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79620
1706279621
在1864年，基督教委员会组建了“个人救济部”，旨在答复那些关于个体士兵命运的询问。“要想答复这些信件，得进行漫长而艰难的搜索。首先去士兵所在团，然后去战地医院，再然后去其他医院或军营。”1868年，基督教委员会家庭事务负责人莱缪尔·莫斯（Lemuel Moss）牧师回忆道。但信息的确常常是能够找到的。为打听父亲的下落，安娜·H. ——“一个小女孩儿”——给基督教委员写了封信。在“连续四周什么消息也没得到”后，她的妈妈已焦虑得“几乎发疯”。“这是我们寄出的第三封信，”她写道。她同时祈求说：“有哪个人能告诉我们，我亲爱的爸爸是死是活……即便我们无法报答您，上帝也将会这样做的。请发发慈悲，答复这封信吧。”基督教委员会悲伤地告知她，她的父亲已经被埋葬。[12]
1706279622
1706279623
为了能够更系统地搜集士兵伤亡信息，基督教委员会的一个做法便是向其战地上的代表发放印制好的笔记本。用这些笔记本，代表们可以记下他们所帮助过的士兵的信息，并可将这些信息很方便地传送给救济部总部。基督教委员会1864年的一本弗吉尼亚州“死亡登记簿”，包含姓名栏、所在部队栏、死亡日期栏，以及通常记录对死者宗教状态的评价与死者尸体处理细节的“详情”与“评语”栏。基督教委员会同士兵家人联络的动力之一，是尽可能使他们确信这些士兵中的许多已死于“善终”：基督教委员会代表不仅是亲人替代者与信息记录者，他们也充当了福音传教士。根据这本登记簿的记载，S.B.史密斯是个“基督徒，并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但塞缪尔·格林的宗教状态却“不详”；而乔治·尤因则毫无疑问“不是一个基督徒”。一名士兵的亲人将无法获知关于他的消息，因为委员会“没有发现其亲属的地址”；这位濒死者只能“用摇头或点头对所提问题给出否定或肯定的答复”。约瑟夫·克雷默的“朋友信息不详”，因此委员会也没能为他写信。乔治·贝西“看起来是个好孩子，他温和地谈起他的朋友，表达了一些宗教感受，并似乎欢迎我们同他一起祈祷的想法，有几次他还以显而易见的热情加入了我们的祈祷……他的枕边放有他母亲与妹妹的肖像”。基督教委员会代表以溢于言表的满意之情记下了这一善终的例子。在同一位代表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谈话后，马库斯·弗拉姆伯里坚称：“我相信上帝。”这位同弗拉姆伯里谈话的代表，当然会将这一令人鼓舞的救赎标志报告给他的家人。但一位自己饱受烦恼又极其令他人烦恼的士兵，则无论在今生还是死后都无药可救了：据登记簿记载，他朝自己开枪，“杀死了自己”。这本“登记簿”的较早记录列出了一座医院公墓中的坟墓排数与编号；后来的记录则变得更为扼要，因为它们已开始记录战场上的而非医院中的死亡，并以粗略得多的方式描述士兵的埋葬情况。[13]
1706279624
1706279625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年，基督教委员会代表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保存死者身份资料，而不仅仅是为他们家人提供其信息。1864年12月纳什维尔战役的那天晚上，基督教委员会派驻坎伯兰军团的战地总负责人描述道，委员会代表遍寻战场，“将死者聚集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请他们战友确认他们的身份，并用小卡片为他们做标记”。委员会代理也志愿承担起了登记坟墓的工作。在1865年春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基督教委员会代表开始在彼得斯堡与里士满周边的战场与公墓上搜寻。在那里，他们寻找着、登记着并保护着士兵们的坟墓。最后，基督教委员会将埋葬名单与南部邦联几所监狱中的死者记录公之于众，“免费发放给死者的朋友”。这些记录总共包含了8000个死难者姓名。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中，基督教委员会逐渐意识到，它的牧师职责，它对“精神安抚”的关注，以及它为基督徒灵魂的奉献，也包含着对基督徒的肉体的责任，以及对那不朽自我的个体身份的责任。他们履行这一职责，既是为了宽慰幸存者，也是为了展示对死者应有的尊重。要知道，这些死者中的每一位都是神圣救赎的候选人。[14]
1706279626
1706279627
卫生委员会则以极其不同的方式着手确认死者姓名，这与那些将这两家机构区别开来的更多一般差异是一致的。基督教委员会从事这一工作是源于人道主义同情与宗教仁慈，而卫生委员会则认为他们太多愁善感了，缺乏冷静的头脑与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现代与现代战争所需的秩序与纪律。卫生委员会有着一套由领薪员工所构成的体制，它嘲笑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工作所固有的业余性。美国卫生委员会试图以科学与效率的冷静原则来应对内战这一国家危机；救济工作尽管很必要，但却似乎不如确立军事组织的规章制度那么重要，因为后者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疾病的爆发，并有效抑制战伤的恶化。卫生委员会的“关键数据局”以及卫生委员会对军营与士兵的视察，是这个组织将这场战争作为一种天然科学实验的重要表现。在关于委员会内战期间活动的官方报告中，查尔斯·斯蒂雷写道：“我们国家军队的巨大规模……为我们提供了不会再来一次的便利……如果这个可用来研究大规模人群的卫生与生理关系的机会未被利用便白白流失，这将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卫生委员会的领导者由家境殷实且人脉丰富的社会精英组成，它因而能获得巨大的规模、强大的财力，以及远非基督教委员会所能及的公众影响力与覆盖面。[15]
1706279628
1706279629
战争的需要，迫使基督教委员会将工作重心由死后转移到今生；而卫生委员会也同样发现，他们不可避免地被人类当前的迫切需要缠身。对于那些置身战场惨境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这样的感受则更为强烈。在处理身份无法确定的伤亡士兵问题上，秩序与人道主义的问题汇合在了一起。卫生委员会意识到，在人们所期待的科学革命与疾病预防革命发生之前，“大量痛苦将接踵而至”，这便需要卫生委员会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因此，早在内战之初，卫生委员会便建立了一个“特殊救济服务”办公室，从事发放多余衣物、为病号寻找特殊食物、帮助复员士兵找到回家的路、发放读物，以及答复关于失踪士兵的问询等活动。像基督教委员会一样，卫生委员会也逐渐将自己视作“人民与军队之间伟大的沟通桥梁”。很快，它就被寻找士兵信息的问询淹没了。[16]
1706279630
1706279631
卫生委员会致力于确立秩序与制度。因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官僚体制。在1862年底，卫生委员会编纂了“医院人名录”，希望以此汇总每位入住联邦军事医院的士兵姓名与状况，从而“提供人们虽急需但又十分缺少的信息”。在卫生委员会设于华盛顿闹市区的办公楼三楼，三名全职雇员将数十所医院每日报告上的士兵信息转录在大登记簿上。为了让公众得知它的新服务，“人名录”开始在媒体上刊登广告。“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开始搜集失踪士兵的信息，”密歇根州的约翰·赫里克表示，“因此，我向你们写信打听我哥哥的下落。自打去年8月，我们便一直没有收过他的来信了。”赫里克猜测，他的哥哥可能是“在布尔河战役或安蒂特姆战役中负了伤”，并恳请“人名录”进行调查。[17]
1706279632
1706279633
1863年3月之前，在费城、纽约与路易斯维尔，卫生委员会又建立了三个办公室。这三个办公室同华盛顿办公室一道，共同承担了搜集全部233家军事总医院伤亡人员信息的职责。卫生委员会官员并不是在医院中坐等伤病员的到来；“战斗的枪炮声一旦停息”，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便同救援工作者们一起走进战场编写伤亡者名单。“在一群工作人员为伤员减轻肉体痛苦之时，另一群工作人员则在竭尽全力鼓舞这些受苦者，使他们确信，他们在故乡的朋友将即刻得知他的确切情况。”[18]
1706279634
1706279635
在“医院人名录”问世的第一年中，人们向它提出了约13000条具体问询，其中的9203条得到了答复。截至1865年初，官方登记簿上已记录了超过100万个姓名。搜集所有这些人的信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1706279636
1706279637
1863年7月4日，“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的约翰·鲍恩离开首都前往葛底斯堡，去获取那场他已得知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的伤亡名单。但五天之后，他抱怨道：“报告书提交得十分缓慢，这既令人生气又使人难过。”幸存者更关心的是照料伤者与埋葬死者，而非报告他们的命运。鲍恩“根据观察”发现：“只有在军官们闲下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注意到我的通信。”在这场战役结束近两周后，鲍恩已将8000名葛底斯堡战役死难者的姓名录入他的记录簿。但他谈道，“医院人名录”的记录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不完整而如此杂乱无章……如此令人不满”。
1706279638
1706279639
战地医院的报告错漏百出，常常没有注明日期，字迹也总是因“用颜色极浅的铅笔写成”而难以识别。为完成任务，医院人名录负责人雇用了额外的帮手，甚至还“侵占了员工的‘主日’”，因为这一任务似乎是一种可被允许在周日进行的“慈善工作”。但是，葛底斯堡战役巨大的死亡数字对刚刚问世的“医院人名录”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这场战役结束六周后，死伤人员的登记仍旧不甚完整，令人痛心。[19]
1706279640
1706279641
许多询问士兵状况的信件没有得到答复，这些问询信上只标注着三个字——“未发现”。但有时，“医院人名录”也会向士兵亲属传达十分令人欣慰的消息。当理查德·迪林所在团被要求提供关于他的情况时，他亲自对此进行了答复。他愉快地报告说，自己“还活蹦乱跳的”。
1706279642
1706279643
1706279644
1706279645
1706279646
“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期间，在弗“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期间，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美国卫生委员会护士与官员，摄于1864年”。国会图书馆。
1706279647
1706279648
然而，“医院人名录”负责人却也常常向士兵亲人提供因“痛苦的确实性”而令人悲痛欲绝的信息，以此来消除他们那“折磨人的牵挂”。“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的主管描述了问询者每天亲自前来打探消息的景象：“自从儿子参加的上一场战斗以来，一位母亲便一直未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她希望儿子还安全，只是想来确认一下。但现实终究无法逃避，我们不得不告诉她，她的儿子已倒在了‘联邦的祭坛’上；她痛苦的泪水喷涌而出，似乎将永不停止……一位面容苍白嗓音颤抖的父亲，虽然害怕但又急切地想知道儿子的情况，他被告知，他的儿子现住在不远处的一家医院；……热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未吐一字，他便离开了房间。”[20]
1706279649
1706279650
在1864年春弗吉尼亚州的几场血腥战役中，格兰特的部队在七周内便伤亡65000人。在那之后，“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几乎挤满了前来打听消息的士兵亲友。1864年6月的一份报告宣称：“问询者的人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迫切而焦急……造访者常常在早上6点便包围了我们的办公室，而直到夜里11点我们才能关上门，在重复每天例行的救济与安抚工作之前获得亟须的休息。”同威尔德内斯战役、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与科尔德港战役那无休止的压力相比，一年前葛底斯堡的三天屠杀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这三场战役一个接一个，格兰特将军力图以此给他那在人数上处于下风的敌人以致命打击。[21]
1706279651
1706279652
大多数人向“医院人名录”办公室提出问询的方式，是写信而非亲自造访。这些信如今流传下来，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可以从中窥见战争损失的悲惨细节的窗口。1863年3月，彼得·威廉斯从密歇根州写信问询道：“我在万分焦虑中写下这几行字，向您打听……我哥哥阿瑟·威廉斯的下落……我已有五周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他可能已经死了，请您在收到这封信后尽快回复我。”为寻找儿子，纽约州的苏珊娜·汉普顿在葛底斯堡战役结束两个月后给“医院人名录”费城办公室写信说道：
1706279653
1706279654
我的儿子是纽约州志愿兵第72团A连的一名士兵，您可否在方便时尽早告诉我他是死是活？如果他还活着但受伤了，请您发发慈悲告诉我他伤在哪里，他现在躺在哪儿，以及他是否得到了照料。如果他死了，噢！务必请您让我知道，以消除我的焦虑……我已经听说了各种各样关于他以及他的悲惨命运的传闻，这些传闻快要把我逼疯了。[22]
1706279655
1706279656
在所有引人注目的故事中，约翰·鲍恩发现自己尤其被一位少妇的忧伤所吸引。这位少妇担心，她的丈夫不是死了而是抛弃了她。但她不打算静静忍受她自认为遭受到的不公。“别名为比迪·海斯的比迪·希金斯女士”，是一名为费城一个望门服务的女佣。她给“医院人名录”办公室写信，寻找她的丈夫、纽约州炮兵团士兵彼得·海斯，别名希金斯（后者是他的真实姓名）：
1706279657
1706279658
九个月前，在费城洛根广场18号天主教大教堂的神父主持下，我以“希金斯”的姓氏嫁给了他。他在西费城合众国总医院工作了15个月，去年6月被派往了他现在所在团，我想是如此。但自那以后，我便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从未给我写过信，尽管他来过这儿很多次，非常清楚我的地址。这让我有些怀疑，他大概也许在之前已同别人结婚了；他对我恩爱有加，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甚至也从来都没说过气话，因此，他若是抛弃了我，那真是太糟糕了。既然你们是个帮助穷人的组织，我想拜托你们帮我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1.彼得·海斯来自哪里？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有谁？在参军前，他在哪里定居？这样我便可以给他们写信，问一些有关他的情况。或许您可以在问他下一个问题前问他这个问题。2.他为何从不给我写信，甚至不告诉我他在哪儿，也没有给我寄过一分钱？要知道，我身体一直很不好。我认为他从前不是个在道德上沉稳可靠的年轻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端庄朴实、品质优异的人，这毫无疑问。我也从未追求过男人，直至他在我嫁给他的一年前出现在我所服侍多年,且给予了我最优秀品格的这个家族。
1706279659
1706279660
请尽快回信，我实在太忧心忡忡了。“别名为比迪·海斯的比迪·希金斯女士”。[23]
1706279661
1706279662
鲍恩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比迪·希金斯女士，我认为她是受到了残忍的对待”。然而，当鲍恩收到她的来信一周后，她便亲自出现在人名录办公室，说她已经收到了丈夫的一封来信，信中还夹有钱和一张银版照片，她期盼着丈夫能在几天后的休假中回到故乡。“因此，比迪没事儿了。”在比迪的卷宗上，“人名录”一位工作人员潦草地写道。她是一个幸运的人。[24]
1706279663
1706279664
最终，卫生委员会估计，它成功地答复了70%的问询。尽管内战结束后该机构的报告承认，这一服务“在本质上”同委员会起初期望做的任何工作都不同，但“它或许是委员会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项”。尽管卫生委员会搜集了那些冷静客观的数据，也尽管它在寻名的工作中贯彻了令人宽慰的官僚机构的秩序与纪律，卫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仍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人道主义者与多愁善感的人。[25]
1706279665
1706279666
无论人力还是物力都落后于北方的南部邦联，也同样面对着信息匮乏的问题。而且，南部的情况比北方还要严重。在内战前，作为北部标志的民众志愿组织从未在南部大量涌现；在内战中，南部也未曾发展起如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那样的集中化的慈善组织。然而，南部邦联人也同样试图使伤亡士兵信息的搜集工作以及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士兵亲属的方式制度化。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士兵救济协会便承诺，它将为“故乡的朋友”提供在弗吉尼亚州服役的路易斯安那州征募兵的情况；而中央协会与南卡罗来纳州救济站则致力于为南卡罗来纳人搜集信息。南部宗教组织的报纸，常会将医院调查记录汇总起来，然后印制成列有伤亡者消息与所在地点的“士兵寻找指南”。[26]
1706279667
1706279668
不那么有慈善倾向的个体，也试图填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在整个弗吉尼亚州，许多南部人在战场上从事经营活动，以雇用代理的身份，帮南部邦联士兵的家人搜寻信息。1864年春，南卡罗来纳州著名的米德尔顿家族的18岁儿子在弗吉尼亚州失踪了。他的父亲奥利弗雇请了一位代理予以帮助。这位代理遍寻军营与医院，来打听这名失踪士兵的下落。小奥利弗已在科尔德港战役中阵亡，但无论是在所有战地医院进行搜寻，还是向南部邦联监狱专员询问，抑或到卢考特营联邦监狱打听消息，再或同他所在连的士兵谈话，这位代理都只是无功而返。“我仍将努力打听您儿子的准确命运。”P.亨特承诺道。最终，这位父亲从一位朋友那里获悉，他的儿子已死在了战场旁的一间农舍中，并得到了其坟墓的详细地址——农舍旁的一棵苹果树下。这个男孩的临终遗言令人安慰：“告诉我的父亲，我死得像个米德尔顿家族的人。”老奥利弗立马便安排人马将儿子的尸体运回故乡。[27]
1706279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