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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尽快回信，我实在太忧心忡忡了。“别名为比迪·海斯的比迪·希金斯女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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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恩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比迪·希金斯女士，我认为她是受到了残忍的对待”。然而，当鲍恩收到她的来信一周后，她便亲自出现在人名录办公室，说她已经收到了丈夫的一封来信，信中还夹有钱和一张银版照片，她期盼着丈夫能在几天后的休假中回到故乡。“因此，比迪没事儿了。”在比迪的卷宗上，“人名录”一位工作人员潦草地写道。她是一个幸运的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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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卫生委员会估计，它成功地答复了70%的问询。尽管内战结束后该机构的报告承认，这一服务“在本质上”同委员会起初期望做的任何工作都不同，但“它或许是委员会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项”。尽管卫生委员会搜集了那些冷静客观的数据，也尽管它在寻名的工作中贯彻了令人宽慰的官僚机构的秩序与纪律，卫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仍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人道主义者与多愁善感的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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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力还是物力都落后于北方的南部邦联，也同样面对着信息匮乏的问题。而且，南部的情况比北方还要严重。在内战前，作为北部标志的民众志愿组织从未在南部大量涌现；在内战中，南部也未曾发展起如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那样的集中化的慈善组织。然而，南部邦联人也同样试图使伤亡士兵信息的搜集工作以及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士兵亲属的方式制度化。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士兵救济协会便承诺，它将为“故乡的朋友”提供在弗吉尼亚州服役的路易斯安那州征募兵的情况；而中央协会与南卡罗来纳州救济站则致力于为南卡罗来纳人搜集信息。南部宗教组织的报纸，常会将医院调查记录汇总起来，然后印制成列有伤亡者消息与所在地点的“士兵寻找指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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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么有慈善倾向的个体，也试图填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在整个弗吉尼亚州，许多南部人在战场上从事经营活动，以雇用代理的身份，帮南部邦联士兵的家人搜寻信息。1864年春，南卡罗来纳州著名的米德尔顿家族的18岁儿子在弗吉尼亚州失踪了。他的父亲奥利弗雇请了一位代理予以帮助。这位代理遍寻军营与医院，来打听这名失踪士兵的下落。小奥利弗已在科尔德港战役中阵亡，但无论是在所有战地医院进行搜寻，还是向南部邦联监狱专员询问，抑或到卢考特营联邦监狱打听消息，再或同他所在连的士兵谈话，这位代理都只是无功而返。“我仍将努力打听您儿子的准确命运。”P.亨特承诺道。最终，这位父亲从一位朋友那里获悉，他的儿子已死在了战场旁的一间农舍中，并得到了其坟墓的详细地址——农舍旁的一棵苹果树下。这个男孩的临终遗言令人安慰：“告诉我的父亲，我死得像个米德尔顿家族的人。”老奥利弗立马便安排人马将儿子的尸体运回故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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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的城市，企业家们也使自己成为了有偿代理，帮助亲人们寻找失踪的士兵。例如，一家坐落于纽约市布利克街的企业，便称自己为“美国军队代理处”。1864年，在《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上，这家企业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它将为“合法继承人寻找在战斗中伤亡士兵的下落”。作为对其努力搜寻的回报，他们将要求获得阵亡士兵的一部分欠薪，抑或其遗孀的一部分抚恤金——这便是他们的服务专门面向“合法继承人”的原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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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士兵死亡信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既有情感层面的，也有实用层面的。在南部，家属在索要士兵欠薪与南部邦联丧葬补贴——军官每人45美元，征募兵每人10美元——时，必须要同时提供死亡证明。军队记录的保存有很大缺陷，以致——如亚拉巴马州欠薪与丧葬补贴申请主管所言——因为“副官与监察长所反复下达的指令未被充分领会并遵从”，“死亡的事实与日期常常不能确定”。最常见的情况是，缺失的证明材料，不得不用从死亡士兵所在连的指挥官那里获得的“最终陈述”来替代。1862年，北部通过了一则法案，旨在为罹难士兵遗孀，以及依靠死亡士兵过活的姊妹与母亲提供抚恤金。这一法案也规定，那些想获得这一福利的人，需要提供相似的证明材料。想要获得所需材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些代理声称，自己是同联邦或南部邦联部队官僚机构沟通的专家。殷实的家庭便常常雇请这些代理提供帮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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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健在”。威廉·德雷顿·拉瑟福德于1862年“我还健在”。威廉·德雷顿·拉瑟福德于1862年7月6日致萨莉·费尔·拉瑟福德的电报。南卡罗来尼亚那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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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人们可以获得关于士兵的准确消息——通过报纸伤亡名单、通过慈善组织办事处，抑或通过雇用代理——这些消息也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被送到士兵亲属手里的。数周或数月的等待是司空见惯的。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的首份伤亡名单在战斗结束十天后才出现在报纸上。也无怪南部邦联的一位军官乘职务之便——加之他的家人又碰巧住在一个电报线旁——在每场战役后都给家里发一封电报，只是为了道声“我还健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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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身份徽章的士兵身份徽章的广告。《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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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军官决心将为亲人提供关于自己信息的主动权置于自己手中，这是许多内战参与者的典型行为。他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命运能够被传达给亲人。尽管南北双方军队都未曾发放正式的身份识别徽章，士兵们自己——有时是在有创业精神的平民的帮助下——却设计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识别徽章，是为“狗牌”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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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O.W.霍姆斯上尉，波士顿的医学博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当我写下上述的话时，我正躺在安蒂特姆战地的一间小屋子中等死。在一段时间内，这间房子处在敌人的阵线内。我当时想，我可能会晕厥过去，因此无法告诉他人我是谁。”纸片由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写。哈佛法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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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7月4日深夜，联邦的一个埋葬队正在为葛底斯堡战役的死难者下葬。他们偶然遇到了一个约摸19岁的男孩的尸体。在他的口袋中，他们发现了“一枚银质盾形徽章，上面刻着他的姓名以及他所在的连与团”。他们将这些信息刻在了他的墓板上，并将盾形徽章寄给了他的父亲。联邦军队士兵可以从战地小贩那里买到徽章，抑或从那些常在媒体上打广告的各个后方企业那里买到徽章。在南部，士兵们似乎很难从市场上买到徽章，但南部邦联士兵却发明出了他们自己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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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例如，有本袖珍《圣经》便非常有用。这本《圣经》上写着持有者姓名、地址，并请拾到者告知这名士兵亲人他的死讯。许多联邦士兵也采取了这种非正规的方法。楠塔基特的乔赛亚·墨菲，便总是确保身上带着一个从前寄给自己的信封，上面写有“关于我的情况，如果我在战斗中死亡，我的朋友便能知道我的下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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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觉得将会出征极其血腥的战役——例如1863年米德对李在迈恩河的防御工事有计划的进攻，抑或翌年格兰特对科尔德港毁灭性的打击——之前，有些士兵会在纸片上潦草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将纸片别在自己的制服上。这样的故事如今已具有了传奇色彩。在安蒂特姆战役中，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不幸中弹，继而被抬到一家坐落在周边房屋中的战地医院。他担心自己会在没留下姓名的情况下便晕厥过去或死掉，因此在一个纸片上写下：“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O.W.霍姆斯上尉，波士顿的医学博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霍姆斯后来痊愈了。在余生中，他一直珍藏着这张纸片。这些士兵对自己身份将可能完全湮灭的恐惧，用一种可怕而又冷静的实用手段将之表现了出来。他们以一种独具匠心的努力对抗着死亡的残暴，试图借此至少控制死亡的某个方面。如果一名士兵无法拯救自己的性命，他希望至少世人能知道他的姓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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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一名士兵所谓的“糟糕的消收到了一名士兵所谓的“糟糕的消息”（“Aufaulknuse”）。“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霍默绘。《哈珀周刊》，1862年6月14日。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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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平民也帮助士兵们保存身份，并告知其亲人他们的死讯。半岛战役期间在一艘联邦医院船上工作的凯瑟琳·沃姆利（Katherine Wormeley），便采用了与这些相信宿命论的士兵同样的方法。“这么多不知姓名的士兵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们无法讲话，奄奄一息，”她写道，“我们现在只好将重伤员的姓名与所在团写在纸片上，再将之固定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样，如果他们在由其他人照顾时讲不出话来，他们也不会死得像狗一样。”在沃姆利看来，一个人在无人知晓其身份的情况下死去，无异于丢掉了自己的人性，成为了动物。护理先驱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有许多小笔记本——有人猜测是口袋型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垂死士兵家人的信息，以便她能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给这些幸存的家人写信。南卡罗来纳州的T.J.韦瑟利是一位在弗吉尼亚州照料南部邦联部队的医生，他有着一本起着同样作用的日记。“应向北卡罗来纳州艾尔德尔县贝萨妮教会的哥伦布·斯蒂芬森写信，告诉他托马斯·W.斯蒂芬（森）中尉的死讯。”他在一张未标注日期的破损页面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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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瑟利博士在托马斯·W.斯蒂芬森的弥留之际宽慰他时，想必是向他询问了其父亲的姓名与住址。这一场景不难想象。“为休利特上尉给亚拉巴马州萨默维尔的A.A.休利特写信；为北卡罗来纳州第14团的S.J.沃特金斯给北卡罗来纳州沃兹伯勒的S.沃特金斯女士写信。”韦瑟利的名单还继续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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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从医院写信将死讯告知士兵亲属的平民中，沃尔特·惠特曼或许是最有名的一个了。1862年，这位诗人前往弗吉尼亚州，寻找他那据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Battle of Fredericksburg）中负了伤的弟弟乔治。乔治后来被证明只是受了轻伤，但对战争的一瞥却极大地触动了惠特曼的内心。像许多第一次看到战斗结束后的惨状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在看到一家联邦战地医院前“成堆”被截去的“脚、腿、胳膊和手等等”后，惠特曼深受震撼。这些人类躯体的组成部分，就像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出于人们理智的以及自诩为善意的目的，而被肢解。战争的讽刺与人类的毁灭性，都在那血淋淋的肉堆中有所体现。惠特曼感到，在这般恐怖面前，他所经历的一切“关怀和困难”，好像都已微不足道：“我们所谓的麻烦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惠特曼现在满脑子都是这场战争以及遭受苦难的士兵。“你是谁……你是谁……？”他向死者问道。他总结说，这些士兵象征着“真实的普通美国民众及其伟大”。正是这些人体现出了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如文学批评家M.温·托马斯（M. Wynn Thomas）所言，惠特曼充当了“为死者哀悼之人的替代者，使自己承担起死者亲人无法承担的职责：站在死者遗体面前悼念这位死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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