棺材密封得严严实实，并贿赂了掌管行李的经理，最终成功地将索尔兹伯里的遗骸带回了故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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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前，一些美国人曾尝试使用将尸体置于冰块上的棺材来保存尸体。在内战中，亲人们试图将越来越多的战争死难者带回故乡埋葬，这种新发明也因而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例如，斯汤顿运输公司便向1863年7、8月涌入葛底斯堡的平民发放传单，向他们允诺，它的新“运输箱使尸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状态，且无论怎样风吹雨打，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无论时间如何漫长，尸体的状态都如刚被放进去时一样”。这个箱子“如此设计，是为了使死者脸部露出来，以供人们瞻仰”。这个大活页广告还保证：“死者就好像在到达故乡当天死去一样。”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的构造使它成为一个便携式冰箱”。J.B.斯汤顿还向死者家属提供其他各式各样的服务：普通棺材、“尸体挖掘工、已经调查过整个战场的向导”，以及“除臭剂与部队的消毒师”。[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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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斯汤顿运输箱精密复杂的冷藏装置，也无法同由尸体防腐术传播所带来的尸体保存技术的进步相媲美。在19世纪头几十年，欧洲人发明了化学防腐程序。在内战前的几年中，美国人开始采用化学防腐程序，并为之申请了专利，使尸体防腐技术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在19世纪50年代，尸体防腐术的主要用途不是处理待葬遗体，而是保存解剖学与病理学研究中用于解剖的尸体。正是在内战期间，尸体防腐术才第一次得到了更广泛地应用。这不仅改变了处理尸体的方式，而且还建立了一套程序，为殡葬业的出现与殡葬从业者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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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汤顿运输公司。“运斯汤顿运输公司。“运送死者！”的广告传单。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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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所关切的不单纯是些现实问题，如怎样防止尸体腐烂以便将他们运回故乡，美国人更不想忍受战争所造成的同故去亲人史无前例的分离。家人们试图使死去亲人看起来像活着一样，不只是为了确认他们的身份，更是为了向他们道别。战争造成了对“善终”原则的威胁，而尸体防腐术则为亲人们提供了至少战胜部分威胁的方法。看到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处于一种像是睡着了的安息状态，这是对抗死亡之恐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对抗其现实——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模糊生死界限的方法。尸体，至少那些未在战斗中丧失肢体的尸体，可以看起来像是活着一般，可以看起来像是要在新的生命中苏醒一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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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的早些时候，人们运用尸体防腐术保存了罹难的联邦上校埃尔默·埃尔斯沃思（Elmer Ellsworth）的尸体，尸体防腐术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埃尔斯沃思曾是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助理。在内战中，他被南部邦联支持者杀害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在这个伤亡还尚不普遍的时候，媒体详细报道了他的死亡的方方面面——从他的英勇献身到白宫中的隆重纪念，再到他那宛若活着一般的尸体。为他做防腐处理的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成为了内战中最有名的尸体防腐从业者。他在华盛顿成立了从事尸体防腐的机构，以每人100美元的价格为超过4000名士兵做了防腐处理。这场战争使他成为了一个富有的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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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联邦还是南部邦联，通常都不为死去的普通士兵提供防腐服务。军医有时会为在军队医院中死去的杰出个人提供这种服务；由联邦政府签约雇请来帮助处理死难者的殡葬业者，也可能在向悲伤的家人或战友收取一定费用后，为其死者遗体做防腐处理。本着仁慈家长的精神，联邦军官有时会对罹难的下手的遗体进行特殊关照。例如，一名上尉便给波托马克军一个医院的一名护士留下指示：“致法尔茅斯基地的尸体防腐从业者：请你为我连队的列兵伊莱贾·克利福德的尸体做防腐处理。好好做，做完了就给我个信儿，我会立即付钱给你。我不希望你用很贵的方式进行防腐处理，但要好好做，因为我将把他送往费城。”对于一个列兵而言，能“享受”到“好好做”似乎已经很不错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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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邦联，尸体防腐处理要比在北方罕见得多。这无疑是因为，被联邦军攻入的南部不得不将精力更直接地集中于生存问题，而非细致地处理死者。但这场战争自始至终，尸体防腐从业者都在里士满的报刊上为自己的服务做着广告。他们声称愿意为死者做“消毒处理”，并将潜在顾客指引到他们在最近战役的战场上设立的战地办事处。威廉·麦克卢尔博士这样允诺那些“远方的人”：“死者的尸体”将被“挖出、消毒，并”从“南部邦联的任何地方运回家乡”。虽然直至20世纪南部殡葬业都远不如北部发达，其尸体防腐也不如北部广泛，但在1862年，南部历史最为悠久的殡仪馆——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D.A.迪乌吉德父子殡仪馆（D. A. Diuguid and Sons）——仍为1251名联邦和南部邦联士兵做了防腐处理，并将它们运回了故乡。[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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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黑格斯敦殡葬业者刘易斯·厄恩迪的商业名片马里兰州黑格斯敦殡葬业者刘易斯·厄恩迪的商业名片。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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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的战场为北方和南方的殡葬业者都带来了兴隆的生意，首都华盛顿也在其1863年的《城市人名地址录》中加入了三名尸体防腐从业者的信息。住在宾夕法尼亚街451号的F.A.赫顿博士用了地址录的一整页为他的服务打广告。“经由我们做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不变黑！而是保存着他们自然的肤色与面容……以一种熟睡的面容供人瞻仰。”尸体防腐术能够将死亡转化为沉睡。像麦克卢尔一样，赫顿誓言要“尤其关注于找回那些在战场上阵亡的士兵尸体”。尸体防腐从业者既为自己做广告，也像托马斯·霍姆斯在华盛顿中心区、乔治敦与亚历山德里亚的殡葬业者在经营场所中所做的那样，通过展示已处理好的尸体——它们通常是从战场上找来的无名氏——来做广告。幸好，通过现存记录来看，还没有哪位母亲或妻子意外碰见正被某经营场所橱窗展示的死难亲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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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尸体防腐术越来越受到欢迎，但它却招致了人们的矛盾看法与怀疑。尸体防腐从业者常被指责进行敲诈勒索或行为可疑；此外，他们同死者的亲密接触也令人不安。一位北方记者带有揭露性质地描述了他同一位尸体防腐从业者的接触。当时正处于1862年半岛战役期间，这位从业者尾随着联邦部队朝里士满进发。“他是一个平静严肃的人，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站在赤裸的……尸体旁，他让我联想到了贪得无厌的秃鹰……他的器具与橡皮管像人的心肺一样搏动，从颈部将接受防腐处理的尸体抽干……‘教授，你若是能让他活过来那该多好啊。’站在旁边的一个军官说道。从业者那干枯的皮肤上突然出现了惨白的皱纹。他露齿而笑，活像一具尸体一样：‘啊！’他说道，‘那么就有钱可挣了。’”公众对尸体防腐从业者的不适，主要同这一金钱问题与他们业务所代表的令人不安的死人商品化有关。一位北方报人表达了他对内战中新兴死亡市场的沮丧。他报道了自己同一位野心勃勃但也开诚布公的尸体防腐从业者的对话——不过有人或许会怀疑，这至少部分是杜撰出来的：“‘我很乐意处理列兵。他们每个5美元。但是，愿主赐福与你们，一个上校出价100美元，一个准将出价200美元。这种人我手头已有很多了，我已经不再处理少校以下的士兵。’他补充道：‘我可以大发善心处理一个上尉，但他必须要付少校的价。我坚持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会每天都发生。一个世纪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了。’”似乎在任何意义上说，“大赚一笔”[61]都是手头要紧的工作。[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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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处理士兵遗体的尸体防腐医生“正在处理士兵遗体的尸体防腐医生”。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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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阵亡士兵家属的悲愤抗议淹没了美国军队。他们相信，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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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旁营业的尸体防腐从业者欺骗了他们。1864年，一位身处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的军官向詹姆斯·A.哈迪督察抗议道：“我几乎周周接到针对这个或那个尸体防腐从业者的抱怨……（军队的）医疗部将他们基本视作十足的讨厌鬼……他们在这儿所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欺诈的、勒索的。”在1863年的一个案子里，华盛顿的“尸体防腐从业者”赫顿与威廉斯公司被送上了被告席。赫顿锒铛入狱，其公司记录也被查获。控诉方声称，这两个人经常未经死者家属允许便私自找回士兵尸体，并为其做防腐处理，继而向悲伤的亲人索要付款；此外，他们还威胁死者亲人，如果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就将挖掘尸体或拒绝将其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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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秋，纽约州人蒂莫西·德怀特向陆军部长斯坦顿表达了对华盛顿一位著名尸体防腐从业者理查德·伯尔博士的不满。德怀特声称，在自己因“失去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而悲伤痛苦之际，理查德却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在陆军宪兵面前，伯尔为自己索要的100美元进行了辩护。他指出，自己的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将尸体从敌人步哨附近取回，并在枪林弹雨中走了几百码路才将它运回。他继而“用我的防腐液与木炭”为尸体消毒，并将其置于一个锌制棺材之中，密封，然后将它运回。他坚持认为，这些显然可以证明他的要价之正当。1865年1月9日，在接到大量投诉后，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宣布撤销所有尸体防腐从业者的许可证，并命令他们撤到战场以外。然而，尽管人们对尸体防腐极其不安，也尽管存在着对其从业者的广泛敌意，那分离死者与他们亲人的遥远距离，仍促使尸体防腐业继续存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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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是昂贵的。冰柜同样如此，前往战场找回亲人的旅途亦然。富有的美国人拥有着他们的穷兄弟姐妹所没有的可用来应对和抵抗死亡的资源。在内战的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别待遇几乎都被视作理所当然。但是，因为联邦政府承担起了对战争死难者的新责任，这种差别待遇开始遭到挑战。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赋权总统购置土地，“并将其安全地围起来，用来当作埋葬为国捐躯士兵的国家公墓”，以此来解决愈来愈多的尸体所带来的后勤问题。陆军部没有拨款或制定正式政策来实施这一立法行动，而是根据紧急情况的需要建立了一些公墓——主要位于医院附近，那里有着许多需要埋葬的死难者。但在这一法令条文的指导下，五座与其他公墓相比特点迥异的公墓在内战中建成。这些公墓埋葬着某一场特定战役的死难者，通常建于激战的间歇。这些公墓的其中三座（查塔努加国家公墓、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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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内尔大夫在战地的尸体防腐机构“邦内尔大夫在战地的尸体防腐机构（詹姆斯军团）”。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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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河国家公墓与诺克斯维尔国家公墓）由联邦将军建立；另外两座（安蒂特姆国家公墓与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由有其公民参与战斗的北方州合作建成。建立这五座公墓的每一座之努力，都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处理死者的需要。这些公墓旨在缅怀战争死难者，旨在纪念国家的阵亡英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尤其重要的转折点。那场血腥战役巨大的死亡数字显然是促成其建立的重要因素，但以下的事实也并非不重要：发生这场大屠杀的北方，发生这场大屠杀的葛底斯堡小镇，尚未有机会适应那已折磨了弗吉尼亚州两年的连绵战火所带来的恐怖。葛底斯堡战役将死者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北方平民面前——战斗结束后，他们大量涌入这一宾夕法尼亚小镇。或许更为关键的事实是，北方拥有那窘困的南方所没有的资源，来应对这种惨状。[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