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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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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第9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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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希梅尔法布:《新史学和旧史学》,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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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查尔斯·格兰特:《康涅狄格边疆村镇肯特的民主制》(Charles S. Grant,Democracy in the Connecticut Frontier Town of Kent),纽约196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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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菲利普·格雷文:《四代人:马萨诸塞安多弗殖民地时期的人口、土地和家庭》(Philip J. Greven,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Land,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Massachusetts),伊萨卡197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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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殖民地史的研究状况,参见杰克·格林等编《英属美洲殖民地:关于现代早期的新史学论文集》(Jack P. Greene and J. R. Pole,eds.,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巴尔的摩1984年版;约翰·默林:《大灾难的受益者:美洲英属殖民地》(John M. Murrin,“Beneficiaries of Catastrophe: The English Colonies in America”),载方纳编:《新美国史(修订扩充版)》,第3—30页;伊恩·斯蒂尔:《从美洲印第安人、大西洋和全球的视野来实现美国殖民地史的突破》(Ian K. Steele,“Exploding Colonial American History: Amerindian,Atlantic,and Global Perspectives”),《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70—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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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美国革命史权威伯纳德·贝林曾说,关于美国革命的研究成果数量巨大,他怀疑有人已经或将来能够了解所有有用的著述。见伯纳德·贝林:《革命的面目:争取美国独立的斗争中的主题和人物》(Bernard Bailyn,Faces of Revolution: Personalities and Themes in the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纽约1992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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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建构》(John Higham,“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载约翰·海厄姆编:《美国历史的重建》(John Higham,ed.,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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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第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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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托马斯·本德:《整体和部分:美国史学综合的必要性》(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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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劳伦斯·莱文:《克列奥、准则和文化》(Lawrence W. Levine,“Clio,Canons,and Culture”),《美国历史杂志》,第80卷第3期(1993年12月),第8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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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750年的美利坚:一幅社会图景》(Richard Hofstadter,America at 1750: A Social Portrait),纽约1971年版,前言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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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本德:《整体和部分》;托马斯·本德:《“大胆与谨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史学》(Thomas Bender,“‘Venturesome and Cautious’: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1990s”),《美国历史杂志》,第81卷第3期(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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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罗杰·埃柯克:《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总是技艺:与伯纳德·贝林谈话录》(A. Roger Ekirch,“Sometimes an Art,Never a Science,Always a Craft: 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Bailyn”),《威廉—玛丽季刊》,第3系列,第51卷第4期(1994年10月),第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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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埃里克·方纳:《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Eric Foner,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3),纽约1988年版,重点参见前言第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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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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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长期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最近三十多年来,其内涵、方法和地位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持论乐观的学者觉得,虽然社会史的兴起给政治史带来了冲击,年轻学人对政治史的热情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政治维度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概念扩展,研究空间拓展,出现了社会政治史、政治文化研究等新的方向。[1]另有学者则略显中立,谈及“侧重基层社会、尤其‘吃喝玩乐’面相的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语气中并不蕴涵大喜大悲之情。[2]另有学者却忧心忡忡,感到中国政治史遭受了致命的冲击,陷入了衰落状态;由于社会史的“渗透”和“策反”,政治史连身份也发生了动摇,不仅与社会史的边界模糊难辨,而且面临受其“同化”的危险。[3]因此,肯定和维护政治史在整个史学中的基础地位,就成了当前中国史学的重要议题。[4]然则中国政治史是否真正遭遇了危机,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5]在这个学术“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时代,我们在看待中国政治史的现状和前景时,很难仅只孤立地从中国史学着眼,而需要参考国际史学的经验。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政治史在美国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与相关研究领域的关系,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6]其实,这样的争论在美国史学界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如果对近百年美国政治史的兴衰略作评议,或许能为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史的状况及走向提供一种参照。当然,中国史学的历程与美国大不相同,即便在趋向上有某种一致,其步调也是相去甚远的,因之不能听到美国史学界有“政治史的危机”或“政治史的复兴”之类的说法,就联想到中国也必有相似的问题或趋向。在切实了解美国政治史的演变及其语境时,中国学者须保持清醒的差别意识,不必做简单的比附。中国政治史所面临的挑战,只能由中国史家用自己的治史实践来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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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学科地位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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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史的遭遇,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概括。所谓“内忧”,是指经典政治史的题材资源枯竭,内部创新冲动衰减,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论著越来越少;所谓“外患”,则是社会弥漫着对政治的失望和冷漠的情绪,新兴知识门类不断出现并壮大,历史学其他领域的影响迅速上升,对政治史构成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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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史的沉浮不过是整个美国史学的缩影。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有学者在谈论史学的衰落。李·本森在1969年曾说,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就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后50年间,史学对社会思想没有做出什么有影响的贡献,变成了一个无足重轻的学科。[7]将近20年后,西奥多·哈默罗宣称:“所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目睹历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衰落,或许还不是消失,但无疑已是黯然失色。”[8]历史学博士学位“产量”的变化,似乎也为“衰落”说提供了佐证。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1960年为364个,在1972—1975年间飙升至每年1100个,紧接着就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到80年代每年仅有550个。[9]美国史学的这种“衰落”,当然不能单从史学自身来理解,而要把它放到众多学科的竞争和消长中看待。19世纪末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均有扩张,获取了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社会声望,历史学的地位相对下降,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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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虽在整个“知识王国”中处境不利,但仍在不断走向精细和多样化。在19世纪后半期,欧洲史学率先完成了“经验转向”(empirical turn),不仅更加重视史料和证据,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考辨和表述事实的规范与技艺。[10]美国史学受欧风熏染,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专业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史学”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广泛的学术实践。到50、6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社会转向”(social turn),新社会史异军突起,渐成史学主流。[11]进入70、80年代,美国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史家开始关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用语言所表述和塑造的世界,久已有之的文化史也具备了“新”的面目,人的“内在经验”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把越来越多的题材阑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领域都促成了某种“文化转向”。于是,文化史就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一种可用于处理各种历史题材的路径和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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