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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墙’杰克逊墓哀悼的女性“在‘石墙’杰克逊墓哀悼的女性，大约摄于1866年”。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档案馆（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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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女士穿着一身黑色丝绸与法国紧捻纱罗织物制成的、“适合半哀悼期在有水的地方穿的衣服”，戴着一顶装饰着黑色天鹅绒与黑色羽毛的意大利麦秆缏式宽边草帽。在她身旁的同伴，分别穿着晚餐装、轻便服与女骑装。1864年5月的那期，刊登了一套适合第二哀悼期穿的晚礼服，并搭配以用黑色天鹅绒与淡紫色雏菊装饰的头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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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正式的哀悼期一样，葬礼也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个表达悲伤——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悲伤——与纪念死者的机会。死者的亲友利用这一仪式共同确认他们的损失，并表明他们这些被夺取了丈夫、父亲、兄弟与儿子的哀悼者的新身份。内战期间许多葬礼都是人们展示爱国主义的场合，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在那时，士兵的死亡尚不多见，人们常常为之举行精心设计的公共仪式。1861年5月，波士顿迎接了三名在巴尔的摩分裂主义者骚乱中遇难的马萨诸塞州士兵遗体。在一个乐队的伴奏下，人们随遗体列队向波士顿行进，民众无论男女皆泣不成声。当1861年7月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来自查尔斯顿的遇难者被运回故乡时，查尔斯顿全城商业活动中止，三个骑兵连队将遗体从火车站护送至市政厅。遗体被置于这里供市民瞻仰。之后，一千名士兵陪伴着他们前往圣保罗大教堂参加祷告仪式，再将他们送往玛格诺利娅公墓下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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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不久就变得如此巨大，以致人们只能保证为那些最有名望的人举行这样的公众纪念活动。然而“石墙”杰克逊在1863年的死亡，却为整个南部邦联提供了一个宣泄悲伤的时机——他那传奇般的虔敬与军事上的成就相得益彰，使他成为了“基督徒战士”的理想化身。李的确有理由在接下来的战役中为自己失去了一个臂膀而哀痛，但南部邦联隆重纪念杰克逊之死，也是为了向世人宣示自己占有宗教上的优越地位。这些纪念仪式强调，像杰克逊这样的一个人，只会为上帝所支持的事业而战。1863年5月10日，星期日，杰克逊死于吉尼车站。在一个星期前，他的士兵开枪时意外打伤了他。他的左臂被迫截肢，继而染上肺炎而死。弗吉尼亚州长派了一节火车，将他的遗体运到了45英里之外的里士满。群众聚集在铁路沿线，南部邦联首都一切商业活动暂停。黑纱挂遍全城；当地报纸的报头，甚至改为了黑色；教堂钟声敲响；两匹白马拉着载有他棺材的灵车前往州长官邸，数千人聚集起来陪伴着灵车前行。虽然尚在前线的李不敢擅离职守，但杰斐逊·戴维斯与其他显要人物向杰克逊表达了敬意。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南部邦联人为杰克逊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并依其面庞制作了一个死者面具。第二天，一个由士兵、邦联政府政客、内阁成员、法官以及民众组成的送葬队，穿越里士满市中心游行了2.5英里，最终将杰克逊的金属棺材放在了南部邦联众议院。在那儿，20000人纵队进入，瞻仰杰克逊遗容，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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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人们开始将杰克逊的遗体运回他在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的故乡与埋葬地。杰克逊将军的遗体历经两段火车旅途，最后被置于一艘班轮上。在整个路途中，迎接他的是礼炮、教堂钟声、由春天的花卉编成的花圈，以及成群结队的悲伤的仰慕者。杰克逊曾任教过的弗吉尼亚军事学校，已作好了迎接他的儿子的准备。人们庄重地将他的遗体放置在他曾讲过课的老教室。然后，学校学员与教师、地方官员、正在附近一家医院休养的士兵、宗教界知名人士，以及一个恰巧经过该镇的南部邦联骑兵中队，举行了纪念杰克逊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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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此时，隆重纪念杰克逊之死的仪式已进行了很长时间，以致他那防腐处理做得不太好的尸体已开始显露出腐烂的痕迹。这表明，杰克逊将军的纪念仪式应当即刻画上一个句号。时任军官的一位弗吉尼亚军事学校学员后来回忆说：“他的尸体据说是做了防腐处理，但这并没有效果。他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他的面容据说已变得不自然，因而并未露出供人们瞻仰。”在杰克逊生前担任执事的长老会教堂，人们为他举行了简短的葬礼仪式。他的牧师威廉·怀特朗读了一段《圣经》，并依据《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进行了布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会众齐唱《义士死时的赐福》。对于这位基督徒战士来说，死亡被视作了他最伟大的胜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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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春天，美国人又一次宣泄了他们的悲伤。只不过，这部分人同那些为杰克逊哀悼的南方白人极其不同。宗教热忱与爱国主义，再次汇集在了一个象征着民众希望与牺牲之人的悼念仪式上。在耶稣受难日，林肯死了。此时，距李将军投降日尚不足一周；此时，战争的杀戮即将停止。林肯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也在很多方面象征着这场战争的一切损失。全国范围的悲伤宣泄，象征着这场战争的巨大灾难。正如一首广受欢迎的歌曲歌词所言，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葬礼”。林肯之死既是每个士兵的死亡，又是全体士兵的死亡，但它又起到了供民众宣泄哀伤之外的作用。将林肯同基督进行对比，既冲击心灵又不可避免。这些对比强化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神圣目的——它通过一人为众人牺牲而实现——对信仰。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场复活节布道上，公理会牧师伦纳德·斯温援引了基督教对救赎的叙述，以及林肯两年前在葛底斯堡的原话：“一个人为人民而死，为的是整个国家不至灭亡。”林肯之死既有着广泛的超越物质世界的重要意义，又有着具体的国家层面的重要意义。它将美国的目的同上帝的旨意结合了起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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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葬礼仪式确认并强化了他同美国人民的联系。林肯的遗体被庄重地置于白宫的东厅。共有2.5万民众列队从他的开放灵柩前走过，瞻仰他的遗容。前往他那只有受到邀请才能参加的葬礼的有600人，而悲痛欲绝的玛丽·林肯未能出席。由士兵与显要人物组成的送葬队伍，陪同由六匹灰马拉着的林肯灵车前往国会大厦。林肯的遗体被庄严地放在那里，供吊唁者前来瞻仰。在这个葬礼日，人们在全国范围举办了各种悼念仪式：孟菲斯的两万人游行，圣弗朗西斯科的大规模集会，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马萨诸塞州演讲，以及——据《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报道——在北方各州的“日常娱乐活动普遍停止，商业场所暂停营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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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遗体随后从国会大厦被运往了火车站。在那里，他将开始一段1700英里的旅途，并被最终送往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与他的坟墓所在地。在途经的每一站——巴尔的摩、哈里斯堡、费城、纽约市、奥尔巴尼、布法罗、克利夫兰、哥伦布、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哀悼者都对这位罹难的总统表达了敬意。在费城，他的遗体被置于独立大厅中，人们排成三英里的长队等待着瞻仰他的遗容。据《纽约先驱报》估计，在纽约市，约有75000人陪伴着林肯的送葬队行进，而十倍于此的民众在路边与房顶上观看了这一仪式。无论在何处，美国黑人似乎都表现得尤其悲伤：黑人民众在林肯送葬队的路线旁哭泣，黑人士兵在陪伴林肯灵柩的游行队伍中自豪前进，受过教育的黑人在非洲裔美国人媒体上发表诗歌与散文，而黑人牧师则在布道坛上大声疾呼。纽约州特洛伊的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牧师宣称：“作为一个民族，我们黑人所感受到的丧亲之痛，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强烈。我们已经学会了爱戴林肯先生……我们敬仰他，将他视作我们的大救星，将他视作我们的解放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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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的葬“林肯总统的葬礼 ——在纽约市政厅瞻仰遗容的市民”。《哈珀周刊》，186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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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遗体于5月3日抵达斯普林菲尔德。在那时，尸体防腐技术的缺陷已显露出来，他的面庞呈现出一种扭曲变形、几乎是古怪的容貌。但直至5月4日，宏大的悼念活动才偃旗息鼓。四年多前，林肯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在这一天，他魂归故里，又被安葬在了斯普林菲尔德郊外的橡树岭公墓。一首为这场最后的仪式而作的赞美诗哀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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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哉！他所为之牺牲的事业，愿他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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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之死包含了国家得到救赎、获得永生的希望。但像杰克逊之死一样，林肯的逝世也具有讽刺意味，凸显了人类力量的有限，甚至是徒劳。在南部邦联几近鼎盛时，杰克逊死去了；而林肯则在联邦已胜券在握时惨遭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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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肯遇刺后几周内，沃尔特·惠特曼写了三首悼念林肯的诗，皆是关于这个国家之哀痛的沉思录。在写于林肯葬礼当天的《今日宿营地静悄悄》[55]一诗中，惠特曼以人民之一员的身份带领士兵哀悼“我们亲爱的司令”，并敦促自己所热爱的平民同自己一起为他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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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我们对他的敬爱——因为你，是个宿营者，你懂得这种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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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把棺木入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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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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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士兵们的沉重心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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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船长！我的船长！》一诗写于几个月后的1865年夏，这首诗再一次将公众的悲伤作为主题。如文学学者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所解释，这是“一首有意写就的民主主义、平民主义诗歌”，为适应平民口味儿加入了韵律与重叠句。惠特曼的作品不太使用节奏与韵脚，因而《啊，船长！我的船长！》或许是他的诗歌中最容易记住和背诵的一首了。这是惠特曼以一个年轻水手的口吻写成的“民主主义风格”的挽歌。这一次，他不再为全体士兵抑或普遍的悲伤代言，而是表达了一个人的极度哀痛，描绘了构成集体损失的个体苦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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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啊，船长！亲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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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你的头枕靠着这只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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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板这地方真像是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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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倒下，已完全停止了呼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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