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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吉尼亚州最北部的温切斯特，战火几乎从未止息。1862年、1863年与1864年，这里先后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战役。据说，在内战中，这座城镇曾先后易手超过70次。死难者也像在里士满一样包围着温切斯特，这里的女性也像里士满的女性一样建立组织，纪念她们的死难者。范妮·唐宁，即“建设‘石墙’杰克逊公墓女性联合会”主席，发布了一则题为《致南部女性》的公开信，响应了里士满市威廉·麦克法兰女士的呼吁。她的传单高呼：“让我们铭记，我们属于这样一个性别——它最后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前，但却第一个出现在耶稣墓地……现在，让我们手挽手走向我们国家之子的坟墓。当走向坟墓时，我们要振奋精神，并为这样的想法而激动：这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士兵做的唯一一点事情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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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 ——装饰叛军士兵“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 ——装饰叛军士兵的坟墓”。《哈珀周刊》，186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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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援引了女性承担哀悼职责的悠久传统，但她也表达了对一个或许已放弃自身存在的国家的忠诚。这体现了女性领导南部重葬工作的第二个动力。尊敬地埋葬邻居与亲人，是一种个人的与私人的行为；纪念那些发动叛乱对抗全国政府的人，则不可避免地是公共的与政治性的举动。然而，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妇女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她们的咄咄逼人与越位行为，在内战期间可能被忽视——也的确基本上被忽视了。她们曾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即便在重建时期那不断升级的冲突中，她们的性别也为她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以扮演她们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以来所一直承担着的角色。“佐治亚州女性纪念联合会”秘书查尔斯·J.威廉斯清楚地明白这一女性职责的实质。“国会可能不会”像对待联邦死难者一样“通过法律来纪念（南部邦联的）亡灵”，“但作为五月花号后代的真正激进者，不会剥夺我们纪念那些保卫了南部女性的生命、荣誉与幸福的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像许多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一样，纪念南部邦联死难者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是极具政治色彩的；对死难者的纪念，使女性在战后新南部拥有了崇高地位与巨大权力。确保阵亡者以及关于他们的记忆不朽，成为南部对抗北方控制及其对南部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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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0月25日，5000人在温切斯特举行集会，举行“石墙”公墓落成典礼。这座墓园一共埋葬了2494位南部邦联士兵遗体，他们都是从该镇周边半径达15英里的区域搜集而来的。其中829具遗体仍未被甄别出来，它们被埋在了一个共同的坟墓里，旁边环绕着1679座墓主姓名确凿的坟墓。1862年，英俊潇洒的骑兵指挥官特纳·阿什比（Turner Ashby）阵亡。这位当地的英雄是死难者中级别较高的军官，也是当天悼念仪式的焦点。在这场显然为纪念南部邦联所为之战斗的世界而举行的仪式中，阿什比那年迈的黑人保姆也被请来在他坟墓放上一个花圈。在“石墙”公墓旁，坐落着一座国家公墓，里面已埋葬了5000名联邦士兵。国家公墓中飘扬的联邦国旗引起了集会群众的“巨大怨恨”，他们嘲笑着、侮辱着那些在此照看联邦死难者的美国埋葬部队的士兵。2500名南部邦联人在一边，5000名北方人在另一边：这或许是第4次温切斯特战役，只不过在这场战役中，双方的士兵已经死去。[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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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凡是有南部邦联士兵尸体聚集的地方，当地女性都成立了纪念联合会。在纳什维尔，一个女性联合会在一座业已存在的公墓中购置了一块土地，建立了一个“南部邦联士兵区”，并将周边战场上的1500具遗体转移到了这里。在维克斯堡，1600具死难士兵躺在“士兵安息处”。在“南部邦联公墓女性联合会”的指挥下，人们将他们重葬在了该城既已存在的一座公墓。在J.B.库克女士的领导下，“查塔努加南部邦联纪念联合会”于1867年获得了一块土地，并将周边区域的南部邦联士兵遗体都重新安葬在了这里。在亚特兰大，在玛丽·科布·约翰逊（Mary Cobb Johnson）“个人的负责”下，人们将城市周边半径达10英里区域的死难者迁移到了一个固定地点。在一些埋葬沟中，约翰逊发现了多达90具尸体，它们裹着毛毯，双手交叉于胸前，脸上盖着帽子。“佐治亚州纪念联合会”承担了搜集奇克莫加与灵戈尔德周边战场上南部士兵尸体的工作，并将它们增添进了玛丽埃塔的一座共有3000座坟墓的战时公墓。当地的一位联邦主义者，曾建议将北方人与南部邦联人一同葬在玛丽埃塔建成的国家公墓中，但这却吓坏了这一地区的女性。她们坚持认为，南部邦联死难者“不应同他们敌人的遗体混杂在一起”。在所有这些公墓中，人们都将死难士兵以州为单位葬在一起，以此来永久颂扬内战所为之打响的那些原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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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弗吉尼亚州，女性都在纷纷响应麦克法兰女士的号召。像其众多姊妹联合会一样，“阿波马托克斯女性纪念联合会”成立于1866年春。这个联合会将内战最后一场战役的19名南部死难士兵集中埋葬在了一座南部邦联公墓中。在“彼得斯堡女性纪念联合会”的领导下，30000具南部邦联死难者被重新安葬在了布兰福德公墓。1866年，彼得斯堡的总人口只有18266人，其中一半都是黑人。在1864年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的战场上，散布着五百多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斯波齐尔韦尼亚女性纪念联合会”在该县法院东北约半英里处获得了一块5.5英亩的土地，用以安葬这些死难的士兵。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女性纪念联合会”（它直到21世纪初仍很活跃）获得了一片土地，并将来自14个州的3553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重新安葬在这里。在这些工作中，她们受到了一首诗歌的激励。这首诗是艾布拉姆·瑞安（Abram Ryan）神父专门为她们创作的，他也是《被征服的旗帜》——一首广受欢迎的“失败事业”类民谣——的作者。瑞安敦促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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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回散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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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战场上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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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回众多坟墓中的南部邦联死难者，没有姓名，也没有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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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孤零零地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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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坚称，他们所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仍是正义的”。[56]尽管照料与重葬南部邦联死难者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但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私人性的活动，因为它为丧亲的家人提供了可以寄托哀思的遗体与坟墓。在内战中，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帕尔默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詹姆斯·帕尔默——阵亡于1862年第二次布尔河战役。1869年夏，约翰·帕尔默与马纳萨斯纪念联合会的玛丽·J.多根建立了信件联系。多根在詹姆斯的13个战友坟墓旁找到了他的坟墓。她希望将詹姆斯的遗体转移至后来的格罗夫顿南部邦联公墓——那里如今安葬着266名南部士兵的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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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帕尔默迅速给多根寄去了一些资金，用以购置一个胡桃木棺材，以及一块四英尺高、刻有儿子生平与死亡信息的大理石墓碑——买款30美元，运费与安装费共1.86美元。多根使他确信，“单纯转移尸体并不要钱”，因为那正是联合会的职责。在詹姆斯原来的坟墓中，多根找到了一副十字架与一个纪念品小盒；她还取出了那颗位于詹姆斯的肋骨下方、清晰可见的“致命子弹”。多根知道帕尔默一家将会“极为”珍视这些遗物，因而将它们寄到了帕尔默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中。在余生中，约翰·帕尔默一直随身携带着这颗子弹。[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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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根向帕尔默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并希望“每个有亲友埋葬在这个战场上的人，都能像您一样轻松、明确地找到亲人墓穴之所在。但是，哎！相对说来，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点”。在格罗夫顿公墓，只有两名士兵被甄别出来，而詹姆斯·杰曼·帕尔默便是其中一个。马纳萨斯联合会所从事的计划是令人生畏的。1871年，多根向帕尔默坦承：“有时，一想到要完成埋葬所有南部邦联死难者的目标，我就会十分沮丧。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开春时能够恢复这项工作，并尽可能在今年夏天完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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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初，南部众多纪念联合会将目光转向了仍然长眠在北方土地上、被人忽视的数千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葛底斯堡似乎是一个尤其关键的地方，这并不仅仅因为，它象征着人们所认为的南部邦联运势的“顶峰”。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乡间，散布着大量南部死难者遗体。他们的埋葬地没有保护，也没有标记，任由敌视南部的北方人破坏。有几个南部州的立法机构为将这些尸骨运回南方提供了资金，各个纪念联合会则敦促社会各界尽快采取行动。例如，“萨凡纳纪念联合会”便警告说，新一轮的春耕可能会彻底毁灭尚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佐治亚州士兵的遗体。它因而呼吁“她的姊妹联合会速速前来，帮助她将这些遗体运回南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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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底斯堡，士兵与当地居民编纂了一些南部邦联士兵埋葬地的清单。这些清单后来落在了曾监督葛底斯堡国家公墓重葬工作的塞缪尔·韦弗手中。1871年，塞缪尔不幸去世，人们于是劝说他的儿子鲁弗斯——一位刚开始在费城行医的年轻医生——回应女性联合会的恳求。鲁弗斯写道：“如果人们能够看到我所见过的场景，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我确定，在每位南部父亲、兄弟与儿子被运离北方之前，绝不会有安宁的日子。”韦弗似乎并不相信他的宾夕法尼亚州同胞会对南部邦联的坟墓怀有仁慈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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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1年的春天与夏天，韦弗挖掘了大量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并将其中137具运往了罗利，101具运往了萨凡纳，74具运往了查尔斯顿。在查尔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公墓，人们举办了盛大仪式，通过演说、唱赞美诗与祈祷来迎接他们。这年秋天，好莱坞纪念联合会同韦弗建立了联系，首先向他询问关于弗吉尼亚州死难者的情况，继而请他将剩下所有南部邦联死难者运往里士满。在随后的两年中，韦弗便在不停地挖掘尸体，然后将它们定期分批运往南方。截至1873年底，韦弗已向好莱坞联合会运送了2935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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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士满城，迎接他们的是庄严、壮丽的仪式；在主街上，一千余名原南部邦联士兵与四名将军组成仪仗队，陪伴着死难者遗体前往好莱坞公墓。联合会努力筹集资金来偿付韦弗的工作，但韦弗却从未收到至少达6000美元的欠款。尽管韦弗掌握着埋葬清单，也尽管他在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广告，以征集关于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信息，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北方民众仍能惊奇地发现一些南部邦联士兵的遗骸：1888年，当他们采摘药草的时候；1895年，当他们用碎石铺路的时候；1938年，当他们为建供水系统而挖沟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当他们在艾森豪威尔家的花园里种植物的时候；以及1996年，当他们在一场暴雨后路过一个被冲断的火车道的时候。将每位南部士兵都运回南方的目标从未实现。然而，众多女性纪念联合会所领导的工作，是一个自发的、临时性的、分散的工作。它们克服了组织人力、征集资金与筹集物资上非同寻常的困难，将数万士兵重新安葬在了南部的公墓中。在这里，他们可以像其北方对手一样，因英勇献身而得到人们的赞美与怀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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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中，南方人建立了“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与“南部邦联之女协会”。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内战刚刚结束时的南部纪念活动，并不像在上述组织成立后的纪念活动一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19世纪90年代，南部邦联记忆同那一时代的“吉姆·克罗”恶政、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以及州权运动紧密相连，成为一种破坏了这场战争的废奴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平等主义等意义的力量。然而，女性纪念联合会的早期活动，很大程度便是对国会在建立国家公墓法令中排斥南部邦联人的直接反应。因此，这些活动本身显然就是地域性的。它们既是为了纪念个体的丈夫、父亲、兄弟与儿子，也旨在宣示对南部邦联的忠诚。1871年，在庆祝将葛底斯堡死难者重葬在查尔斯顿马格诺利亚公墓的仪式中，长老会神学家、著名演说家约翰·L.吉拉尔多牧师坚称，“我们在此不仅仅是为死难者哀悼”，从而清晰表明了这场集会的政治本质。他解释说，这一场合不仅仅要处理过去的问题，它也要处理“现存的问题”；“影响我们未来的重大问题”包含“导致这场大战的一些原则”。用他的话来说，也即一些像州权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种族“混杂”的原则。他指出，生者面对着一个迫切需要解答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人是否是白白死掉了？”对死者的纪念，需要南方人继续维护南部邦联的原则。这些原则已“被击败了，但却不一定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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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难士兵的行列。“维克斯堡的南部邦联公墓”。戴维死难士兵的行列。“维克斯堡的南部邦联公墓”。戴维·布托（David Butow）摄，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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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为这场战争的最初目标辩护，南方人才能确保如此众多士兵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南部邦联已不再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但其死难者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它具体的、共同的化身。他们不仅是老南部的象征，而且规定了南部应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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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人们参与纪念仪式或重葬运动，都不“仅仅是为死难者哀悼”。事实上他们成为了使死者不朽的工具。人们将死难者聚集在大规模的公墓中，将他们埋在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成行成列的坟墓之中。这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活着的现实，一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部队。矛盾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无名的部队。在内战结束后，北方与南方开展了埋葬运动，许多丧亲者因而得以找到亲人，并造访、装饰他们的坟墓，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帕尔默一家，以及惠特曼与穆尔所能够帮助的求助者那样。这些生者与死者的重逢，当然是为了终止无名、复原姓名，继而将死者姓名刻在墓碑与纪念碑上，以供后世瞻仰。然而，内战死难者之缺乏个性也有其极为重大的意义。内战士兵的公墓，无论是国家公墓还是南部邦联公墓，都不像美国人从前所见过的墓园。它们不是教堂墓园中的家庭坟墓群，也不是象征着人类重归自然的花园公墓。相反，内战公墓里陈列着一排排整齐的、卑微的、一模一样的墓碑，下面埋葬着数万名有名或无名的士兵。这一排排墓碑，这一位位士兵，与其说代表了一位亲人令人哀伤的逝去以及他的特质，不如说象征着这场战争高昂的、几乎是无法估量的代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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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墓与南部邦联公墓的建立，使“内战死难者”成为了一个类目，成为了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同组成这个集合体的成千上万个体死亡不同。这些公墓的建立，也使“死难者”从那些哀悼自己特定损失的个体生者之记忆中分离出来。“内战死难者”变得既强大又不朽。他们不再是个体的人，而成为了一个将会塑造未来至少一个世纪的美国公众生活的力量。重葬运动开创了一个由死难者组成的群体，其存在与沉寂都十分醒目。这些死难者之离开美国人的生活，恰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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