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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身份徽章的士兵身份徽章的广告。《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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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军官决心将为亲人提供关于自己信息的主动权置于自己手中，这是许多内战参与者的典型行为。他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命运能够被传达给亲人。尽管南北双方军队都未曾发放正式的身份识别徽章，士兵们自己——有时是在有创业精神的平民的帮助下——却设计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识别徽章，是为“狗牌”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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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O.W.霍姆斯上尉，波士顿的医学博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当我写下上述的话时，我正躺在安蒂特姆战地的一间小屋子中等死。在一段时间内，这间房子处在敌人的阵线内。我当时想，我可能会晕厥过去，因此无法告诉他人我是谁。”纸片由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写。哈佛法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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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7月4日深夜，联邦的一个埋葬队正在为葛底斯堡战役的死难者下葬。他们偶然遇到了一个约摸19岁的男孩的尸体。在他的口袋中，他们发现了“一枚银质盾形徽章，上面刻着他的姓名以及他所在的连与团”。他们将这些信息刻在了他的墓板上，并将盾形徽章寄给了他的父亲。联邦军队士兵可以从战地小贩那里买到徽章，抑或从那些常在媒体上打广告的各个后方企业那里买到徽章。在南部，士兵们似乎很难从市场上买到徽章，但南部邦联士兵却发明出了他们自己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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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例如，有本袖珍《圣经》便非常有用。这本《圣经》上写着持有者姓名、地址，并请拾到者告知这名士兵亲人他的死讯。许多联邦士兵也采取了这种非正规的方法。楠塔基特的乔赛亚·墨菲，便总是确保身上带着一个从前寄给自己的信封，上面写有“关于我的情况，如果我在战斗中死亡，我的朋友便能知道我的下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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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觉得将会出征极其血腥的战役——例如1863年米德对李在迈恩河的防御工事有计划的进攻，抑或翌年格兰特对科尔德港毁灭性的打击——之前，有些士兵会在纸片上潦草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将纸片别在自己的制服上。这样的故事如今已具有了传奇色彩。在安蒂特姆战役中，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不幸中弹，继而被抬到一家坐落在周边房屋中的战地医院。他担心自己会在没留下姓名的情况下便晕厥过去或死掉，因此在一个纸片上写下：“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O.W.霍姆斯上尉，波士顿的医学博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霍姆斯后来痊愈了。在余生中，他一直珍藏着这张纸片。这些士兵对自己身份将可能完全湮灭的恐惧，用一种可怕而又冷静的实用手段将之表现了出来。他们以一种独具匠心的努力对抗着死亡的残暴，试图借此至少控制死亡的某个方面。如果一名士兵无法拯救自己的性命，他希望至少世人能知道他的姓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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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一名士兵所谓的“糟糕的消收到了一名士兵所谓的“糟糕的消息”（“Aufaulknuse”）。“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霍默绘。《哈珀周刊》，1862年6月14日。费城图书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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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平民也帮助士兵们保存身份，并告知其亲人他们的死讯。半岛战役期间在一艘联邦医院船上工作的凯瑟琳·沃姆利（Katherine Wormeley），便采用了与这些相信宿命论的士兵同样的方法。“这么多不知姓名的士兵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们无法讲话，奄奄一息，”她写道，“我们现在只好将重伤员的姓名与所在团写在纸片上，再将之固定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样，如果他们在由其他人照顾时讲不出话来，他们也不会死得像狗一样。”在沃姆利看来，一个人在无人知晓其身份的情况下死去，无异于丢掉了自己的人性，成为了动物。护理先驱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有许多小笔记本——有人猜测是口袋型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垂死士兵家人的信息，以便她能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给这些幸存的家人写信。南卡罗来纳州的T.J.韦瑟利是一位在弗吉尼亚州照料南部邦联部队的医生，他有着一本起着同样作用的日记。“应向北卡罗来纳州艾尔德尔县贝萨妮教会的哥伦布·斯蒂芬森写信，告诉他托马斯·W.斯蒂芬（森）中尉的死讯。”他在一张未标注日期的破损页面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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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瑟利博士在托马斯·W.斯蒂芬森的弥留之际宽慰他时，想必是向他询问了其父亲的姓名与住址。这一场景不难想象。“为休利特上尉给亚拉巴马州萨默维尔的A.A.休利特写信；为北卡罗来纳州第14团的S.J.沃特金斯给北卡罗来纳州沃兹伯勒的S.沃特金斯女士写信。”韦瑟利的名单还继续着。[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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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从医院写信将死讯告知士兵亲属的平民中，沃尔特·惠特曼或许是最有名的一个了。1862年，这位诗人前往弗吉尼亚州，寻找他那据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Battle of Fredericksburg）中负了伤的弟弟乔治。乔治后来被证明只是受了轻伤，但对战争的一瞥却极大地触动了惠特曼的内心。像许多第一次看到战斗结束后的惨状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在看到一家联邦战地医院前“成堆”被截去的“脚、腿、胳膊和手等等”后，惠特曼深受震撼。这些人类躯体的组成部分，就像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出于人们理智的以及自诩为善意的目的，而被肢解。战争的讽刺与人类的毁灭性，都在那血淋淋的肉堆中有所体现。惠特曼感到，在这般恐怖面前，他所经历的一切“关怀和困难”，好像都已微不足道：“我们所谓的麻烦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惠特曼现在满脑子都是这场战争以及遭受苦难的士兵。“你是谁……你是谁……？”他向死者问道。他总结说，这些士兵象征着“真实的普通美国民众及其伟大”。正是这些人体现出了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如文学批评家M.温·托马斯（M. Wynn Thomas）所言，惠特曼充当了“为死者哀悼之人的替代者，使自己承担起死者亲人无法承担的职责：站在死者遗体面前悼念这位死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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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变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医院造访者，每天花七八个小时照料病人。他主要在华盛顿奔波，近50000名伤病员集中在那里。他的工作更多是宽慰而非医治；他为这些伤病员提供米饭布丁、小额零用钱、贴好邮票的信封，还有信纸、桃子、苹果、橘子、辣根、衬衣、袜子、肥皂、毛巾、牡蛎、果冻、苦薄荷糖——以及关爱、安慰与“鼓励”。他也为那些无法亲自写信的士兵写了数百封信。据他自己所言，他有时一天要写上十几封。惠特曼和他的亲人曾因无法确定乔治命运而饱受折磨，他因此深知战地和后方之间通信的重要性。他给《纽约时报》写信道：“我写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信，包括情书……我总是鼓励士兵们给家里写信，我也总是迅速地替他们写信。”他也经常写信告知士兵亲人他们的死讯。惠特曼的《草叶集》被认为代表了“与英国诗歌传统的彻底决裂”，但这位诗歌革命者却并未在悼唁信体裁上有所创新。和其他悼唁信作者一样，惠特曼也为死者家人提供了他们所期望看到的和所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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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儿子，弗兰克·H.欧文下士，于1865年3月25日在弗吉尼亚州的菲舍堡旁负伤……他在5月1日死去……弗兰克……得到了一切必要的手术治疗与护理等……他是个很好的孩子，举止得体……有时，他会想象自己在同……孩子们或者我猜是他的亲属谈话，给他们提出很好的建议……他完全甘愿牺牲……极其顺从主命……对于他过去的生活我一无所知，但我感觉，他过去也应一直是个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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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兵工厂广场医院的K病房“华盛顿兵工厂广场医院的K病房”，这是沃尔特·惠特曼经常造访的医院之一。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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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总结道，欧文在垂死时的表现“是不可被超越的。如今，像许多高尚正直的人一样，在参军报国之后，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惠特曼使欧文那悲伤的母亲确信，欧文的死亡是一场有所准备的死亡，是一场心甘情愿的死亡，是一场爱国主义的死亡——当然，也必定是一场“善终”。虽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惠特曼都不是个正统基督徒，他仍以一句经过仔细推敲的宗教安慰，作为这封悼唁信的结尾：“《圣经》上有句话，‘上帝从不做错事’——在适当的时候，您便会理解这句话的涵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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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快从田地里上来》一诗中，惠特曼构想了一个收到了他所写出的那种信的家庭。在俄亥俄那“生气勃勃、美如画卷”的秋天，“丰收悉至”。苹果和葡萄成熟了，小麦等待着人们收割。但就在这生活的丰收时刻，战争“收获”了死亡的消息到来了。一封家书寄到了这个农场之家，但写信的人却不是他们的儿子皮特，而是另一个人。这封信报告了皮特的枪伤，但并未提及那更可怕的事实——在这封信寄达之前，“他已经死了”。来复枪摧毁了皮特；而这封信，则摧毁了他的母亲。[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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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底斯堡医生约翰·奥尼尔未曾给丧亲的家属写过信。但当他走遍葛底斯堡小镇探访病人时，每遇到一个南部邦联人的坟墓，他都会记录下它的墓主姓名与地址。这些墓主已经死了，已经无法挽救了。尽管如此，仍有一种责任感，促使约翰记录下他们那常常是仓促的埋葬。他希冀在未来的某天，他能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家人或朋友。约翰有一本题为《医师从业手册》的装订成册的潦草日记。在病人的姓名与所患疾病旁，约翰写下了南部邦联死者的名单，包括他们所在连、所在团以及坟墓位置：“第二军公墓，施瓦茨的谷仓后：第1，克鲁·J.，K连，佛罗里达州第8团；第2，法默·N.，G连，北卡罗来纳州第7团，死于7月26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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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取死伤者的消息，人们并不只是坐等书信的到来或伤亡名单的公布；他们也利用新闻媒体来打探或分享消息。在南部与北部，平民都通过刊登私人广告来讲述战俘的情况与失踪者的命运。人们用这些布告来沟通被内战分开的南方与北方——为南方人提供北方的消息，或为北方人提供南方的消息。例如，在1864年，里士满的一家报纸刊登了联邦将军本杰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的一则布告，旨在引起一位南部邦联海军军医的注意。这则私人广告写道，这位海军军医的儿子与一个朋友还活着，他们已于6月末被俘。“他们都很好，现被关在波因特卢考特的联邦战俘营。我冒昧地写下这则告示，以消除你的忧虑。”他继续说道，他已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同这位年轻的战俘讲了一些话。几乎可以肯定，巴特勒与这位南部邦联军医在战前便已结识。友情与人道主义的纽带在这一事例中结合在了一起，共同造就了这两位战争失踪者的信息。在里士满的一家报纸上，一则私人广告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尊敬的R.W.B.：您的儿子纳特现在波因特卢考特的监狱，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我将毫不拖延地满足他的一切愿望。”罗伯特·巴恩韦尔（Robert Barnwell）家族的这位不知名的北方朋友，不仅以信息提供了及时的宽慰，而且还承诺：在纳特被监禁期间，他将为这名囚徒提供联邦战俘营所欠缺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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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不但开设了刊登原始布告的专栏，还从里士满的报纸转载其他布告。1864年2月，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的威廉·雷瑟尔正在努力寻找儿子的消息，以“解除……（一个）悲伤父亲的焦虑”——据报道，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受伤。莫比尔一家报纸从《纽约每日新闻》转载了一个北方亲戚的问询，南方人威廉·史密斯对此作出了答复：“我们都很好，萨姆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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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在维克斯堡去世了，死于战伤与伤寒症。我爱你们。”报纸专栏代替了难以穿越军事分界线的私人信件。“美国步兵第15团M连的小沃尔特·法南中士”的“朋友们”一直满怀希望，他们试图得到关于法南中士的确切消息。他们刊登了一则问询，请“里士满当局”确认，据报道在两周前死于弗吉尼亚州一家医院的W.法纳姆，是否正是沃尔特·法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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