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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卡罗来纳州，那里的资料既不完整又错谬丛生。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约翰·W.穆尔转而求助于美国陆军部掌握的南部邦联记录。但他发现，这些官方报告也是不完备的。“几乎没有一份报告完整叙述了伤亡情况。”他写道。“没文化的勤务兵中士”所做的“拼写十分不错”，但他觉得，那些颇具创造性的姓名拼写，很可能会使这些姓名的主人大吃一惊。尽管如此，穆尔仍自信地认为，他在1882年出版的四卷记录，或许给出了有关北卡罗来纳州伤亡情况的最为准确的数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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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其他一些创举超越了州界，并有着明确的分裂主义目的。1869年，南部历史学会（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成立。这个致力于“维护”南部邦联历史“真相”的新学会，试图对南部死难者进行一次准确的统计。1869年，学会秘书、杰出医生约瑟夫·琼斯同原南部邦联陆军副官长塞缪尔·库珀（Samuel Cooper）分享了他对伤亡人数的估计。琼斯认为，这场战争中，在所有积极为南部作战的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士兵死亡了。库珀断言，这些数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更全面地寻找联邦政府掌控的南部邦联档案，将会带来更详细和更准确的信息。在库珀与琼斯看来，统计南北部队总人数与记录南部邦联的巨大损失，有望解释并合理化南部的战败，并能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南部邦联士兵的“决心以及卓绝的勇气与作战技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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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个体公民也着手进行战时伤亡与死亡数据统计。弗雷德里克·费斯特勒是一名德国移民，曾因1862年在斯通河战役中英勇善战而获得“荣誉勋章”。1883年，费斯特勒出版了《美国军队统计数据记录》一书，作为斯克里布纳（Scribner）的13卷畅销丛书《内战战役》的补充。费斯特勒这本著作包括了论及“损失”以及“服役期间死亡的军官”的章节。威廉·福克斯声称，自己那部出版于1889年的不朽巨著《美国内战时期各团的伤亡》，提供了有关联邦军队和南部邦联军队的“详尽无遗的”数据。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几个志愿团中担任少校的托马斯·利弗莫尔，试图在《美国内战的数字与伤亡》一书中详述并纠正福克斯的诸多结论。这本书起源于1897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1900年成书出版。在1908年出版的长达1796页的《叛乱战争纲要》一书中，弗雷德里克·戴尔（Frederick Dyer）进行了一项更为全面的统计工作。他使读者确信，这一工作基于“来自一切可利用且可靠来源的真实信息”。戴尔声称，政府从1874年开始编纂并最终出版的128卷《叛乱战争官方记录》，“问题大得令人悲伤”，这便使他的著作显得十分必要了。在戴尔著作第一卷卷首，他对联邦入伍与伤亡信息进行了归纳，给出了那些阵亡士兵以及死于战伤、疾病、自杀甚至中暑的士兵的总数。但是，戴尔的书中也保存了近20年前福克斯便已纠正了的政府资料中的错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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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美国人都在进行着大量的战争死难者的统计工作，但他们却远没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总数。对那些在全面的、可理解的数字中寻求慰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些总数的细节而非其准确性。数字可以帮助人们开始从整体上理解如此众多的死难者，并言说这场战争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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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在美国人进行统计期间，他们也在思索着这些他们如此热切地聚集起来的数字真正意味着什么。约瑟夫·琼斯进行士兵及其死亡的统计，既是为了展示南部人的英勇，也是为了解释在兵力上令人绝望地处于劣势的南部邦联之战败。团指挥官进行统计，是为了讲述“（他们的部队）是怎样英勇作战”的故事，继而使自己被视作损失最为惨重、因而也是表现最为英勇的人而流芳千古。无论北方州还是南方州，对死难者的统计，都是为了纪念他们。一份名单上的姓名，就如同一座墓碑上的姓名。它承载着记忆，预示着那些做出了最高牺牲者的不朽。数十万内战死难者的身份仍未确认，但他们至少可以被纳入统计。他们的姓名可能仍无人知晓，但他们的数量却不会如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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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将新兴的“内战死难者”观念，定义为一个超越个人丧亲之痛的、可描述的、共同的国家损失。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牺牲之规模，以及获得自由与国家统一的代价。美国人进行统计，是因为在一场改变了人类残暴之外在限度的战争结束后，数字能够使他们产生重获确信感与掌控感的错觉。美国人进行统计，也是因为，就是有如此众多的尸体需要统计。数字似乎是理解这场战争的突出特征——深重的灾难与巨大的伤亡——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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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解决了一些理解上的难题，但它们同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威廉·福克斯担心，这场战争死亡数字之巨大，会使人们无法理解它。他写道：“数字越来越大，可是无论变成两倍还是三倍，它们所传达的意义都没有什么不同。”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在团的层面思考死伤情况，将这些数字降低至他认为更具人性的规模。“众所周知，团的规模是有限的，它的伤亡也是可以理解的。”福克斯劝说他的读者不要“对这些统计数据不耐烦”。他使他们确信，这些数字“与普通数字”不同，“这些统计数据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了一名死难士兵那朝向天空的苍白面庞”。他指出，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符号，而是的的确确代表着人类的面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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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克斯统计分析来源的官兵名册是一个集成体。但福克斯发现，它的名单所提供的，远不只是数字。它那简短的条目，使人脑海中浮现出了关于个人死亡与生平的“悲伤画面”。每个姓名背后都是一个世界。他坚称：“没有哪个战争故事，能比得上退伍名册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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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5月3日，在玛莉高地，阵亡”；然后编纂者放下铅笔，再次回想起那场向上席卷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坡地的猛烈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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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5月6日，在威尔德内斯，受伤，然后失踪”，让人联想起一座无名坟墓，上面的联邦墓碑—假如果真有的话—写着简短而哀伤的碑文，“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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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7月1日，在莫尔文山阵亡”；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一名炮兵死在了他的大炮轮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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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西西比河的扬斯波因特（Young’s Point）死于热病”，让人想起了一场发生于长沼与有毒浅沼的战役，很多士兵都倒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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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马修·布雷迪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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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子弹更加致命、更加残忍的敌人面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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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为他的读者展示了他在官兵名册中的一些最“奇特”的发现——士兵们的死法多种多样，令人吃惊：伊利诺伊州112团的洛伦佐·布朗，“被一头骡子踢死”；纽约州骑兵第5团的J.A.贝内迪克特，“大拇指被人咬伤，在截肢后死去”；俄亥俄州第38团的雅各布·托马斯，“从一棵树上……摔死”；纽约州第8团的A.洛曼，“站岗时在一座被遗弃的房屋中发现了一瓶水，在喝了之后被毒死”。福克斯用这份奇特死法的清单证明了，在《美国内战时期各团的伤亡》那“详尽无遗的统计数据”背后，有着数十万个体士兵的具体的——甚至是特别的——死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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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阐明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居于理解内战死亡的核心：如何同时理解一个人的死亡之重要性与数十万人死亡的意义。约瑟夫·斯大林后来曾讲：“一个人的死亡是场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个统计数据。”这既是经验之谈，又体现了他的洞察力。在半个世纪以前，福克斯也说过一段相似的话。他写道：“要想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是很困难的……但想象一个人、十个人或二十个人惨遭杀戮的画面却是容易的……但即便是……（老兵）也无法理解十万人被杀戮的可怕意义，要知道，这十万之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着一名士兵血淋淋的坟墓。这些数字太大了。”然而，理解那四年战争中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似乎是紧迫且必要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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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也陷入了同样的压力。他着迷于这场战争的规模，这对他来说是衡量这场战争对民众影响的一个尺度。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能生动展示这场战争的规模与影响的方式。当战斗止息时，他立即使用了数字来对这场战争进行“总结”。他通过估算探望过的伤病员人数（“80000至100000”）来定义自己的经历。但为了理解并描绘这场战争，他则援引了死难者数字：推测有多少人完全没有被埋葬；多少人还埋葬在“迄今未找到的地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多少墓碑刻着“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即便他试图想象这些“数不胜数的”死难者，亦即他所说的“百万死难者”，但他将其中的每一个都视作自己罹难的亲人。他们既“无数”又亲密：“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每名士兵对惠特曼而言都是“一个同我自己一样神圣的人”；每个人都是“我亲爱的战友”，即便他无人关注，没有姓名。在惠特曼看来，这一个个士兵代表了“真实的战争”，代表了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真正意义。他之从一抽象到多以及他之寓多于一，既是政治的举隅法，也是诗歌的举隅法。惠特曼认为，要想理解哪怕是“这场战争之一隅”，就需要经常试着“成二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加”具体战斗的“地狱般的景象”，以及他眼看着受苦受难然后死去的个体士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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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与多的问题既挑战了北方人也挑战了南方人，它是这场战争的民众文化的核心主题。如此众多的死亡之意义如何才能被理解？反过来，在如此众多的死亡之间，一个人的死亡又怎样才能保持其重要性？《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All Quiet Along the Potomac Tonight”）——一首联邦与南部邦联都说是自己的并广为传唱的歌曲——用讽刺手法讲述了一名士兵的死亡被不屑一顾的故事。这首歌唱道，在冗长的伤亡名单变得司空见惯的情况下，“这微不足道”：“偶尔死一两个列兵不会被算作一场战斗的新闻。”然而，这首歌的目的是寻回这个个体生命、这位丈夫与父亲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个“静悄悄”的夜晚死去，但他却同在引人注目的喧嚣战斗中死去的数千人没什么两样。这首歌坚称，他是一个重要的人，尽管他没有被纳入统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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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2年的《哈珀周刊》中，一篇题为《只有一个阵亡》（“Only One Killed”）的短篇小说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在作者所谓的“可怕的巨大灾难”中，个体的死亡不再重要，而这篇小说便表达了公众对这一现状的抗拒。在看到一则关于“一人阵亡”的报道后，故事主人公漫不经心地回应道，这则消息太不重要了，“根本不值得用电报打来”。坐在旁边的一个人，用“一双严肃忧郁的眼睛”“以沉默斥责”了这种没心没肺——后面的信息表明，这名阵亡士兵正是后者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阵亡了！”（“Only one killed!”）作者惊呼，“我对这件事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这则消息不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报纸告示，而是一个眼前的严酷事实。”一与多的问题，是美国人所努力应对的“接受”问题之核心。“一百、两百、三百人阵亡或肢体残缺不全，想到这里令人难过；但我们只有具体到一个个事例，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可怕的事情。”作者解释道。而这项工作，也正是他的小说试图做的。在听说自己所在旅在一场战役中“只有一个人”阵亡后，纽约州士兵查尔斯·刘易斯几乎选择了同《哈珀周刊》这位作者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说‘只有一个人’，但却从未想过，那个人或许正是某个人的全部。如果有一百万人阵亡了，那么就会有一百万个家庭‘只失去了一个亲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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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确认死者身份的工作一样，有着如《许多中的一个》《只有一名列兵阵亡》《只有一个阵亡》，或只是《唯一》这样标题的诗歌、歌曲与小说，试图保存众人之中的个体之意义。数字复杂化了这一理解。一方面，统计制造了平等：在战争死难者总数之中，军阶与差别消失了。但与此同时，数字也毁灭了个性——而个性却同平等之目的以及这场战争在民主层面的要务紧密相连。寻名个体化了死难者，统计则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两种推力所要满足的需要虽然相反但却共存，这便是处理内战死亡问题的内在悖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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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多的距离和差异，并置并强化了两种源于内战经历的理解模式。在美国人产生于内战的意识中，伤感与讽刺一同发展起来。通过关注每个伤亡士兵的独特性与每场死亡的悲剧性，伤感从抗拒大规模死亡之不可理解性的需要中汲取力量。伤感是一个对抗数字力量的武器，一个对抗统计数据的均质化及其对个体的抹杀之武器。与此相反，讽刺源自对一个令人焦虑的基本情形之承认，源自对一种几乎不可言说的可能性之承认：在这场拥有不可抗拒的毁灭力量的现代大规模战争中，个体或许真的不会拥有重要性。在对待那名既是全部又“微不足道”的士兵问题上，《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像整个内战时期的美国一样，既伤感，又充满讽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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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内战死难者的努力，仅只有部分同数字与伤亡报告有关，仅只有部分同国家对其公民的职责有关。统计死难者，也同一些超越了国家及其政策与职责的问题有关。如威廉·福克斯所言：“每个故事，甚至每个数据的故事，都有着一个寓意。”内战死亡数据的华丽辞藻提供了一种语言，人们用它沉思这场战争及其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人类更深刻的意义，用它来探究在一个充满了大规模——并日趋机械化的——屠杀的世界中个体的地位。它关乎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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