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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府对死者的责任理解为“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的，不止惠特曼一个人。到了1866年中期，北方人已开始众口一声地呼吁政府制定处理死者的新政策，以体现他们对战争所为之打响的原则的基本看法。1863年，国会通过了征兵立法，这标志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强制要求其公民履行他们保家卫国的职责；这个国家曾动员了数百万名志愿兵；如今，这个国家也应对那些已经履行了这一职责的人承担起义务。公民权代表了一份契约，根据这份契约，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担负一定权利与义务，而双方也都要为履行这些权利与义务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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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巴顿也认同这些原则。她坚持认为，死者甄别工作应被视作政府的一项职责。1865年年底，她给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写信，希望联邦政府在寻找失踪士兵的问题上能提供帮助。她在这封信中阐释了自己的立场：“真正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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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为自己的祖国献出生命—这些可怜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死亡的记录。共同的人性要求我们找回他们的身份……政府曾一再发布的“再招募30万”的号召传到了他们饱受苦难的家园。为此，妻子让出了丈夫，母亲送走了儿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这些丈夫和儿子被崇高地送给了国家：国家可以将他们拿走使用，就好比一个抵押官员可以使用交到他手中的财产一样；如果需要，国家可以用尽或失去他们，他们也不会有只字怨言，但是……他们的妻子与母亲却从未同意，国家可以不为损坏她们的财产作出任何解释。我认为，这些士兵是尚未被解释使用情况的政府资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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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布什内尔一样，巴顿也谈到了财产及解释其使用情况；像惠特曼一样，她也要求联邦政府担负起照料联邦军死难者的责任。她探究了人权的基本观念，以及那些同时约束国家与公民的相互责任的基本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战争结束后，她将她的讨论置于人之为财产的概念中。但这并非奴隶制的财产；这是公民身份，而非奴役。在这里，每个个体都是自己的代表，都是一个“甘愿”让渡对自己生命控制权的真正爱国者，并以这样的身份自由行动。在这里，同一个拆散家庭的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妻子与母亲同意“在国家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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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坟墓“士兵的坟墓”。平板画，柯里尔与艾夫斯绘。人们可以在这种平板画上刻上逝去亲人的详细信息。对于那些亲人没有真实坟墓可立碑的人来说，这种画可充当一个替代物。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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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将她们的丈夫与儿子“送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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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权利与作为财产的人的转让并不完全。事实上，这种割让是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政府反过来必须要承担一定义务——在巴顿看来，那便是提供士兵死亡记录，也即对作为财产的人之毁灭给出解释。引人注目的是，在巴顿的描绘中，这一契约订立于女性与国家之间。在内战前的美国大多数地区，女性在法律上被剥夺了订立契约的权力。而如今，基于她们在战争时期付出的牺牲，她们要求获得一个作为人与公民的新权利。为死者做出解释，是向丧亲者做出解释。克拉拉·巴顿强调了个人——哪怕是在死后——对身份与人性的占有权。她也同时阐明了一种公民身份的观念——这种观念建立于这个国家的内战经历之上，以及士兵和平民所遭受的苦难之上。这场解放奴隶的战争，为诸多社会群体广泛的权利要求奠定了基础——这些群体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既包括生者也包括死者。然而，克拉拉·巴顿当然意识到了，死去的士兵都是男性。幸存者并没有付出终极的牺牲；同那些遭受了苦难并最终牺牲的士兵相比，她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将不会那么有力。内战的死亡只是使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更为突出。而克拉拉写给斯坦顿的信所采用的措辞，则试图淡化甚至抹去这种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但是，以下的事实也毫不令人意外：在战后的那几年中，当这个国家试图——即便非常短暂地——扩大其政体时，是那些曾参加军队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黑人男性，而非白人女性或黑人女性，成为了被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赋予选举权的公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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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8月，当炎炎夏日延缓了在南方的重葬工作之时，《哈珀新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国家公墓体系，为所有联邦死难者提供安葬地。基于布什内尔、巴顿与惠特曼业已阐明的联邦责任观念，詹姆斯·F.拉斯灵将联邦对待死者的方式定义为民主的标志与考验，以及进步与现代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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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灵指出，“除了雅典共和国”，没有哪个民族，没有哪个国家，曾为普通士兵设立埋葬地。他们“被忽略了，好像他们太卑微了，因而无法被国家顾及”。然而，这是一个决心要“改良我们共同人性”的“新时代”。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刚刚展示了它对人人平等观点的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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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像我们国家一样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于种族平等之上，矢志维护对每个人的正义，只拥有或自称只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德和价值—不能忽视那些未受注意的人，无论他们多么卑微。他们为共和国的利益而凶猛勇敢地战斗，他们已用这样一场战斗证明，他们是最好的公民与勇敢的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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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的目的与政府对待死者的方式，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拉斯灵极力主张，每位联邦死难者的遗体都应被挖出，并“被迅速集中至大的国家公墓中”。他紧接着强调了公民与国家之间义务的相互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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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捐躯是甜蜜且光荣的”（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对于一个即将战斗并死去的士兵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情感。为了拯救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并使之永存，这些士兵在我们国家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中参加战斗并献出生命。美国政府应小心翼翼地搜集、并很好地照料他们的遗骸，以此在所有现代国家中第一个表明，它知道该如何报答这种感情。[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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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灵的文字援用了现代性，提及了“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诗——这句诗后来成为了一战中最有名的一首诗的题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斯灵几乎是在预示着另一场规模同样巨大，但却更为血腥的战争——一场使大屠杀成为20世纪人类存在之核心的战争。到了1917年，对于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来说，“为国捐躯是甜蜜且光荣的”成为了一个“古老的谎言”。但半个世纪之前，这句话在拉斯灵看来仍是“一种好的情感”。他认为，这个政策可能会推动联邦政府对死者政策的进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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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灵的建议很快便成为了固定政策。即便是在1867年2月国会通过正式法律之前，将每位联邦士兵都埋葬在安全的国家公墓的工作，便已经开始了。1866年夏，惠特曼制订了在较凉爽的秋天“开始全面重葬工作”的计划。他还设计了能够使错误最少化的记录保存表格，绘制了路线图，并汇集了所需的劳力，弄到了所需的物品。惠特曼敏锐地意识到了重新安置如此众多遗体的危险与机遇。移走一座坟墓可能意味着失去墓主人同一个埋葬地点或环境相联系的身份；但这也可能成为找到墓主人姓名的最后机会。他与他的上级敏锐地意识到了，政府责任前所未有地扩展至私人与家庭的死亡领域之影响。在8月的一条指示中，田纳西军区首席军需官、荣誉少将J.L.唐纳森，在通常十分正式的通令中一反常态地使用了个人化的口吻。他强调说：“政府所承担的工作，是一种本属于逝者亲友的特殊权利，这就要求它的执行者以亲密朋友一样的细心与周到执行这项任务。”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唐纳森发布了一则致“罹难联邦士兵之友”的通告，向公众宣布，他的军区将于10月开始挖掘全部士兵遗骸。他欢迎那些希望到挖掘现场寻找死去亲人者同惠特曼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一份准确的挖掘地点一览表。联邦政府前所未有地扮演起了公民之友的角色。[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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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初，惠特曼再次开始了他的搜寻之旅，从田纳西州边界线出发，穿过肯塔基州，最后到达俄亥俄河。10月末，他再次启程，前往查塔努加与奇克莫加，然后再沿着谢尔曼进军的路线进发，并于年底经梅肯与安德森维尔返回。在旅程结束的时候，惠特曼估计，为了寻找死难者，他跋涉了3万英里。重建问题所引发的愈发严重的国家冲突，致使地方暴力愈加频繁。这使联邦死难者遗体与坟墓更易遭到破坏，更不必说惠特曼的工作的难度了。1866年9月底，惠特曼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写信说到：“我国的那个部分现处于非常动荡的状态，北方人的生命岌岌可危。”惠特曼密切关注着适合建立永久公墓的土地，并记录下土地、土地所有人与购买选择权的细节。他后来回忆说，他给司令部的报告，使政府正式开始关注“死难者坟墓与埋葬地的凄惨状况，以及他们杂乱无章地遍布在整个国家这个大战场上的情形”。他全部的通信作为一个整体，有力突出了“将散布战场的遗骸挖掘出来，并将它们集中安葬在永久性国家公墓中的必要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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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初，惠特曼的立场终于被庄严地写入法律与陆军部的政策。1867年2月，国会通过了“一个旨在建立并保护国家公墓的法案”；在这一年中，联邦政府又建立了17座国家公墓。通过这些，联邦政府在法律上表明了，它已同意担负对那些为国捐躯者的责任。惠特曼在其1866年的搜寻中所从事的定位与记录坟墓的工作，将会被转变为一个全面的重葬项目，并促使国家为建立政府公墓系统而获取足够土地，来容纳数十万士兵的遗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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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田纳西军区，惠特曼收获了他所描绘的“死亡之丰收”。他报告说，截至1869年，他已将114560具士兵遗体重葬在了他所负责的地区的20座国家公墓之中。每具遗体都被置于一个单独的灵柩之中，它起初的埋葬地被记录下来，它最终的埋葬地也被按照公墓区域与坟墓编号登记在册。重葬每具遗体平均花费9.75美元，其中灵柩购置费2至3美元。1872年，国会根据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的建议，最终在每座墓碑刻上阵亡士兵的姓名——如果他已被甄别出来了的话——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纪念。1868年12月，梅格斯致陆军部长的通信表明，公众舆论（也即阵亡者之“友”的看法）在塑造政府对死者政策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梅格斯宣称：“我认为，当人们看到亲友的坟墓像伦敦警察或像罪犯一样被加上标签、编上序号时，他们不会有一点儿满意之情。每个受过教化的人都希望他的朋友的名字能出现在墓碑上。”每位公民也都应当作为一个个体的、拥有身份的人类自我得到纪念。[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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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惠特曼在田纳西军区监督将数万尸体重葬到国家公墓中之时，穆尔与厄恩肖于1865年所开始的工作，也同样在南部的其他地区继续进行着。穆尔担负着在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与华盛顿特区的重葬职责。在这些地方，他将超过50000具尸体重葬在了国家公墓之中。例如在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附近，他带领一支拥有100个人、40只骡与12匹马的队伍，历时3年，将内战最后几场战役中阵亡的6719位士兵的遗体，重葬在了新建立的波普勒格罗夫国家公墓之中。这些死难者原位于9个县的95个埋葬地；尽管穆尔为当地人提供了奖赏以征集死者信息，这些遗体中只有2139人被甄别了出来。在里士满以东7英里处的七棵松公墓，埋葬着1356名阵亡士兵，其中1202位仍是无名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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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蒂特姆，美国埋葬部队在穆尔的监督下，在一个半径达20英里的区域内搜集尸体，尸体的数量他们估计约为8000具。他们的目标是，在1867年9月安蒂特姆战役爆发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其中一些尸体——在一位分析怪异的观察家看来，尤其是那些有着红头发的尸体——仍“被保存在一个几乎完美的状态”，使人们能够很容易确认他们的身份。至于其他尸体，只有当其身旁有着特别物件随葬时，它们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认。威廉·斯蒂克尼是缅因州志愿兵第7团的一名士兵，他的战友为他随葬了一支密闭的小瓶，里面装有他的姓名、住址与死亡细节，这确保了斯蒂克尼不会沦为无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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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葬工程中，总的尸体甄别率，要比波普勒格罗夫国家公墓的甄别率高出不少。截至1871年重葬工程结束时，303536具联邦士兵遗体已被埋葬在了74个国家公墓中，陆军部已为此花费了4000306.26美元。军需部部长梅格斯报告说，由于士兵遗体以及它们最初的坟墓得到了精心照看，也由于政府对军事医院记录、官兵总名册、伤亡报告以及卫生委员会搜集的关于死亡与埋葬的文件进行了广泛调查，54%的士兵遗体的身份得到成功确认。在得到重葬的死难者中，有3万为黑人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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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国家公墓的草图上，他们的埋葬区被标以“有色人种”字样；在汇报重葬进度的官方表格中，他们的信息被列在了“黑人”一栏。他们生时被编入了单独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他们死后也同样被隔离开来，并且只有约三分之一被甄别了出来。在确认战争死难者身份并将他们埋葬的工作中，非洲裔美国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那曾推动了重葬工程进展的平等的公民身份观念，仍明显有着其局限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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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葬工作代表了联邦政府的一个不寻常的开端，它标志着内战所造成的一个同战前极为不同的新型国家的诞生。这项工程规模巨大，耗费巨大，它是一个联邦政府而非州政府的工程，它触及了个人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领域。在内战造成大量死难者之前，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死难者与他们的哀悼者所构成的群体，改变了对国家及其责任的定义。惠特曼这样写道：“如此将国家力量与资源奉献于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前所未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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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工程仅仅涉及联邦士兵。这些人是这个国家试图纪念的坚定的捍卫者；这些人的尸体因前南部邦联人的复仇而变得岌岌可危；这些人幸存的亲属不断向陆军部请求，希望获得关于他们死亡与埋葬的信息。联邦政府对南部邦联死难者的关怀的缺失，同联邦死难者重葬工程形成了鲜明对照，即便在一些北方人眼中也是如此。1865年，在穆尔完成了他的第一阶段工作后不久，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写文章的新英格兰人约翰·特罗布里奇（John Trowbridge）前往弗吉尼亚州战场旅行，期间有一位当地居民作陪。在威尔德内斯，特罗布里奇意外发现了两具未被埋葬的士兵尸体。特罗布里奇写道，他“震惊了”，因为他曾听说——也希望——重葬工作“已被认真完成”。他的弗吉尼亚州导游检查了从那腐烂尸体的衣服上掉落的制服纽扣，然后告诉特罗布里奇：“他们是北卡罗来纳州人，这是他们没有得到埋葬的原因。”更令特罗布里奇感到恐怖的是，这两具尸体之所以被留在那里腐烂，并非是由于埋葬人员的一时疏忽，而是出于不埋葬南部邦联人的政策：“我无法相信它们没有得到体面埋葬的真正原因。”[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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