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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个球——滚在地板上。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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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1864年写道。在狄金森去世后，她的诗被出版。在此之后，她那以不连贯为标志的诗饱受批评家诟病。他们指责说，这些诗扭曲了语法和句法。然而，当代评论家认为，这些特征体现了狄金森对理解与连贯性之基础的怀疑。夏伊拉·沃洛斯基（Shira Wolosky）声称，狄金森的诗对“关于语言意义与事物整体意义的整个问题”提出了挑战。这既是一个死后世界观的危机，又是一个语言与认识论的危机；这不仅关乎上帝是否存在以及我们能否认识他，也关乎我们是否具有哪怕一点认识和言说事物的能力。[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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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30年后，狄金森的诗才被付梓；梅尔维尔出版于1866年的《战斗片段与内战侧面》，只发行了500册；比尔斯作为一名记者闻名遐迩，但直到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过去20年后，他才开始发表他的战争作品。这些作家对战争浩劫的理解的重大意义，不在于他们对民众思想的影响。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代表了广泛持有的观点。然而他们的作品，为理解19世纪中期的美国人对内战所造成的信仰危机的各种可能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切入点。狄金森、梅尔维尔与比尔斯将努力理解这场全国战争之意义的需要，转化为了关于宗教之根基与人类理解力之基础的宏观而永恒的问题。1914年，一场更具毁灭性的战争爆发；而这三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被视作通向与这场战争相关的现代主义理想幻灭路上的小站。他们同未来的关联表明，每位作家同先前时代流行的预设和看法有着稀薄的关系。但内战为这些作家赋予了通过框架和意象观察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框架与意象使他们的作品得以诞生。通过勾勒出怀疑的轮廓，狄金森、梅尔维尔与比尔斯帮助描绘了源于内战的、信仰与不信仰的广阔地形图。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那无法认识与无法理解的感觉，事实上已被普通美国人广泛而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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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称战争的经历“不可言说”。其他士兵也有同感，他们的信件与日记不断宣称，他们无法描述自己所见到的场景。“语言无法依照其真实的样子描述真正的画面。”在1862年盖恩斯米尔战役后，南部邦联士兵鲁本·艾伦·皮尔逊给他父亲这样写道。他用他那累赘的话语，强调了他的经历之巨大冲击力与无法理解性。伊利诺伊州第84团的詹姆斯·休特在日记中写道，他“绝对无法”描绘奇克莫加战役。联邦军医丹尼尔·霍尔特声称，战争的恐怖“无法描述”。“石墙”旅的约翰·凯斯勒努力寻找词汇向父母讲述自己第一次作战经历：“我没有能力来描述那个场面。它令所有描述黯然失色。”像梅尔维尔一样，士兵们也感觉战争非叙述所能及。[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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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护士与救援工作者同样感到自己无力用语言描述他们在前线目睹的苦难。1862年，科迪莉娅·哈维从田纳西州给故乡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州杂志》（Wisconsin State Journal）写信道：“词语的意思有时消失了；我们的语言如此彻底地无法表达现实。直到我试图描述最近十天我所见到的精神与肉体痛苦时，我才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南部邦联人凯特·卡明（Kate Cumming）用了几乎相同的语言来描绘自己进入病房的经历。“我认为我们词汇的表现力，不足以将现实中那悲惨景象呈现在人们脑海中。”苦难超出了语言与理解的能力。[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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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无法解释战争的经历，他们也无法从中逃脱。联邦的一位牧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写道：“战斗是无法描绘的，不过一个人一旦见到了那个场面，它便会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直至他死去。”同自称被“死人与死亡景象”纠缠的比尔斯一样，许多内战目击者都无法将这些战争幽灵祓除，将其转化为那令人宽慰的宗教的或爱国主义的救赎性牺牲之叙述。它们仍是一瞥、片段、“景象”，仍是场景而非故事，其影响只可眼见却无法给出解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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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的大屠杀将19世纪中叶愈发增强的宗教怀疑感转化为了一场信仰危机。这一危机迫使许多美国人重新定义甚至抛弃对一个仁慈的、能够应答祈祷的上帝之信仰。但内战的死亡与浩劫也为对人类认识与理解能力之更为深刻的怀疑埋下了种子。在人类似乎已愈发同动物没什么区别的环境中，唯有人类才拥有的语言能力之失败，代表了对自我之基础的又一次侵袭。内战迫使美国人以更为迫切的心情问道：“死亡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们发现自己思考着：为什么会有死亡？生命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有希望得到答案？从那以后，我们便一直苦苦思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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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1706278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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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第七章 解释[64]：“我们对死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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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将国家力量与资源奉献于一个态度，这个世界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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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B.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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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7月，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过去3个多月之后，霍勒斯·布什内尔在耶鲁校友会年度聚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布什内尔被要求赞颂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耶鲁毕业生，但他坚称，自己无法，也不应该将校友同内战中大量死难者分开。他谈论了联邦的全部死难者，呼吁这个国家承认它对死者欠下的债。布什内尔的演说《我们对死者的责任》试图说明，战争的意义同它的生命代价无法分离。事实上，他代表那些在四年内战中付出最终代价的人，向这个再次统一的国家提出了一份账单。布什内尔以一种商业损益的语言，以一种关于盈利、购买、付款与亏欠的语言，号召美国人承担起对死者的责任，要求美国人为数十万逝去的生命赋予意义，让他们的鲜血与苦难不白付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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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投降后的数月内，布什内尔远非唯一提及并赞美死者的人。例如就在布什内尔耶鲁演讲的几天前，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曾站在哈佛毕业生的一个相似集会前，朗诵一首长达400多行的颂诗，来纪念那些罹难的哈佛学生。20世纪的小说家与评论家理查德·马里厄斯（Richard Marius）曾写道：“在坎布里奇的炎热夏日，这首凄怆的诗，几乎和战斗本身同样令人痛苦。”洛厄尔的颂诗浪漫、伤感、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它为北部的胜利欢呼，并为缺席毕业生集会的那些人哀悼。“在这些勇敢的行列中，我只看到了空缺，/我想起了那些被沉默泥草包裹着的亲爱的人儿，/对于曾为之献身的胜利，他们如今却茫然不知。”但洛厄尔向“神圣死难者”的崇高致敬，却同布什内尔那注重实际的看法——生者对死者担负着具体责任——形成鲜明对照。布什内尔的演说迎合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将对死者的纪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处理有关死者的持久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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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的杀戮工作结束了，但处理死者的需要仍然存在。许多士兵仍未被埋葬，他们的尸骨遍布南部战场；还有一些被匆忙埋在了阵亡处，远离亲人与故乡；数十万人的身份仍未被确认，他们的死亡无人解释。战斗的结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战时不可能的方式关照死者的机会。信息可以在南北之间自由流动了；军官们有机会去扩充、详察不完整的伤亡记录；遍布战败的南部邦联的尸体可以被找到，并被确认身份；人们可以去纪念死者，而不侵占生者的紧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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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巴顿热切地利用了这些新可能。对于她来说，人们在战争时期的需要，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们在和平时期的要求。她照料伤员的工作，总是包含为她所照料士兵的家人提供关于他们的信息。而在战争结束后，她似乎收到了更多寻找丈夫和儿子的信件。巴顿对那些“在我们土地上遭受痛苦的人”抱有深切的同情——这些人“在日复一日的等待、担忧、期盼和关注中，渴望获得哪怕一丁点儿有关死去亲人的音讯”。她因而决心要找到办法，来解除她所描绘的这些寻求帮助者的“强烈焦虑……这种焦虑常常升级为几近疯狂的状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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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春，巴顿在“美国军队失踪之友”组织内建立了“通讯办公室”，以此作为一个信息交换所。她绕开了混乱的联邦官僚机构，直接向士兵们征询他们阵亡或幸存战友的信息。她将那些寻找亲人者所呈交的姓名印刷公布出来，希望这样能征集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在一份印刷名单的顶部，巴顿解释道：“我吁请您将您所能回忆起的或确切知道的关于这些人命运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曾是您在行军、放哨与突袭时的战友，或是您在战场、医院与监狱中的伙伴；他们阵亡了，而或许只有您知道他们的死亡事实与方式。”在告示发布后的几天内，巴顿便收到了数百封信。不久之后，数千封信件像潮水一样涌入这间位于华盛顿第7大街和E大街交口的小屋——小屋外面的指示牌写着，“失踪士兵办公室”。在遇刺前，林肯曾支持过巴顿的努力；在巴顿的不断要求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同意为她散发名单提供资助。截至6月中旬，她已公布了20000位士兵的姓名。截至1868年她最终关闭“通讯办公室”时，据她报告，“通讯办公室”已收到并答复了68182封信件，并获得了关于22000位失踪士兵的信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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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方来说，战争的结束使他们能够系统地评估损失，而战争不断的压力曾使他们无法这样做。1865年7月，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下令，每位联邦指挥官应提交一份关于“一切在战争期间登记过的士兵安葬”情况的报告。在随后六年，军官在执行梅格斯的命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记录。梅格斯依据这些记录印制成了共27册、装订为八大卷的《荣誉簿》（Roll of Honor），也即“为保卫美利坚联邦而献身的士兵”的姓名与埋葬地名单。但是战时记录仅列出了101736个登记在册的坟墓，尚不及估算的联邦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很明显，数十万北方士兵尚长眠在未被记录的地方。他们的遗骸无人收集，甚至也没有标记；他们的死亡既不在军事记录内，也不为他们亲人所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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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官方对待死者的政策变化很慢。但采取及时行动来处理死者似乎迫在眉睫，这既是出于给予死者体面安葬的考虑，又是一种权宜之计。尸体在被适当埋葬之前耽搁时间愈久，它们便愈容易成为掠夺与捕食的对象，它们的身份也愈难被辨认出来。根据需要，军事指挥官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临时做一些工作。在战时刚开始的坟墓登记工作中，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上尉表现得非常活跃。1865年6月，他奉命前往威尔德内斯与斯波齐尔韦尼亚，“监督为尚未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下葬的工作，并在他们的埋葬处做上标记，以备将来甄别之需”。穆尔发现了数百个没有标记的坟墓，以及超过两年未得到有尊严的埋葬的尸骨。他报告说：“因为暴露在外，他们身份的全部痕迹都被彻底破坏。”炎炎夏日与“腐败物质的难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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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巴顿克拉拉·巴顿，大约摄于1865年。马修·布雷迪摄。克拉拉·巴顿国家历史遗迹/国家公园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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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使他无法继续将全部尸体转移到一个中心地点。但他最终将所有遗体都认真埋葬了——使其“避开了人们的视野”。他估计，在这两个战场上，在他的监督下，1500具遗体得到了埋葬，虽然如此众多的骨头散布战场使他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尚未退伍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从事了这项令人厌恶的工作。穆尔报告说，785块墓板被立在了有主的坟墓上；此外，他还提交了一份他已甄别出的军官与士兵的名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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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这项任务，穆尔便被派往了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那座臭名昭著的南部邦联的监狱——如此众多联邦士兵都在那里死去了。安德森维尔监狱的官方名称为“萨姆特战俘营”。从1864年2月战俘营投入使用到内战结束，那里一共囚禁过45000位联邦士兵。监狱条件之恶劣尽人皆知，它不过是由一圈栅栏以及被栅栏包围着的25英亩土地组成。在其中，战俘拥挤地住在一起，没有屋子，也没有足够食物。他们污染了流经战俘营的一条小溪，而这却是他们唯一的饮用水水源。病死与遭受暴力虐待而死的死亡率几近30%。这座监狱的指挥官亨利·沃兹（Henry Wirz）上尉，也因犯了战争罪行而于1865年11月被处以绞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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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6月底，多伦斯·阿特沃特——安德森维尔监狱原来的一名战俘——同克拉拉·巴顿建立了联系，希望帮助甄别她所公布的名单上的士兵。阿特沃特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士兵。自打安德森维尔监狱投入使用以来，他便几乎一直被囚禁在那里。在此期间，他被要求负责为每位死者做记录。阿特沃特决心要记录下他所目睹的恐怖，他因此自己也偷偷保存了一份记录。这份清单同已经编号的坟墓相对应，这使人们能够确认众多曾经历过该战俘营那极度恶劣条件的士兵的身份。在得知这一名单存在的消息之后，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批准派遣一个由穆尔上尉领导的考察队，并邀请克拉拉·巴顿参加。1865年7月8日，穆尔、巴顿和40名劳工和工匠，带着7000个“未刻字的墓板”，乘船离开了华盛顿。为了抢风头——巴顿坚称这个考察队是她的主意——穆尔与巴顿很快便开始讨厌甚至憎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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