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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最大欠缺是，许多具体研究领域的专深论著过于繁杂，即便专业学者也不能完全了解整个研究状况，难以从中把握基本的趋势[32]；对于一般的读者，由于缺少“讲述故事”（story telling）式的综合性叙事之作，不免失去阅读历史的兴趣，从而使历史著述沦为“专家之间的对话”。这是一种“病态的繁荣”。另外，“碎片化”造就了一大批专家，但缺乏充当学术领袖的通人和大师。约翰·海厄姆在60年代初曾经感叹，当时那一代史家中没有特纳、比尔德那样的学术领袖[33]；在3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因为海厄姆所说的那一代人中，毕竟还产生了如C.范·伍德沃德、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埃德蒙·摩根这样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但在目前的美国史学界，影响超出其本人研究领域的学者，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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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美国历史杂志》在国内外历史学者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人们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包括过度专门化、狭隘性和缺少宏观叙事等弊端。有一组数字令人十分震惊：问卷要求列举本人最推崇的3—4种专著，1047名被调查者竟然提出了1237种著作，其中882种仅一人提及，三人同时提到的著作仅118种，提及人数最多的是埃德蒙·摩根的《美利坚的奴役和美利坚的自由》一书，也不过得了47票；在被20以上的人同时提到的11种著作中，仅有一种是1980年以后的出版物。[34]这说明：一、美国史家大多只读本领域的著作，而对其他领域的状况不太关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封闭性；二、由于“碎片化”，美国史学界没有公认的名著；三、近20年来美国史学所受“碎片化”的困扰愈益严重，以致未能产生影响很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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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界较早意识到“碎片化”问题的人，是已故历史学家赫伯特·古特曼，他在1981年就开始呼吁新的综合性历史叙事。托马斯·本德随后也提出，虽然比尔德的史学观点已经过时，但他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仍然是宏观历史著述的一个基本标准，标明了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35]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劳伦斯·莱文1993年在主席演说中提出，美国历史学家“应当留意关于新的综合的呼吁”。[36]但是，新的综合并非易事，因为它不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量的聚集，而需要有一种宏观的历史解释框架将分散的材料整合成一种自足的历史叙事。比尔德的宏观美国史，就是以经济解释和社会冲突论为框架而构筑出来的；一致论学派的整体性著述，贯穿着他们对于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认识。最近几十年专题研究不断深化，打碎了以往的宏观综合著述所赖以建立的解释框架，但同时新的框架却没有出现。所以，对于当今美国史家来说，进行综合性历史叙事所缺少的，不是微观研究的基础，而是使众多微观研究成果产生意义并且和更大的历史趋势发生关联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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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于建构这类宏观理论框架的学者也不乏其人。战后颇受推崇的史家霍夫斯塔特在生前曾许下宏愿，要在综合近几十年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专题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宏观美国史，拟分三卷，每卷涵盖75年；但天不假年，他仅仅留下了一部关于早期美国史的初稿。[37]托马斯·本德多年来致力于倡导综合研究，提出要以“公共文化”作为新的综合性叙事的线索。他认为，通过“公共文化”的框架，可以弥合政治史和社会发展的分裂，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叙事。[38]但是，根据“公共文化”说而撰写的整体性美国史著作，迄今尚未问世；本德本人关于“公共文化”的著述，也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另外，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长篇小说一样，需要有中心情节。以往的宏观历史著述以政治史为中心，而政治事件则往往富于故事性，易于形成完整的叙事结构。新史学侧重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则往往缺乏明显的故事性，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宏观叙事的难度。更有进者，当今的史家大多希望建构一种分析性叙事的框架，但分析和叙事的结合诚非易事，因而备受期盼的综合性历史叙事不免姗姗来迟。伯纳德·贝林相信，社会发展同样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有序可循的故事，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建构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叙事。[39]不过，他的这部宏观美国史著作目前仍旧还停留在计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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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虽然贯通整个美国历史的宏观叙事仍付阙如，但某些领域的综合性著述已有若干成功的范例。埃里克·方纳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在重建这一领域是一部为人称道的综合性著述。他从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得到启发，将重建看成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把黑人的经历置于中心地位，围绕内战后南部社会整体重塑的方式、南部种族态度与种族关系模式的变化、内战和重建后出现的“全国性国家”（national state）、北方经济和阶级结构变化对重建的影响等问题，梳理和综合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建构一种“叙事的”和“分析的”样式。[40]可是这样的作品毕竟为数尚少，而且涉及的也仅只是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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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史学的经验来看，古往今来的史学大师，多是记述或解释重大的历史运动的学者；具有广泛影响的史学经典，也通常是宏观的历史叙事之作。从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概莫能外。一国史学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专题研究和宏观综合之间保持平衡：专题研究为宏观综合提供学术资源，而宏观综合反过来推进和深化专题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乃为史学的真正繁荣。而20世纪美国史学以专题研究见胜，宏观综合相对薄弱，未能产生影响世界的史学巨著，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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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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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估计，1976年美国各类历史协会约有4500个（迈克尔·坎曼编：《我们面前的过去：当代美国的历史著述》［Michael Kammen，ed.，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伊萨卡1980年版，第12页）；美国历史学家组织1993年12月底的会员人数为9162名（戴维·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David Thelen，“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81卷第3期［1994年12月］，第933页注1）；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72—1975年间每年达到1100个，到80年代降至每年550个（休·戴维斯·格雷厄姆：《政策史发育不良的经历》［Hugh Davis Graham，“The Stunted Career of Policy History: A Critique and an Agenda”］，《公共历史学家》，第15卷第2期［1993年春季］，第29页）；各类史学刊物数量很大，每期刊登的大量新书评介则反映了史学著作出版的庞大数目；各类有历史学家参与的博物馆、历史纪念地、历史主题公园以及由历史学家协助拍摄的历史题材影片，也是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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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史家：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Richard Hofstadter，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Beard，Parrington），纽约1968年版，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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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史学内部的多种因素也与史学思潮的转变相关。参见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史家》，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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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新左派史学的评论，参见杨生茂：《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世界历史》198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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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埃里克·方纳为美国历史协会所编全面评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趋势的文集，即以“新美国史”为题。见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费城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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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语见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Carl Becker，“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美国历史评论》，第37卷第2期（1932年1月），第235页；中译文见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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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语见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Charles and Mary 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纽约1947年版，序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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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多元文化教学要求有一种更微妙的平衡》（George M. Fredrickson，“Multicultural Teaching Requires a More Subtle Balance”），《视角》，第32卷第7期（1994年10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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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詹姆斯·哈维·鲁滨逊：《新史学》（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纽约1912年版；中译本见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另参见哈维·威什：《美国历史学家》（Harvey Wish，The American Historian: A Social-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纽约1960年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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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罗伊·尼科尔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Roy F. Nichols，“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美国历史评论》，第50卷第3期（1945年4月），第491—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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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路易斯·戈特沙尔克编：《历史写作中的概括》（Louis Gottschalk，ed.，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芝加哥1963年版。另见雅各布·库克对该书的评论（Jacob E. Cooke，“Review of Generalization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y Louis Gottschalk”），《宾夕法尼亚史学》，第31卷第2期（1964年4月），第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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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戴维·兰德斯、查尔斯·蒂利编：《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David S. Landes，and Charles Tilly，eds.，History as Social Science），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1年版。另见托马斯·科克伦对该书的评论（Thomas C. Cochran，“Review of History as Social Science by David S. Landes and Charles Tilly”），《美国历史评论》，第76卷第5期（1971年12月），第1515—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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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本森：《走向对历史的科学研究：李·本森论文选》（Lee Benson，Towar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of Lee Benson），费城1972年版。另见理查德·柯肯德尔对该书的评论（Richard S. Kirkendall，“Review of Towar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of Lee Benson by Lee Benson”），《印第安纳历史杂志》，第68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351—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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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伯特·福格尔：《铁路与美国经济的增长》（Robert William Fogel，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etric History），巴尔的摩1970年版；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恩格尔曼：《磨难时期：关于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研究》（Robert W. Fogel，and Stanley L. Engerman，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波士顿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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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本森：《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以纽约为例》（Lee Benson，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普林斯顿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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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尤金·吉诺维斯：《奴隶们创造的世界》（Eugene D. Genovese，Roll，Jordan，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纽约1974年版；赫伯特·古特曼：《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作、文化与社会：美国工人阶级历史论文集》（Herbert G. Gutman，Work，Culture，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Essay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History），纽约1977年版；戴维·蒙哥马利：《作为公民的工人：19世纪美国工人在民主与自由市场中的经历》（David Montgomery，Citizen Worker: The Experience of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纽约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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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转引自坎曼：《我们面前的过去》，第3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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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迈克尔·坎曼：《一个美国研究者的重新起步：历史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的史学著述中的广泛影响》（Michael Kammen，“An Americanist’s Reprise: The Pervasive Role of Histoire Probleme i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oncerning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60s”），《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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