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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联邦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Montgomery Meigs)决定将一名1864年5月死于华盛顿一家军事医院、身份无法确定的士兵的照片刊登在一些北方杂志上。在那之后,梅格斯收到了大量反馈。丧亲者的希望之巨大与持续时间之漫长,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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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无名士兵”。从“一位无名士兵”。从一张灵床照片复制而来,在寻找他的亲人时被刊载。《哈珀周刊》,186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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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到达军事医院时,这位士兵已十分虚弱,无法给出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如果不是因为他还拥有360美元这么一大笔钱,医院的工作人员可能马上就会把他忘掉。在他死后,负责这家医院的军医安排工作人员为他照相。在陆军部的要求下,新闻机构将这一肖像进行了复制。寻找其身份的公告指出,这位死者还曾留下了一个小孩的玻璃版相片。妇女们的书信像潮水般涌入梅格斯的办公室。虽然的确有些人是冲着钱来的寻财者,但大多数人都展现出一种令人心酸的歇斯底里,以致很难令人怀疑她们那痛彻心扉的真实性。伊利诺伊州的珍妮·麦康基女士给梅格斯写信说,这位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是她的儿子。自打1862年,她便再也没有收到过儿子的来信。但她似乎意识到,她的希望是徒劳的。她很难解释那个小男孩儿的照片,因为她的儿子还没有孩子。但她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之所以带上那个照片“是因为他很喜欢孩子”。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妇女说,自己听到的最后一个关于丈夫的消息是,他被关在了安德森维尔的那座臭名昭著的邦联监狱。因为无法得到任何有关丈夫命运的信息,她“长期因焦虑而精神恍惚”。玛莎·多特给梅格斯写信解释道,据报道,她的丈夫1863年在从一座监狱转移到另一座监狱的途中被射杀,“但那不一定是真的。错误时常会发生”。关于小孩相片的报道,让她又燃起了希望,因为她丈夫曾带了一张他们儿子的相片——相片中的儿子3到4岁,穿着格子花纹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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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克莱·泰亨利·克莱·泰勒。摄于他的25岁生日。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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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里士“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利比监狱”。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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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双手插在兜里。她在信中附寄了50美分,想要得到这张相片的副本。梅格斯办公室退回了这笔钱,原因是这张相片不符合她的描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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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神秘士兵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照片中的孩子也永远得不到他父亲死亡的细节,以及那360美元的遗产。但这位无名氏却成为了妇女们宣泄绝望的催化剂。她们代表了内战中成千上万的后方亲人,这些亲人不仅被夺去了丈夫、兄弟与儿子,而且还被剥夺了那使他们能够去哀悼的信息。那些给梅格斯写信的妇女,她们那有限的期待令人不寒而栗:她们努力认领为丈夫的人已经死去;她们已不再期望找到一个活人;她们所敢于希冀的,不过是摆脱那笼罩在她们生活之上的、使她们心力交瘁的不确定。一位曾帮助许多平民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寻找亲人的葛底斯堡学院教授,切中肯綮地描述道:“痛楚的内心中那由不确定所带来的空虚,仍旧无法被积极的消息所填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失踪”的不仅是士兵个人,还有关于他们的信息。那些早已放弃寻回活着的失踪亲人的人们,仍急切地找寻着他们生、死与埋葬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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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9月,威斯康星州丰迪拉克的J.M.泰勒之子在奇克莫加被俘。在那之后,同范妮·斯科特一样,他也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儿子的信息。25岁的亨利·泰勒起初被囚禁于里士满的利比监狱。在那里,他试图将微型书信藏于将被偷运回北方的纽扣,来同父母取得联系。因为战俘交换工作暂停了,早前希望亨利能回到家乡的希望破灭了。在那之后,亨利又被送往了南方。数月的监禁与食物匮乏造成了战俘的死亡,亨利也患上了痢疾与结核病。到了1864年的夏天,他的父母听说,他被送往了查尔斯顿的一家军事医院。自从亨利被俘以来,他们一直能不定期地收到关于他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如今几乎中断了,直至这年10月,一名联邦狱友从南卡罗来纳州写信说,亨利快不行了。“我想您应该已经知道情况了。”这名士兵解释道。九天后,泰勒收到了这封穿越军事分界线的书信。“这封信几乎成为了我的孩子。”这位父亲说道。他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问询,努力从越狱的与被释放的战俘那里以及南北方的军官那里获得信息,来终止“令人痛苦的焦虑”。在11月中旬,泰勒听说,据报道有两名联邦军官自称是他们埋葬了亨利。现在,假定亨利已死的泰勒便向他们写信,继续询问一些细节:“请您记住,有关我们亲爱的儿子死亡的哪怕是最琐碎的细节,都是我们很感兴趣的。”12月27日,泰勒收到亨利从前另一位狱友的来信。这封信确认,亨利已于10月3日死于查尔斯顿。但这封信不像官方通知的那样,能够满足泰勒得知一切关于亨利最后几天情况的愿望,这封信也无法使泰勒能够——如他所言——“结清儿子同政府之间的账”。他继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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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寻找这类证据,以及亨利的那些“将被当作遗物保存”的物品。在亨利去世前不久,泰勒曾给他寄去了25美元金币,泰勒尤其关心这25美元金币的返还;他也十分关心付给亨利的“仆人……一位名为萨姆的黑人”的报酬——1863年,亨利曾写道,萨姆“像狗惦记着主人那般惦记着我”。查尔斯顿刚一落入联邦手中,泰勒便着手将亨利的遗体运回故乡。[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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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中,约9%的死难者死于战俘营,亨利·泰勒正是其中一员。1863年中期,为回应南部邦联对被俘黑人士兵的虐待,北方暂停了定期交换战俘的工作。像亨利一样,许多死于战俘营者都是在这之后死去的。这场战争迅速演变为一场消耗战,人数上的优势使得战俘交换对北方不利。但随着战俘规模的迅速膨胀,南北双方的监狱条件都变得日益糟糕,使北方士兵和南部邦联士兵历尽折磨。双方都未曾料到需要囚禁如此多的战俘,也没有哪一方准备好了足够的食物、住所与医疗服务。在这场战争期间,共有194743名联邦士兵与215865名南部邦联士兵被俘,前者中的30218名与后者中的25976名在监狱中死去。如一名战俘所言,内战中的监狱的确是“世界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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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J.M.泰勒收到了亨利的一位老战友的来信,这封信是对泰勒不久前问询的答复。这位老兵指出,自己如今已头发花白,坦承自己无法清楚地回忆起查尔斯顿那座医院的布局,因而也无法回答泰勒有关亨利最后几天情形的问询:“或许其他一些战友能记得更多情况。”30年的光阴也许已经让这名士兵将这场战争抛诸脑后,但这位父亲却不能。那能令他宽慰的“事实”,仍无法得到确认。[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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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内战使人们关于对死者承担责任的态度与行为发生了重大改变。军队处理死者的程序本身便开始反映出这种转变。186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建立一套新的处理死伤者的组织原则。这一法案首先指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坟墓登记的分队,而在此之前,政府只是假设各部队可以派遣前线的士兵来执行埋葬任务。1864年,在南部邦联将军朱巴尔·厄尔利(Jubal Early)袭击华盛顿旁的史蒂文斯堡期间,在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的带领下,这一新部队成功甄别出联邦军队每具遗体的身份,并为每座坟墓做了记录。但在内战的最后几场战役中,联邦没有足够人手来组建坟墓登记部队,这一努力便被弃置了。尽管如此,它仍代表了一个新的开端。同国家公墓系统起初几座公墓的建立一样,坟墓登记部队的派遣标志着政府日益意识到了,它应当对在战俘营中与战场上遇难的士兵——不只是他们的肉体,还有姓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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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之中,致力于保障个人权利,成为了北部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使得人们无法逃避对每位士兵个人命运与身份的关注;纪念死者同尊重生者变得不可分割。但这些改变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却是妻子们、父母们、兄弟姊妹们与孩子们的巨大痛苦。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亲人的死亡没有得到记录,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得到承认。美国内战发生于一个刚刚开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人道主义时代。“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容易为人类悲惨景象所触动”,一位北方救援工作者以此解释,为什么“无论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基督徒”,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士兵忍受他们在“从前一切战争中”所遭受过的痛苦。在这一时代,家庭的纽带被歌颂赞美,被赋以浪漫色彩;在这一时代,人们相信,它拥有足够的能动性、责任以及科学知识,来减轻苦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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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内战的巨大规模,小规模的个人干预,乃至企业家的临时参与都无济于事。美国人于是向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这两个新兴慈善组织求助,并最终诉诸日益增强的国家权力与责任。从1864年冬天到1865年早春,联邦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甄别无名死难者的需要也变得日益迫切。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将会开启一项甄别与重葬死者的工程。这一工程将重新界定国家对死难者的责任,也将重新定义作为人类自我的永恒贮藏处的姓名与肉体之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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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五章 接受:平民与哀悼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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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面对战争之肆虐更令人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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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本·艾伦·皮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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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屠戮了士兵也残害了百姓,不计其数的非战斗人员直接死于这场冲突。这场战争的环境为普通美国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死法:死于超出士兵与战斗范围的暴力,死于从军营传播出去的疾病,死于席卷了广大美国民众——尤其是南方民众——的困苦与匮乏。用林肯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人民的斗争”,而人民也因此遭受了它的各种残酷所带来的苦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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