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3504
1706283505
60年代的社会抗议和各种改革，特别是少数种族和女性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促使美国思想气候在7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新社会史的研究范式也不断成熟，并对其他领域产生强烈的辐射。在这种社会政治语境和学术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对美国历史进行反思和重新解释，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作“新美国史”的史学潮流。[5]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于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和文化的歧视与控制，肯定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意义，倡导平等对待各种文化和不同的群体，致力于颠覆正统思想关于中心与边缘的界定。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美国历史的框架、领域、方法和解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历史、过去受到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成为史学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逐渐呈现繁盛的景象。其次，少数种族和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突出的强调，例如在早期史的研究中，欧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一起都被看成美国历史的渊源。再次，“种族”（race）、“性别”（gender）和“阶级”（class）成为基本的史学分析范畴，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妇女史、劳工史等诸多领域，族裔、性别和文化成了关注的重点。最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种志的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引入历史研究，史学的分析手段变得愈益丰富多样。
1706283506
1706283507
美国史学思潮的演变和兴替表明，学术和社会变动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美国史家对时代精神反应敏锐，其治史的实践贴近时代，充满现实感；通过各种观念和路径的交锋，关于美国历史的复杂性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这是美国史学的一个突出的长处。但另一方面，史学与现实纠缠不清，学者过深地介入现实政治，也带来了降低史学的学术品质的风险。在殖民地时期，当时的历史记述者往往将上帝对白人居民的眷顾作为历史的主题。19世纪的史家明确地阐述了使命感和美国利益的神圣性。进步主义史家则明确提出了史学干预现实的“现时主义”主张，鄙视那种“待在无人翻阅的书本里的历史”，倡导史家应敏于回应现实提出的要求，不是一味“重复过去”，而要“利用过去”，尽力“迎合普通人的脾胃”[6]，把“文明的历史”变成“文明的工具”。[7]虽然进步主义史学在学术上的影响早已消失，但其治史的实用主义取向却已深深植入美国史学的传统之中。
1706283508
1706283509
进步主义史家对美国史的解释，固然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理解，但后来的学者发现，他们的观点存在着价值和伦理方面的欠缺，而且在史实的处理和运用上也纰漏甚多。查尔斯·比尔德将建国先辈描绘成单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凡夫俗子，对建国过程中各种因素互动的复杂情形，作出了过于简单的理解。后继的一致论学派刻意将美国历史改写成一部和谐与连续的历史，抹杀了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主张、种族、性别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矫枉过正，过犹不及。新左派史学家为了揭露美国社会的弊端，不惜曲解史实，他们所写的美国史，可以说是一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这种随时代风向而动的历史研究，容易产生偏执一端的史观，导致历史建构模式的不断翻新，也可能给历史知识的尊严和价值带来损害。
1706283510
1706283511
70年代以来，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内对美国史的重构方兴未艾，这种史学的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文化多元的历史被说成是各种族平分秋色的历史，欧洲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形成中的重要性被刻意淡化和贬抑；对过去那些受忽视的人群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种族”“性别”“阶级”分析范畴遭到滥用。女性主义引领妇女史的解释路径，性别压迫和男性霸权被明显放大，甚至有将历史由“他史”（history）变成“她史”（herstory）的倾向，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十分偏颇的性别对立史观。在一些关于种族和族裔的历史研究中，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都成了种族主义者，对白人中的反种族偏见的思想却视而不见。以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为基础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已成为钳制学术自由的枷锁。可以说，新的意识形态之争正在肢解美国历史，使整体的和宏观的美国史架构难以形成。一旦片面强调多种文化的竞争和冲突，什么是美国文化自然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历史仅只是众多种族和性别集团的历史，那么它的主线和主题就会变得难以把握。因此，对于新近形成的“新美国史”的利弊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言，整部美国史并不都是族裔史，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可以容纳所有美国历史问题的大箱子。[8]
1706283512
1706283513
史学不同于社会科学，它是以不可逆转的过去时空中的人及其活动为对象的人文学，它的成长需要以深厚的人文积累为滋养。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可靠的历史知识，提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这需要一种相对中性和平和的立场，需要和变幻莫测、难以界定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一种对于知识的庄严而恒定的信念。如果怀有过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时代精神不加辨析和保持警惕，就难免有损于史学的特性。20世纪美国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历史解释紧跟时代而不断变化和求新，每一代史家都以“解构”既往学术为起点，热衷于追逐时尚，以“标新立异”为研究鹄的，过于迎合大众口味，片面注重史学的工具性。这一切容易导致思想的平庸和知识的实用化，难以建立一种追求纯正知识的“精神贵族”传统。于是，史学的高度繁荣只是一种表面的景象；由于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就不具备有利于史学大师成长的土壤。
1706283514
1706283515
1706283516
1706283517
1706283519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
1706283520
1706283521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且尤以美国为甚。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研究社会和人类的学科趋于成熟和专门化，社会科学的势头日益强劲。受社会科学发展的鼓舞和影响，美国史学也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政治、外交到经济、社会，从英雄人物的活动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从事件到心态，都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其次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革新，引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采用计量方法，实现了描述性史学向解释性史学的转变。这两大变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研究领域的扩大，要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而理论和方法的革新，又有助于发掘新的研究课题和使用新的史料。伴随着这些变化，历史学逐渐变成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史学完成了社会科学化。
1706283522
1706283523
美国史学界长期热衷于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早在1912年，詹姆斯·哈维·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就提出，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当向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学习。[9]1925年，美国历史协会加入了两年前刚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合作。[10]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连续支持出版了数种著作，探讨历史学的理念、方法和前景。其中，1963年问世的《历史写作中的概括》一书，收入了当时一批知名历史学家的文章，讨论历史学如何在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采用新的方法，从而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女王”。[11]1971年的《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一书，则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汇集了当时美国历史学界对本学科的各种意见，倡导对研究生进行基本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12]次年，新政治史主帅李·本森把自己以往的有关论文结集为《走向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一书，对美国史学的状况提出尖锐批评，倡导“科学、进步和有用的”历史学，主张更系统地收集和处理资料，更广泛地使用计量方法，形成更为完善的方法论，更加重视理论和分析模式的建构。[13]这些情况表明，“社会科学化”一度成为美国史学界的一种热切追求。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美国史学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一是历史学者大量汲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二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涉足历史领域。
1706283524
1706283525
美国历史学家吸收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同那些熟悉理论和方法的社会科学家一道，在历史领域进行前所未有的尝试和创新，使史学的领域大为拓宽，方法得到丰富，解释更为多样化，理论色彩也更为浓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产生了新经济史，强调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系统地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大量使用数理模型，并相信其事实证据和研究结论完全可能是科学的和可靠的。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等人运用“反事实模式”对铁路问题和奴隶制所做的经济史研究，改变了经济史的面貌。[14]将政治学和行为科学引入政治史的结果，是形成了新政治史。李·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是这方面的开创之作，为新政治史提供了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15]一些机构对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数据和国会表决进行了整理，使之成为可以利用的计量化史料。注重历史研究的政治学家也加入这个营垒。种族文化分析模式和选举周期理论，乃是新政治史的重大成果。社会学等学科对史学的渗透和“自下而上”的史观的形成，促成了新社会史的繁荣。普通人的生活、风习的演变、社会流动、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少数人群的生活、信仰和文化模式，都成为社会史的研究课题。尤金·吉诺维斯对奴隶制和奴隶生活与文化的研究、赫伯特·古特曼和戴维·蒙哥马利对工人阶级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16]
1706283526
1706283527
从方法和技术的角度来说，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计量方法，人称“计量革命”。计量方法和电脑的采用，使历史学在定性分析之外，增加了定量分析的手段，提高了结论的精确度。有人甚至相信，计量史学乃是唯一科学的史学，历史学家必须成为计算机的程序员。美国学者运用计量方法研究大众选举、移民史、经济史，并且使过去很少受到注意的教会登记、家庭账册、选举记录等资料产生极大的史料价值。有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得意地宣称，“美国历史学家在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方面领先于他们的欧洲同行”；“计量学派乃是美国的特色”。[17]
1706283528
1706283529
社会科学为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活力，丰富了它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拓展了研究领域，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使之呈现新的面貌。无论从观念和理论，还是领域和方法来看，这种经过社会科学改造的历史研究，乃是名副其实的“新史学”；而且，这种“新史学”和当年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也有天渊之别。今天的治史者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如康奈尔大学教授迈克尔·坎曼所说，他们拥有从前的学者无从想象的计量方法和电脑等装备，他们使用的话语在几十年前也甚为罕见。[18]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甚为自信和自负，认为自己的课题和方法代表了史学的潮流，优越于传统史学。这种态度招致坚持传统史学的学者的反感和责难。[19]
1706283530
1706283531
在社会科学开始悄然向历史研究渗透之时，声望如日中天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无得意地宣称，当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均专注于狭隘的实证探索时，史学可能仍是人文性最强的一个学科。[20]可是，如果他能多活十年，那他一定会深感失望：史学在经历了社会科学化后，竟然变成了“其他研究社会的学科”中的一种。社会科学之于史学，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史学带来生机，同时也损害了史学的特性和功能。
1706283532
1706283533
第一，社会科学化使史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面临挑战。新经济史实际上变成了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政治史更接近政治学，新社会史类似历史社会学，妇女史实际上不过是女性学。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历史成了附属和次要的东西，研究的目的不是考辨史实、解释史实和形成历史叙事，而是建构模式和创立理论。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1706283534
1706283535
第二，成为社会科学分支的史学，出现各种非人文化的趋势。史家缺乏人文关怀，对知识没有某种超功利的追求，也不再将人的价值置于重要地位。在高度技术化的研究中，课题成为中心，手段乃是关键，人及其信仰、关怀、生活方式则被淹没在一大堆支离破碎的材料和抽象庞杂的模式当中。史家不过是一种制作历史知识产品的技术工人，著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位、职位和晋升。[21]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史学研究者的培养中。美国大学的史学博士研究生课程，通常偏重专业方法和规范的训练，重视某一具体领域的知识，而忽略思想价值的熏陶和整体素质的培养；一个学生修满学分、写出一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以后，就可以得到学位，然后走向就业市场。像6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那种注重人文素质培养的方式，实在是凤毛麟角。缺乏人文底蕴的史学，只能生产合乎标准但不够精致的知识产品，不少论著只不过是如伯纳德·贝林所说的那种“社会科学研究报告”[22]，能够陶冶情操和启人心智的学术经典，也就甚为少见。
1706283536
1706283537
第三，对理论、量化和模式的迷信，引起许多严重的问题。史家未能恰当把握理论和史实的关系，不是用理论来分解或排列史实，就是使史实服从于理论。史家忽视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资源的特殊性，导致牵强附会，如心理历史学分析往往缺乏可靠的心理资料，计量方法所得出的数据，只能对有限的问题有意义。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不是某种抽象的模式所能容纳，而是充满偶然性、随机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理论只有用以观照史实时才有意义；量化和模式只能是历史研究的部分手段。[23]
1706283538
1706283539
第四，对社会科学化的追求，使历史著述沦为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报告，内容枯燥，文字死板，了无生气，面目可憎，传统史学的叙事性和可读性荡然无存。有的美国学者谈到，作为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已经丧失，史学训练中对技术性和专业性因素的注重，遮蔽了优美写作、讲述故事、进行综合乃至教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家的写作变得十分糟糕，历史成了枯燥和不相干的东西，新闻记者取代历史学家成为受欢迎的历史作品的作者。[24]
1706283540
1706283541
这种状况引起了“新”“旧”两派史家的不满。“旧”派史家坚持真正的史学应当以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为中心，非如此不能发现历史运动的主线，非如此不能产生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他们虽然也承认新史学的成绩，但对史学社会科学化持抵制和诋毁的态度。“新”派学者在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的同时，开始意识到，对传统史学的长处不能完全抹杀，必须克服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弊病，新史学才有光明的前途。像伯纳德·贝林这样较早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者，甚至在自己的著述中刻意避免使用社会科学的术语，以免被误会为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新的基点上回归叙事，力图以分析性叙事重新构建美国历史体系。
1706283542
1706283543
1706283544
1706283545
1706283547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专题探索与宏观综合
1706283548
1706283549
在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历史学家十分关注重大的历史问题，热衷于从事宏观的和整体性的历史著述。特别是在19世纪，史家笔下描绘的通常是美国历史的宏观进程，力图展示上帝的旨意如何在北美得到体现，白人的使命如何使一个“蛮荒”的大陆变成世界文明的新希望。乔治·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弗朗西斯·帕克曼的殖民发现和争夺史，都带有这类特点。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专题的、微观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但主导倾向仍然是建构综合和宏观的历史叙事。特纳的边疆和地域假说，比尔德的经济史观，涉及的都是对美国历史整体进程的理解。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老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的《美国生活史》，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都是构架宏大的综合性著述。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也大多是综合著述见长，布尔斯廷、霍夫斯塔特、哈茨、威廉斯等人，都提出了解释美国历史趋势的宏观框架。特别是霍夫斯塔特的政治文化史观和布尔斯廷的美国特殊性理论，是这个时期两种整合美国史的主要框架思想。
1706283550
1706283551
与此同时，专题化也成为一种日渐强劲的趋势。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著述，即开始从“宽泛散漫的叙事”向“脚注繁复的专著”转变[25]；当社会科学化趋势兴起和“新史学”走向成熟后，专题研究更成了美国史学的主流。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敏锐地看到，美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大型理论化上，而是强调将某些概念和方法应用于范围有限的一些历史问题和具体的历史状态上”。[26]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方法和新史料，带来了深化研究的可能，必然使研究突破整体性叙事，而进入专题探讨的层面。另外，随着史学的专业化，专业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训练出了众多专题研究人员。博士论文选题要求必须使用第一手资料，促使研究生不得不寻找专门而细小的题目来做文章，在每年大量出版的专题著述中，博士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
1706283552
1706283553
60年代以来，专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第一，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微。例如，妇女史原本是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领域，现在已经分化为黑人妇女史、移民妇女史、少数族裔妇女史、边疆妇女史、早期妇女史、家庭婚姻史、妇女运动史等许多小的领域。第二，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细节研究日益深入。以美国革命的研究为例，传统的研究注重探讨革命的起源、革命的性质等整体性问题，而50—60年代以来的专题化趋势中，更多的研究集中在革命的思想意识、奴隶制、妇女、宗教、识字率、印第安人等问题，不同地域和社区在革命期间的变动也受到较多的关注。第三，地方史研究成果甚丰。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地方社区，如一个县、一个村镇、一个教区的研究，成果可谓不胜枚举。新政治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将研究视野从全国政治转向地方政治，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也极为可观。第四，个案研究的出版物也为数众多，特别是近期的博士论文，已经细微到地方工会领导人传记、某一医院的历史、某一时期的儿童玩具之类的问题。
[
上一页 ]
[ :1.70628350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