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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描绘非具体的因而是广义的妻子、母亲或姐妹，朗费罗的诗表明了隐喻的死亡之可能性。即便没有肉体上、事实上的死亡，丧亲者也可能遭受了精神、内心与希望的死亡，也即一种活着的死亡。内战的死亡最终属于幸存者：是他们不仅从事了埋葬工作，也承担起了宽慰与哀悼的职责。1862年，路易斯安那州士兵鲁本·艾伦·皮尔逊从战场上写信说道，宽慰与哀悼的工作，将“比面对战争之肆虐更令人煎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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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终”之观念——它常常体现于那些将“糟糕的消息”从战场带回后方的悼唁信中——代表了垂死者同生者在应对死亡的恐怖上的最初合作。悼唁信以及它所描绘的死亡行为，维护了一系列关于死亡含义的预设。这些预设构成了哀悼应当遵循的基础。一名士兵的真实死亡只是一个瞬间——就像朗费罗的诗歌主角之死一般“突然而迅速”，即便在此之前已有漫长的挣扎与剧痛。但对于他幸存的亲人们而言，他的死亡实际上是无休无止的。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他们的，则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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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丧亲者而言，即便只是适应亲人死亡的现实都是困难的。在内战中，那些面对着死亡消息的写信人与日记写作者，不断声称自己无法“接受”（realize）死亡。这里“接受”的用法，以如今业已过时的准确性，表达了使死亡真实呈现在脑海之中的涵义。这个词语的选取包含了悲伤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心理学家与观察者们曾用了很长时间，描述出了悲伤的过程。例如，弗洛伊德将哀伤同抑郁症作了比较。他认为，哀伤是一种知道所爱对象不再存在的悲伤，而罹患抑郁症的个体，则“看不清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因而一直陷于“极其痛苦之沮丧，不再对外界感兴趣，失去了爱的能力”。弗洛伊德论述了“哀悼之工作”，也即直面亲人死亡的事实、继而从死者处撤回对他们的情感投入的努力。哀悼是一个有结尾的过程；而抑郁症则是一种状态，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是一种病态。内战所制造的特殊环境抑制了人们的哀悼，因而使许多丧亲的美国人很难——即便并非不可能——度过悲伤的各个阶段。在一个死亡信息常常错谬，甚或完全无法获取的环境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比喻意义上，幸存者都无法“看清……自己失去了什么”，因而他们会去否认自己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相信与拒绝坏消息的诱惑实在太吸引人了，致使人们从哀悼中获取真实宽慰的能力被严重损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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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否认与麻木是平民与士兵们借以应对战争损失的重要方式。佐治亚州的阿比·布鲁克斯坦承，苦难已“净化了我，也僵化了我。我几乎不关心任何人任何事，我既不难过也不愉快，而只是消极面世”。在哥哥死后，密西西比州的凯特·福斯特感觉自己的情感被改变了：“我变得铁石心肠。我现在有些害怕爱某个人太深。”凯特·斯通是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难民，在内战大多数时间她都在处于颠沛流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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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承认：“死亡已不如很久之前的一半可怕了。我们已经适应它了。”在联邦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科妮莉亚·汉考克（Cornelia Hancock），有着和这位年轻的南部邦联人同样的感受：“人可以适应任何事。”她已经明白了为何医院管理人员经常不去制定人们所需要的死亡名单：死亡已变得再普通不过了，以致它甚至不会被人注意到。当汉考克得知故乡的一位邻居去世的消息后，她向妹妹坦承，单单一例死亡“于我而言”似乎已“算不得什么”。一位南部邦联军官的年轻妻子写道，一些丧亲的南方人几乎被自己的损失吓呆了，他们“永远地……目瞪口呆，茫然失措……还有一些人因悲伤过度而死”。生活在温切斯特连绵战火之中的玛丽·李肯定了这一点：“如今，人们已没有了任何感觉。”这样的否认代表了它自己的一种失去，代表了对情感及感受能力的抛弃。这本身也是一种死亡，是战争使人类失去人性的另一侧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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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死亡真实地呈现在大脑中，感受并接受死亡的真实性，这需要付出努力。在自己的弟弟于第二次布尔河战役阵亡后，萨拉·帕尔默以极大的痛苦给妹妹哈丽雅特写信说道：“我无法接受，我再也见不着那个亲爱的弟弟了……这太难以接受了。”死亡本身似乎就是无法理解的，更不必说将它同她们那充满活力的弟弟联系起来了：“在此之前，我们从不知死亡是什么。”她们的母亲埃丝特则诉诸幻想，试图拒绝而非接受儿子已经死亡的事实——对于她来说是，这是无法忍受的。“我有时认为他还没死，他的死讯可能是个错误。”在儿子遇难几周后，她这样写道。“我都不知该如何接受我那亲爱的弟弟之死。”詹姆斯的另一位姐姐伊丽莎白写道。“我发现自己一直认为他还活着。”五个月后，哈丽雅特仍在为接受詹姆斯死亡的事实而挣扎。“我很难相信亲爱的吉姆已经死了。过去他经常会给我们写信，每次接到他的来信我们都非常高兴。要不是我们如今已停止收到那些来信……我真的无法接受他已经死亡的现实。”死亡似乎是不可言说的，似乎是一种空虚。这种空虚，她只能通过那不再到来的信件的物质性才能充分理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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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翰·桑德斯小约翰·桑德斯·帕尔默与同他结婚不足一年的的妻子艾丽斯·安·盖拉德·帕尔默。南卡罗来尼亚那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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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们苦苦寻找一些物证，以使他们经常“反叛的内心”相信他们所面对的难以理解、无法忍受的消息。就在詹姆斯·帕尔默去世的两年后，帕尔默家的另一位儿子，也是另一位兄弟遇难了。当他的衣服碎片被转寄至家中时，他的年轻遗孀艾丽斯如释重负地接受了它们：“我们最后残留的希望都被碾碎了。我们都不会认错那些衣服碎片。感谢上帝，他穿着我们熟悉的衣服。否则，我们将永远也不会确定那是否是他的珍贵遗骸。”[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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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帕尔默是幸运的。这场战争制造了大量身份未得到确认的失踪士兵，他们数十万的妻子、父母、子女与兄弟姐妹，可能从来不曾得到那种无可辩驳的证据，以及它所带来的艾丽斯所谓的“令人悲伤的满足感”，作为从情感上接受亲人死亡现实的基础。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之所以强烈希望取回遇难亲人的遗体，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需要将损失变得可见可感，继而使之变得真实。一名联邦护士曾描述过一位在安蒂特姆战役后寻找丈夫的年轻妻子，声称“她那疯狂的悲伤，我永生难忘”。这位年轻的妻子被告知，在她来到这里寻找丈夫的两天前，她的丈夫便已被埋葬。但她“不愿相信这一事实”，并“坚持要见到他”。丈夫的战友善良地同意了挖掘尸体的请求。对尸体的一瞥平息了她的狂躁。她接受了“这令人悲痛欲绝的严酷现实”，并着手安排将遗体运回费城。遗体所象征的“严酷现实”成功地在她脑海中建立了死亡的“事实”。于是，这位新遗孀便开始从拒绝转变为接受她那残酷的命运与新的身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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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死亡具体化（这里所用的是该词严格的字面意义）[56]是使其成为现实的一个方式。但将死亡变得可触可感的努力，也还需要创制可见的悲伤象征物，使丧亲者可用它来预演，继而正式扮演起他们如今的新角色。19世纪中期，在配偶或亲戚去世之后，有身份的美国人，抑或那些渴望被视作他们之中一员的美国人，都会开始一段正式的哀悼时期。在内战的很长时间里，北部与南部的第一夫人都身着丧服，因为她们各失去了一个年幼的孩子：玛丽·林肯的威利，以及瓦丽娜·戴维斯那个从里士满总统官邸阳台上跌下的约瑟夫。在威利死后，玛丽·林肯有一年多的时间都穿着深色丧服，戴着黑色头巾、无光泽的黑纱以及黑色珠宝。到了1863年，她转入半哀悼状态，开始穿着一些淡紫色、灰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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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丽娜·豪厄尔瓦丽娜·豪厄尔·戴维斯的半哀悼期装束。南部邦联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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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紫色的衣服，手腕上还能看到一点白色的装饰。但在丈夫遭暗杀后，她再次转入完全哀悼状态，直至生命的终结。男人们也同样穿戴哀悼标志，例如为死去亲人佩戴的袖箍，以及徽章与玫瑰形饰物——在“石墙”杰克逊将军去世后的一个月中，弗吉尼亚军事学校的学员与教官所佩戴的，便是这类标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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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传统，一位母亲应为其去世的孩子哀悼一年，反之亦然；一位女子应为其去世的兄弟哀悼半年。一位遗孀当为丈夫哀悼两年半，她将经历一些规定的阶段，变换着从沉痛哀悼到完全哀悼，再到半哀悼状态的全套衣着。在此期间，衣着与举止的要求会不断放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位死了妻子的男人，却只需为亡妻哀悼三个月，并在帽子或袖箍上佩戴黑纱即可。哀悼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被分配给了女性。战争的迫切需要以及南方的服装与资金短缺，使人们无法严格实践这些传统期望。但战争中变化了的环境，却使人们产生了替代哀悼必需品的想法。即便人们对哀悼礼仪的期望变得宽松了，妇女们仍希望从衣着与哀悼习俗中获得慰藉。许多妇女努力寻找着合适服装，以使她们能够参与这一生死大事，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奉行正式的哀悼仪式创造了一种过程感。这使丧亲者相信，他们可以度过绝望，他们的绝望会随着变换的服饰所代表的不同悲伤阶段发生变化：从沉痛哀悼期的全黑丝织品、全黑绉纱与全黑头巾，到完全哀悼期可被接受的白色花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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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尔良一座公墓中正在哀悼的“新奥尔良一座公墓中正在哀悼的女性”。《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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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领，再到半哀悼期的灰色、淡紫色衣着，直至最后完全回归现实世界，穿上自己的惯常的盛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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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到了参军年龄的男性有18%都在战争中罹难。死亡无处不在，针织品与服装式样非常欠缺。1864年，《南卡罗来纳人日报》（Daily Southern Carolinian）问道：“谁不曾在这场战争中失去朋友？我们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哀悼之国。”南部邦联的妇女，尤其是那些城镇中的妇女，似乎尽了全力克服困难，以便获得一套合适的丧服，来为显而易见的共同苦难提供慰藉。南部的大量死亡导致一个统一的悲伤女性共同体得以形成。如弗吉尼亚州的露西·布雷肯里奇（Lucy Breckinridge）所言：“这里有这么多女士，她们都穿着深色的丧服。我们感觉，我们好像在一座女修道院中，并组成了一个修女会。”当北方佬于1865年4月进入里士满时，纽约州的一位报人谈道：“几乎所有妇女都穿着丧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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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州十几岁的南妮·哈斯金斯的哥哥在战争中死去了。当有人告诉她，她穿着黑色衣服有多漂亮时，她被激怒了。“适合我？这真是无聊之至！”她写道，“我才不关心它适不适合我呢。我之所以穿丧服，是因为它符合我的感受。”套用圣奥古斯丁用来描写基督教圣餐的一句话：丧服是内在不可见状态的外在可见标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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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秋天，弗吉尼亚州沃伦顿的苏珊·考德威尔之子遇难。在那之后，她急切希望穿上丧服。然而，她的丈夫莱克格斯却从军队写信阻止她这么做。“你已经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你想起你的丧亲之痛，并让你心情沉重——我们窘困的家境也不允许你这样做。”苏珊并不担心自己会触景生情；她很难忘却儿子死亡的现实，她只是希望找到一种表达自己悲伤的方式。苏珊难过但顺从地回信道：“我当前的衣着，同我哀伤绞痛的内心几乎全然不符，但我愿意听从你的劝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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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时期的南部，若想获得一套丧服，一个人需要付出努力——甚至需要独具匠心，时常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开销。一接到儿子罗米拉斯1862年的死讯，佐治亚州的玛格丽特·格温便在当地一家商店买了一些“哀悼用品”，并着手缝制一套黑衣服。玛格丽特家境中等，她将自己其他一些衣服染上颜色，以使它们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她的悲伤。当她在浆染衣服时，“我的眼中常含泪水，这是我痛苦的内心的一种解脱”。1863年，住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旁的一位妇女无法决定是否应穿上丧服，因为她“不愿离开颜（色），除非她能弄到一套漂亮的黑衣服。然而，即便她完全不考虑花费的问题，她仍无法获得这样的衣服”。南部城镇的商人纷纷在报纸广告中宣称，他们成功地弄到了纺织品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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