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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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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第9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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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希梅尔法布：《新史学和旧史学》，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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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查尔斯·格兰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民主制》（Charles S. Grant，Democracy in the Connecticut Frontier Town of Kent），纽约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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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菲利普·格雷文：《四代人：马萨诸塞安多弗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土地和家庭》（Philip J. Greven，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Land，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Massachusetts），伊萨卡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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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殖民地史的研究状况，参见杰克·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关于现代早期的新史学论文集》（Jack P. Greene and J. R. Pole，eds.，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巴尔的摩1984年版；约翰·默林：《大灾难的受益者：美洲英属殖民地》（John M. Murrin，“Beneficiaries of Catastrophe: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America”），载方纳编：《新美国史（修订扩充版）》，第3—30页；伊恩·斯蒂尔：《从美洲印第安人、大西洋和全球的视野来实现美国殖民地史的突破》（Ian K. Steele，“Exploding Colonial American History: Amerindian，Atlantic，and Global Perspectives”），《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70—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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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美国革命史权威伯纳德·贝林曾说，关于美国革命的研究成果数量巨大，他怀疑有人已经或将来能够了解所有有用的著述。见伯纳德·贝林：《革命的面目：争取美国独立的斗争中的主题和人物》（Bernard Bailyn，Faces of Revolution: Personalities and Themes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纽约1992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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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建构》（John Higham，“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载约翰·海厄姆编：《美国历史的重建》（John Higham，ed.，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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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第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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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托马斯·本德：《整体和部分：美国史学综合的必要性》（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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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劳伦斯·莱文：《克列奥、准则和文化》（Lawrence W. Levine，“Clio，Canons，and Culture”），《美国历史杂志》，第80卷第3期（1993年12月），第8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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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美利坚：一幅社会图景》（Richard Hofstadter，America at 1750: A Social Portrait），纽约1971年版，前言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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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本德：《整体和部分》；托马斯·本德：《“大胆与谨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史学》（Thomas Bender，“‘Venturesome and Cautious’: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1990s”），《美国历史杂志》，第81卷第3期（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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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罗杰·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与伯纳德·贝林谈话录》（A. Roger Ekirch，“Sometimes an Art，Never a Science，Always a Craft: 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Bailyn”），《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51卷第4期（1994年10月），第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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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埃里克·方纳：《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Eric Foner，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3），纽约1988年版，重点参见前言第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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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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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长期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最近三十多年来，其内涵、方法和地位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持论乐观的学者觉得，虽然社会史的兴起给政治史带来了冲击，年轻学人对政治史的热情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政治维度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概念扩展，研究空间拓展，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等新的方向。[1]另有学者则略显中立，谈及“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语气中并不蕴涵大喜大悲之情。[2]另有学者却忧心忡忡，感到中国政治史遭受了致命的冲击，陷入了衰落状态；由于社会史的“渗透”和“策反”，政治史连身份也发生了动摇，不仅与社会史的边界模糊难辨，而且面临受其“同化”的危险。[3]因此，肯定和维护政治史在整个史学中的基础地位，就成了当前中国史学的重要议题。[4]然则中国政治史是否真正遭遇了危机，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5]在这个学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时代，我们在看待中国政治史的现状和前景时，很难仅只孤立地从中国史学着眼，而需要参考国际史学的经验。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6]其实，这样的争论在美国史学界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如果对近百年美国政治史的兴衰略作评议，或许能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史的状况及走向提供一种参照。当然，中国史学的历程与美国大不相同，即便在趋向上有某种一致，其步调也是相去甚远的，因之不能听到美国史学界有“政治史的危机”或“政治史的复兴”之类的说法，就联想到中国也必有相似的问题或趋向。在切实了解美国政治史的演变及其语境时，中国学者须保持清醒的差别意识，不必做简单的比附。中国政治史所面临的挑战，只能由中国史家用自己的治史实践来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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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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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史的遭遇，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内忧”，是指经典政治史的题材资源枯竭，内部创新冲动衰减，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论著越来越少；所谓“外患”，则是社会弥漫着对政治的失望和冷漠的情绪，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对政治史构成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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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的沉浮不过是整个美国史学的缩影。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有学者在谈论史学的衰落。李·本森在1969年曾说，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后50年间，史学对社会思想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学科。[7]将近20年后，西奥多·哈默罗宣称：“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衰落，或许还不是消失，但无疑已是黯然失色。”[8]历史学博士学位“产量”的变化，似乎也为“衰落”说提供了佐证。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60年为364个，在1972—1975年间飙升至每年1100个，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每年仅有550个。[9]美国史学的这种“衰落”，当然不能单从史学自身来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众多学科的竞争和消长中看待。19世纪末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扩张，获取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声望，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下降，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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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虽在整个“知识王国”中处境不利，但仍在不断走向精细和多样化。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率先完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不仅更加重视史料和证据，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考辨和表述事实的规范与技艺。[10]美国史学受欧风熏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专业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史学”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广泛的学术实践。到50、6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社会转向”（social turn），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渐成史学主流。[11]进入70、80年代，美国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史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用语言所表述和塑造的世界，久已有之的文化史也具备了“新”的面目，人的“内在经验”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把越来越多的题材阑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都促成了某种“文化转向”。于是，文化史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一种可用于处理各种历史题材的路径和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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