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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引起了“新”“旧”两派史家的不满。“旧”派史家坚持真正的史学应当以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为中心，非如此不能发现历史运动的主线，非如此不能产生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他们虽然也承认新史学的成绩，但对史学社会科学化持抵制和诋毁的态度。“新”派学者在强调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的同时，开始意识到，对传统史学的长处不能完全抹杀，必须克服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弊病，新史学才有光明的前途。像伯纳德·贝林这样较早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学者，甚至在自己的著述中刻意避免使用社会科学的术语，以免被误会为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新的基点上回归叙事，力图以分析性叙事重新构建美国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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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专题探索与宏观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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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历史学家十分关注重大的历史问题，热衷于从事宏观的和整体性的历史著述。特别是在19世纪，史家笔下描绘的通常是美国历史的宏观进程，力图展示上帝的旨意如何在北美得到体现，白人的使命如何使一个“蛮荒”的大陆变成世界文明的新希望。乔治·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弗朗西斯·帕克曼的殖民发现和争夺史，都带有这类特点。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专题的、微观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但主导倾向仍然是建构综合和宏观的历史叙事。特纳的边疆和地域假说，比尔德的经济史观，涉及的都是对美国历史整体进程的理解。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老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的《美国生活史》，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都是构架宏大的综合性著述。一致论学派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也大多是综合著述见长，布尔斯廷、霍夫斯塔特、哈茨、威廉斯等人，都提出了解释美国历史趋势的宏观框架。特别是霍夫斯塔特的政治文化史观和布尔斯廷的美国特殊性理论，是这个时期两种整合美国史的主要框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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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专题化也成为一种日渐强劲的趋势。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著述，即开始从“宽泛散漫的叙事”向“脚注繁复的专著”转变[25]；当社会科学化趋势兴起和“新史学”走向成熟后，专题研究更成了美国史学的主流。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敏锐地看到，美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大型理论化上，而是强调将某些概念和方法应用于范围有限的一些历史问题和具体的历史状态上”。[26]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方法和新史料，带来了深化研究的可能，必然使研究突破整体性叙事，而进入专题探讨的层面。另外，随着史学的专业化，专业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训练出了众多专题研究人员。博士论文选题要求必须使用第一手资料，促使研究生不得不寻找专门而细小的题目来做文章，在每年大量出版的专题著述中，博士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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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以来，专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第一，领域划分越来越细微。例如，妇女史原本是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领域，现在已经分化为黑人妇女史、移民妇女史、少数族裔妇女史、边疆妇女史、早期妇女史、家庭婚姻史、妇女运动史等许多小的领域。第二，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细节研究日益深入。以美国革命的研究为例，传统的研究注重探讨革命的起源、革命的性质等整体性问题，而50—60年代以来的专题化趋势中，更多的研究集中在革命的思想意识、奴隶制、妇女、宗教、识字率、印第安人等问题，不同地域和社区在革命期间的变动也受到较多的关注。第三，地方史研究成果甚丰。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地方社区，如一个县、一个村镇、一个教区的研究，成果可谓不胜枚举。新政治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将研究视野从全国政治转向地方政治，这方面的论著数量也极为可观。第四，个案研究的出版物也为数众多，特别是近期的博士论文，已经细微到地方工会领导人传记、某一医院的历史、某一时期的儿童玩具之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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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研究获得丰收的同时，美国史学出现了“由于过度专门化而巴尔干化”的趋向[27]，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碎片化”问题。“碎片化”是指两种现象。第一，专题研究变得过度专门化，走上为专题而专题的小路，没有将专题在整个领域定位，未能将专题置于宏大的背景之中，无法看出专题和整体的美国历史的联系，因而变得日益狭窄和支离。一直对新社会史持批评态度的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提及，她曾问一个专门研究早期村镇社会史的学者，他和他的同行的研究与美国的建立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动有何关联，对方坦率地承认，从他们的主题和资料来看，似乎找不出什么关联来。她认为这个例子鲜明地反映了新史学的致命弱点。[28]第二，难以借助宏观框架来对日益细致的专题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从而构建整体性的历史叙事，展现一般性的历史趋势，不仅在整个美国历史方面是如此，即便在某个具体的领域，也只有若干零散的专著，而综合性的著作不可多得。以对殖民地时代的研究为例，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查尔斯·安德鲁斯的《美国历史上的殖民地时期》、劳伦斯·吉普森的《美国革命以前的不列颠帝国》等鸿篇巨制；50年代以来对殖民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殖民地的地方社区的研究，达到极为细致深入的地步，但是，至今尚未有一种具有影响的综合性的殖民地史著作。虽然不排除有些专题著述具有宏观的意义，如查尔斯·格兰特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研究，对理解殖民地政治演进很有价值[29]；菲利普·格雷文对马萨诸塞村镇安多弗的研究，展示了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社会变迁的图景[30]；可是更多是一些零碎和无关宏旨的专深细微之作。所以，如何借助已有的研究而构筑一种关于殖民地时期的宏观历史叙事，乃是美国早期史研究中的一个紧迫问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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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最大欠缺是，许多具体研究领域的专深论著过于繁杂，即便专业学者也不能完全了解整个研究状况，难以从中把握基本的趋势[32]；对于一般的读者，由于缺少“讲述故事”（story telling）式的综合性叙事之作，不免失去阅读历史的兴趣，从而使历史著述沦为“专家之间的对话”。这是一种“病态的繁荣”。另外，“碎片化”造就了一大批专家，但缺乏充当学术领袖的通人和大师。约翰·海厄姆在60年代初曾经感叹，当时那一代史家中没有特纳、比尔德那样的学术领袖[33]；在3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因为海厄姆所说的那一代人中，毕竟还产生了如C.范·伍德沃德、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埃德蒙·摩根这样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但在目前的美国史学界，影响超出其本人研究领域的学者，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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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美国历史杂志》在国内外历史学者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人们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包括过度专门化、狭隘性和缺少宏观叙事等弊端。有一组数字令人十分震惊：问卷要求列举本人最推崇的3—4种专著，1047名被调查者竟然提出了1237种著作，其中882种仅一人提及，三人同时提到的著作仅118种，提及人数最多的是埃德蒙·摩根的《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一书，也不过得了47票；在被20以上的人同时提到的11种著作中，仅有一种是1980年以后的出版物。[34]这说明：一、美国史家大多只读本领域的著作，而对其他领域的状况不太关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封闭性；二、由于“碎片化”，美国史学界没有公认的名著；三、近20年来美国史学所受“碎片化”的困扰愈益严重，以致未能产生影响很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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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界较早意识到“碎片化”问题的人，是已故历史学家赫伯特·古特曼，他在1981年就开始呼吁新的综合性历史叙事。托马斯·本德随后也提出，虽然比尔德的史学观点已经过时，但他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仍然是宏观历史著述的一个基本标准，标明了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35]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劳伦斯·莱文1993年在主席演说中提出，美国历史学家“应当留意关于新的综合的呼吁”。[36]但是，新的综合并非易事，因为它不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量的聚集，而需要有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框架将分散的材料整合成一种自足的历史叙事。比尔德的宏观美国史，就是以经济解释和社会冲突论为框架而构筑出来的；一致论学派的整体性著述，贯穿着他们对于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认识。最近几十年专题研究不断深化，打碎了以往的宏观综合著述所赖以建立的解释框架，但同时新的框架却没有出现。所以，对于当今美国史家来说，进行综合性历史叙事所缺少的，不是微观研究的基础，而是使众多微观研究成果产生意义并且和更大的历史趋势发生关联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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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于建构这类宏观理论框架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战后颇受推崇的史家霍夫斯塔特在生前曾许下宏愿，要在综合近几十年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专题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宏观美国史，拟分三卷，每卷涵盖75年；但天不假年，他仅仅留下了一部关于早期美国史的初稿。[37]托马斯·本德多年来致力于倡导综合研究，提出要以“公共文化”作为新的综合性叙事的线索。他认为，通过“公共文化”的框架，可以弥合政治史和社会发展的分裂，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叙事。[38]但是，根据“公共文化”说而撰写的整体性美国史著作，迄今尚未问世；本德本人关于“公共文化”的著述，也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另外，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长篇小说一样，需要有中心情节。以往的宏观历史著述以政治史为中心，而政治事件则往往富于故事性，易于形成完整的叙事结构。新史学侧重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则往往缺乏明显的故事性，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宏观叙事的难度。更有进者，当今的史家大多希望建构一种分析性叙事的框架，但分析和叙事的结合诚非易事，因而备受期盼的综合性历史叙事不免姗姗来迟。伯纳德·贝林相信，社会发展同样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有序可循的故事，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建构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叙事。[39]不过，他的这部宏观美国史著作目前仍旧还停留在计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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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虽然贯通整个美国历史的宏观叙事仍付阙如，但某些领域的综合性著述已有若干成功的范例。埃里克·方纳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在重建这一领域是一部为人称道的综合性著述。他从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得到启发，将重建看成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把黑人的经历置于中心地位，围绕内战后南部社会整体重塑的方式、南部种族态度与种族关系模式的变化、内战和重建后出现的“全国性国家”（national state）、北方经济和阶级结构变化对重建的影响等问题，梳理和综合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建构一种“叙事的”和“分析的”样式。[40]可是这样的作品毕竟为数尚少，而且涉及的也仅只是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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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史学的经验来看，古往今来的史学大师，多是记述或解释重大的历史运动的学者；具有广泛影响的史学经典，也通常是宏观的历史叙事之作。从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概莫能外。一国史学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专题研究和宏观综合之间保持平衡：专题研究为宏观综合提供学术资源，而宏观综合反过来推进和深化专题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乃为史学的真正繁荣。而20世纪美国史学以专题研究见胜，宏观综合相对薄弱，未能产生影响世界的史学巨著，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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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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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估计，1976年美国各类历史协会约有4500个（迈克尔·坎曼编：《我们面前的过去：当代美国的历史著述》［Michael Kammen，ed.，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伊萨卡1980年版，第12页）；美国历史学家组织1993年12月底的会员人数为9162名（戴维·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David Thelen，“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81卷第3期［1994年12月］，第933页注1）；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72—1975年间每年达到1100个，到80年代降至每年550个（休·戴维斯·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Hugh Davis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 A Critique and an Agenda”］，《公共历史学家》，第15卷第2期［1993年春季］，第29页）；各类史学刊物数量很大，每期刊登的大量新书评介则反映了史学著作出版的庞大数目；各类有历史学家参与的博物馆、历史纪念地、历史主题公园以及由历史学家协助拍摄的历史题材影片，也是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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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史家：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Beard，Parrington），纽约1968年版，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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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史学内部的多种因素也与史学思潮的转变相关。参见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史家》，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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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新左派史学的评论，参见杨生茂：《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世界历史》198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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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埃里克·方纳为美国历史协会所编全面评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趋势的文集，即以“新美国史”为题。见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费城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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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语见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Carl Becker，“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美国历史评论》，第37卷第2期（1932年1月），第235页；中译文见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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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语见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Charles and Mary 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纽约1947年版，序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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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多元文化教学要求有一种更微妙的平衡》（George M. Fredrickson，“Multicultural Teaching Requires a More Subtle Balance”），《视角》，第32卷第7期（1994年10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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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詹姆斯·哈维·鲁滨逊：《新史学》（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纽约1912年版；中译本见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另参见哈维·威什：《美国历史学家》（Harvey Wish，The American Historian: A Social-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纽约1960年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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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伊·尼科尔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Roy F. Nichols，“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国历史评论》，第50卷第3期（1945年4月），第491—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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