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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克斯统计分析来源的官兵名册是一个集成体。但福克斯发现，它的名单所提供的，远不只是数字。它那简短的条目，使人脑海中浮现出了关于个人死亡与生平的“悲伤画面”。每个姓名背后都是一个世界。他坚称：“没有哪个战争故事，能比得上退伍名册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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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5月3日，在玛莉高地，阵亡”；然后编纂者放下铅笔，再次回想起那场向上席卷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坡地的猛烈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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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5月6日，在威尔德内斯，受伤，然后失踪”，让人联想起一座无名坟墓，上面的联邦墓碑—假如果真有的话—写着简短而哀伤的碑文，“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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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7月1日，在莫尔文山阵亡”；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一名炮兵死在了他的大炮轮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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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西西比河的扬斯波因特（Young’s Point）死于热病”，让人想起了一场发生于长沼与有毒浅沼的战役，很多士兵都倒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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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马修·布雷迪摄。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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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子弹更加致命、更加残忍的敌人面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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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为他的读者展示了他在官兵名册中的一些最“奇特”的发现——士兵们的死法多种多样，令人吃惊：伊利诺伊州112团的洛伦佐·布朗，“被一头骡子踢死”；纽约州骑兵第5团的J.A.贝内迪克特，“大拇指被人咬伤，在截肢后死去”；俄亥俄州第38团的雅各布·托马斯，“从一棵树上……摔死”；纽约州第8团的A.洛曼，“站岗时在一座被遗弃的房屋中发现了一瓶水，在喝了之后被毒死”。福克斯用这份奇特死法的清单证明了，在《美国内战时期各团的伤亡》那“详尽无遗的统计数据”背后，有着数十万个体士兵的具体的——甚至是特别的——死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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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斯阐明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居于理解内战死亡的核心：如何同时理解一个人的死亡之重要性与数十万人死亡的意义。约瑟夫·斯大林后来曾讲：“一个人的死亡是场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个统计数据。”这既是经验之谈，又体现了他的洞察力。在半个世纪以前，福克斯也说过一段相似的话。他写道：“要想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是很困难的……但想象一个人、十个人或二十个人惨遭杀戮的画面却是容易的……但即便是……（老兵）也无法理解十万人被杀戮的可怕意义，要知道，这十万之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着一名士兵血淋淋的坟墓。这些数字太大了。”然而，理解那四年战争中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似乎是紧迫且必要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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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也陷入了同样的压力。他着迷于这场战争的规模，这对他来说是衡量这场战争对民众影响的一个尺度。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能生动展示这场战争的规模与影响的方式。当战斗止息时，他立即使用了数字来对这场战争进行“总结”。他通过估算探望过的伤病员人数（“80000至100000”）来定义自己的经历。但为了理解并描绘这场战争，他则援引了死难者数字：推测有多少人完全没有被埋葬；多少人还埋葬在“迄今未找到的地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多少墓碑刻着“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即便他试图想象这些“数不胜数的”死难者，亦即他所说的“百万死难者”，但他将其中的每一个都视作自己罹难的亲人。他们既“无数”又亲密：“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每名士兵对惠特曼而言都是“一个同我自己一样神圣的人”；每个人都是“我亲爱的战友”，即便他无人关注，没有姓名。在惠特曼看来，这一个个士兵代表了“真实的战争”，代表了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真正意义。他之从一抽象到多以及他之寓多于一，既是政治的举隅法，也是诗歌的举隅法。惠特曼认为，要想理解哪怕是“这场战争之一隅”，就需要经常试着“成二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加”具体战斗的“地狱般的景象”，以及他眼看着受苦受难然后死去的个体士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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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与多的问题既挑战了北方人也挑战了南方人，它是这场战争的民众文化的核心主题。如此众多的死亡之意义如何才能被理解？反过来，在如此众多的死亡之间，一个人的死亡又怎样才能保持其重要性？《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All Quiet Along the Potomac Tonight”）——一首联邦与南部邦联都说是自己的并广为传唱的歌曲——用讽刺手法讲述了一名士兵的死亡被不屑一顾的故事。这首歌唱道，在冗长的伤亡名单变得司空见惯的情况下，“这微不足道”：“偶尔死一两个列兵不会被算作一场战斗的新闻。”然而，这首歌的目的是寻回这个个体生命、这位丈夫与父亲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个“静悄悄”的夜晚死去，但他却同在引人注目的喧嚣战斗中死去的数千人没什么两样。这首歌坚称，他是一个重要的人，尽管他没有被纳入统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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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2年的《哈珀周刊》中，一篇题为《只有一个阵亡》（“Only One Killed”）的短篇小说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在作者所谓的“可怕的巨大灾难”中，个体的死亡不再重要，而这篇小说便表达了公众对这一现状的抗拒。在看到一则关于“一人阵亡”的报道后，故事主人公漫不经心地回应道，这则消息太不重要了，“根本不值得用电报打来”。坐在旁边的一个人，用“一双严肃忧郁的眼睛”“以沉默斥责”了这种没心没肺——后面的信息表明，这名阵亡士兵正是后者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阵亡了！”（“Only one killed!”）作者惊呼，“我对这件事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这则消息不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报纸告示，而是一个眼前的严酷事实。”一与多的问题，是美国人所努力应对的“接受”问题之核心。“一百、两百、三百人阵亡或肢体残缺不全，想到这里令人难过；但我们只有具体到一个个事例，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可怕的事情。”作者解释道。而这项工作，也正是他的小说试图做的。在听说自己所在旅在一场战役中“只有一个人”阵亡后，纽约州士兵查尔斯·刘易斯几乎选择了同《哈珀周刊》这位作者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说‘只有一个人’，但却从未想过，那个人或许正是某个人的全部。如果有一百万人阵亡了，那么就会有一百万个家庭‘只失去了一个亲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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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确认死者身份的工作一样，有着如《许多中的一个》《只有一名列兵阵亡》《只有一个阵亡》，或只是《唯一》这样标题的诗歌、歌曲与小说，试图保存众人之中的个体之意义。数字复杂化了这一理解。一方面，统计制造了平等：在战争死难者总数之中，军阶与差别消失了。但与此同时，数字也毁灭了个性——而个性却同平等之目的以及这场战争在民主层面的要务紧密相连。寻名个体化了死难者，统计则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两种推力所要满足的需要虽然相反但却共存，这便是处理内战死亡问题的内在悖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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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多的距离和差异，并置并强化了两种源于内战经历的理解模式。在美国人产生于内战的意识中，伤感与讽刺一同发展起来。通过关注每个伤亡士兵的独特性与每场死亡的悲剧性，伤感从抗拒大规模死亡之不可理解性的需要中汲取力量。伤感是一个对抗数字力量的武器，一个对抗统计数据的均质化及其对个体的抹杀之武器。与此相反，讽刺源自对一个令人焦虑的基本情形之承认，源自对一种几乎不可言说的可能性之承认：在这场拥有不可抗拒的毁灭力量的现代大规模战争中，个体或许真的不会拥有重要性。在对待那名既是全部又“微不足道”的士兵问题上，《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像整个内战时期的美国一样，既伤感，又充满讽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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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内战死难者的努力，仅只有部分同数字与伤亡报告有关，仅只有部分同国家对其公民的职责有关。统计死难者，也同一些超越了国家及其政策与职责的问题有关。如威廉·福克斯所言：“每个故事，甚至每个数据的故事，都有着一个寓意。”内战死亡数据的华丽辞藻提供了一种语言，人们用它沉思这场战争及其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人类更深刻的意义，用它来探究在一个充满了大规模——并日趋机械化的——屠杀的世界中个体的地位。它关乎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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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170627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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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尾声 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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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死亡的消息走在我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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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思想紧靠着我走在我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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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则走在两个伙伴中间，紧握着伙伴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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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最近紫丁香在庭院里开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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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进入坟墓，约翰·帕尔默仍携带着那颗杀害了他儿子的子弹；亨利·鲍迪奇佩戴的手表上总是挂着用亡子的制服纽扣制成的表饰；直到死时，玛丽·托德·林肯仍穿着丧服；沃尔特·惠特曼相信，这场战争构成了他生命的“正中心、圆周与核心”；安布罗斯·比尔斯感觉“死者与死亡景象”萦绕在自己心头；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的很多年中，简·米切尔仍希望她失踪的儿子最终能够回来；这场战争结束30年后，J.M.泰勒仍在搜寻儿子的死亡细节；亨利·斯特鲁布尔每年都会为那座误刻有他姓名的墓碑献上花圈。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带着悲伤感与失落感度过了余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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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总人口中，直接死于这场兵燹的人口超过2% ——这大致相当于1860年缅因州的全部人口，超过阿克肯或康涅狄格州的全部人口，是佛蒙特州人口的两倍，超过了佐治亚州或亚拉巴马州的全部男性人口。这些士兵已经历了许多美国人所谓的“剧变”，亦即从生到死的未知转变。不再是父亲、兄弟或儿子，他们已成为了尸体与记忆，其中数万人甚至没有载有死者信息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