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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理解为城邦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方式[37]，美国史家长期受到这种定义的影响，把政治视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经由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的制度性权力的运作。这种看法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慢慢凸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政治史的危机，也是社会史家蔑视和排斥政治的主要缘由。[38]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界定政治就成为政治史求变的头等大事。即便是仍把“权力”作为政治内涵的核心，越来越多的政治史家也倾向于认为，应当对权力做出新的认识。在（政治）社会学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下，权力的含义逐渐逸出了公共制度的边界，而泛化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人类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扩展的政治概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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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海斯可谓得风气之先。他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运用社会分析方法讨论政治史问题，就必须极大地扩展政治的定义，从“政治制度的正式层面”转向“各种类型的公共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也就是要关注社会中权力的分配。[40]他多年后再度撰文，提醒政治史家拓展政治的边界，不能仅只关注法院、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而应把“更宽广的社会秩序”纳入政治的范畴。他进一步指出，在构建政治的概念时，必须考虑“争端的内容”（什么人从公共资源中要求获得和实际获得了什么）、“制度网络”（现代生活的组织网络）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及其因时而异的表现）等问题。这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能仅仅从制度的层面来界定政治，而要把政治同社会结合起来，以揭示权力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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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史家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淡化权力与公共制度的关联，把它扩展到一切人类活动以及人际关系中去。[42]80年代中期，托马斯·本德针对美国历史写作的“碎片化”局面，提出要用“公共文化”替代政治，作为综合叙述美国历史的框架；然则在他这个“公共文化”的概念中，权力仍然占据着中心位置。他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重新界定权力，更突出地强调权力的社会属性，涵盖从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到为各种文化现象分配意义与重要性的权力。[43]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在讨论新社会史的状况时说，社会史中某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文化的传递是如何进行的，由谁来承担，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以及遇到了哪些抵制，这些问题在根本上乃是政治问题，这样就要求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行使的方式”；不能把“变化机制”仅仅看成是“立法机构和总统的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应视为“公共意志的表达”的产物。[44]在这里，“权力”成了联结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核心概念。因此，在有的学者看来，通过恰当地界定“权力”，可以更好地实现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的沟通。[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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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权力关系在过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通过什么机制发生作用，美国史学界却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强调阶级关系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权力关系。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明确指出，历史主要是“谁驾驭谁和如何驾驭的故事”。[46]另外一些学者更关注族裔与性别关系，认为这两类关系和阶级关系一起，对于维持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专门研究妇女史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关注性别与权力的纠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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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认识权力的性质及其运用范围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的概念。丹尼尔·罗杰斯运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治与大西洋世界的互动，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据他的论述，“社会政治”涉及的是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渗透”，推动社会立法，以协调资本主义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公平。这也就是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社会改善的过程。[48]在他看来，“社会政治”的内涵是由具体时代的历史实际所界定的，因为在19世纪末的大西洋两岸（主要是英美），社会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力的集中地及其运作方式都不同于以往，原有的政治概念就显出了局限甚至无效。时人关注和谈论得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经济、福利和劳资关系等问题；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语言，并未取代旧的政治语言，而只是赋予政治以新的内涵。[49]由此可见，这种“社会政治”的核心不外是把权力运用于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政治史研究的角度说，“社会政治”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进一步突破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的“政治”定义，不再把政治与社会分割甚至对立起来，也就是以权力为桥梁打通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壁垒[50]；另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政治的边界，不再像经典政治史家那样，仅仅把政治理解为以选举、决策和执行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权力的制度性运作，而重视制度外社会力量对权力运作的介入，关注社会抗争、利益博弈和专业知识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代权力运作的条件、机制、方式和效果，有助于理解社会抗争、权力运作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的概念不仅丰富了政治的内涵，而且扩大了政治的外延，为政治史开辟了求变和求新的广阔道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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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政治的宽泛界定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史家的警惕，担心有可能导致政治史丧失其特性。约翰·加勒德一方面极力主张调和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烈反对宽泛地界定政治。他认为，政治主要与公认的政府或民间机构执行决定的活动相关。[52]威廉·洛克滕堡对“社会史化”的政治史大行其道感到不满，力主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就是重新关注被“新政治史”所忽视的国家层面的历史。他认为国家是现代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力量，并借用政治学家希达·斯考切波的话说，要“把国家找回来”。[53]稍后又有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也就是要把美国民主的演变作为政治史的基本内容。[54]当然，这些学者对政治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经典政治史，而是力图平衡社会史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把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运作重新纳入政治史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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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概念的拓展，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政治角色的增多。经典政治史之所以备受质疑和抨击，并不是因为它关注政治，而是由于它险隘地理解政治，专讲少数政治精英的故事，而忽略普通民众的经历。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众多新的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gents）成了政治史叙事的重要角色。从上文的讨论可知，对政治的重新界定，实际上是把权力从国家下行至基层社会，从制度和机构扩展到日常生活，这与新史学“从下而上的历史”的理念正好一致。根据这种新的政治概念，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不仅成了政治史的关注对象，而且大有取代政治精英而居政治舞台中心的趋势。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传统的“建国者”遭到刻意的边缘化，而技工、海员、中小农场主、佃农、契约仆、移民、奴隶、妇女和印第安人等群体在革命中的经历和作用，则受到了突出强调。[55]在关于建国后政治史的写作中，总统不再是主角，即便是那种采取制度主义路径来讨论政府政策和国家作用的论著，也主要关注公司、职业团体、利益集团、政策专家、政府职员、官僚机构和国会委员会的作用。[56]另外，许多在传统意义上与政治无涉的人物，如作家、诗人、画家、演员和科学家等，也被纳入政治史叙事，或被视为民族国家的构建者，或被看成权力机制的操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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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增加也给政治史带来了新的困扰。如何把数目众多、差异纷繁的政治角色整合进政治史叙事，在方法论上并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一方面，普通民众的经历复杂多样，而且往往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使涉及政治，也仅仅限于投票或起事。至于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则更难于把握。[57]这样一来，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史叙事，必然与社会史纠缠不清。另一方面，把劳工、妇女和少数族裔纳入政治史的范围，不免使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和少数族裔史等领域发生交叉和重叠，如何跟这些不同的领域建立联系，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区分，这对政治史家的学术智慧提出了考验。以妇女史为例，诸如妇女参政、妇女与福利国家、妇女与国家构建等课题，原本属于政治史的领域，可是现在通常被归入妇女史和性别研究的范畴之下，政治史家如果要涉猎这类课题，就不得不考虑与妇女史家的分工和合作。[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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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角色激增的同时，政治世界的边界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经典政治史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于今更多的政治史家把眼光投向了基层政治。他们仍在讨论政府决策，但看重的是政策与基层的互动以及对基层的影响，同时还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包括基层社区的治理、社团的活动和家庭政治等。就题材而言，举凡制度、事件、仪式和话语，都能吸引政治史家的注意。另外，随着美国史学界对国际化和全球视野的倡导，政治史也逸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涉及国际和跨国的政治联系和影响。丹尼尔·罗杰斯的《跨大西洋通道》，讨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联系；戴维·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的全球史》，则考察美国《独立宣言》对其他国家独立宣言的影响。[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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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政治角色的增加，以及政治世界边界的扩大，政治史的领地也大为拓展，政治史题材的来源愈益丰富，政治史的内涵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多样了。它不仅仅是政治精英的传记，不仅仅是国家的投影，不仅仅是制度的演化，也不仅仅是经典文本中包含的政治思想。举凡从国家到基层的所有公共权力的形成、运作及其效果，从政治权力到知识等各种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后果，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权力关系的表现及其演变，各种社会群体在政治世界所扮演角色，全都阑入了政治史的研究范围。[60]当今美国史家所理解的政治史，与特纳和比尔德时代已有显著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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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政治史同整个美国史学一样，也带有碎片化和过于驳杂的特点。如何采用某种宏大而有效的组织性概念，清晰地描述较大范围和较长时段的政治变迁，写出综合性的政治史著作，多年来一直是困扰美国政治史家的大问题。有学者开始思考整体的政治史线索。J.摩根·库赛尔依据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概念，提出了“总体政治史”（total political history）的设想。他主张通过运用“理性选择”模式，把政治的过程和结果界定为理性的政治行动者所做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这样就能把政治史的各个下属领域联系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同时也能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联系起来，克服历史学的孤立自足状况；此外还可重新思考政治史中的老问题，或提出在传统政治史和新政治史中受到忽视的新问题。[61]不过，这种以社会科学理论来改变政治史面貌的雄心壮志，在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在史学中日趋衰落的时代，似乎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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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研究范式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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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较为长远的学术史视野来看，对政治史的重新界定，体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是新的研究范式不断出现，使得政治史在题材、路径、方法和解释等各方面，都呈现愈益丰富多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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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典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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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数千年间的“传统史学”，无分中外，实际上都是政治史。不过，就严格的学理而言，“传统史学”虽然在内容上以政治为中心，但它本身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政治史。把政治作为史学主题的做法，在史学史上可谓自古而然。德国史家德罗伊森说过，“历史之内容根本上是在处理国家问题”。[62]美国史家赫伯特·亚当斯喜欢引用英国学者爱德华·弗里曼的话：“历史者，过去之政治也；政治者，当前之历史也。”[63]这些口号式的格言，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18、19世纪欧美经典史学的基本特征。用美籍德裔学者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话说，在这种历史中，“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一切都可以环绕在它周围。政治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统一性”。[64]也就是说，20世纪以前的史家之强调政治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体现的是他们对整个历史和整个史学的理解，而不是对政治史的界定。在这里不妨套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说，“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史，有的只是历史”。[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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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纯以政治为主题的历史写作，欧美学界长期有批评的声音，其源头可追溯到伏尔泰。在20世纪初年的美国，也不时有人提出替代或平衡这种历史的主张。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爱德华·伊格尔斯顿就在1900年发出了“新史学”的倡议，强调要研究普通人及其生活，而不能过分关注政治、治国、外交和战争。[66]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新史学》也呼吁打破政治独大的局面，提倡扩大史学的领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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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主张针对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政治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们所倡导的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研究的兴起，政治史才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史学领域。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史学专业化的推进，史学内部的分工趋于明确，领域意识开始形成，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概念相继出现。在20世纪前半期，“传统史学”所蓄积的政治史能量尚未耗竭，而多数史家又往往把政治视为历史的支柱，于是，政治史在整个史学格局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借用德国学者奥托·布伦纳1936年的话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从这一观点出发，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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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史变成一个具有学术自主性的研究领域的同时，经典政治史范式也告形成。这种范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国家为中心，以政治精英为主要角色，关注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思想和政治人物，力图从社会和经济的维度来解释政治的变迁；在史料上倚重各种档案、政府公文和个人文集，其研究方法则以描述和叙述为主。这种政治史的旨趣，在于探讨政治教训，为国家服务，为理解当前政治提供参照和启发，甚至为政治团体和党派斗争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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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政治史的成熟阶段，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家，其中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卡尔·贝克尔等人。他们把政治领域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与19世纪以政治为主题的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区别。[69]例如，特纳以地域为核心范畴，讨论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70]；比尔德则强调经济利益对于政治的作用，特别是揭示了在联邦制宪时，政治精英的经济利益关切起了关键的作用。[71]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在特纳和比尔德建立的框架内展开。到40年代，小阿瑟·施莱辛格写成了《杰克逊时代》一书，把经典政治史推到一个新的高度。[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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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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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是经典政治史的黄金时代，但到了二战以后，这种范式遇到了质疑和挑战。1948年，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科克伦发表文章，批评以总统为中心的美国史框架，提倡向社会科学取法，以改变历史研究落后于时代的状况。他呼吁以州为中心来重写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史。[73]到了50年代，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不仅倡导引入社会科学理论来重新思考历史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与戴维·唐纳德等人一起，尝试借鉴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来讨论政治现象，以“地位”而不是“阶级”来解释社会冲突。[74]李·本森在1957年撰文，对政治史的现状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他说，关于“美国政治发展”的解释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普遍依赖“印象主义的技巧和数据”，以致出现了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局面。他还嘲笑那些研究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史家，他们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却连“是什么”和“是谁”都没有弄清楚。[75]同年，理查德·麦考密克在拉格斯大学主持召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行为”学术研讨会，倡导开展政治行为研究，并相信这种研究可以“为美国文化的历史提供一种基础性的综论”。[76]所有这些言论和尝试，所针对的都是经典政治史的局限和困境，表明某种“新”政治史范式正在孕育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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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1年，美国版的“新政治史”终于取得了自己的出生证。这一年，李·本森推出《杰克逊民主的概念》一书，不仅为自己此前的主张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给新政治史搭建了一个概念和方法的框架。他倡导在研究选举时使用计量方法，认为区分“系统的方法”与“印象主义研究”所用方法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看所提供的资料能否数量化。[77]他不再用经典政治史的经济和阶级范畴来解释美国政治，也摈弃了叙事性解释，试图从族裔和文化着眼考察美国政治。书里大量使用了计量资料，把杰克逊时代的纽约州政治作为一个案例，用量化指标论证了种族和文化对选举行为的影响。[78]与此同时，本森还同一群年轻的历史学者及政治学者一起，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获得经费支持，把选举记录转化为可用机器阅读的数据库。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他们就选举史料的计量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新政治史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助益。[79]本森的成功吸引了一批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他们群起效法。迈克尔·霍尔特、罗纳德·佛米萨诺、威廉·谢德、保罗·克莱普纳和理查德·詹森等人研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选举行为，形成了从族裔和宗教、而不是阶级或地域差异着眼来解释投票行为的路径。1968年，阿伦·博格把这种以计量方法研究选举行为的政治史，称作“新政治史”。[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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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新政治史孕育和成长的阶段，关于什么是“新政治史”，美国史学界曾有不同的看法。阿伦·博格的上述看法，只是其中一说。一些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提出，新政治史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众多人群和单位的政治经历的研究来探讨政治行为模式的变化，把理论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并系统地运用比较方法。[81]还有学者归纳说，新政治史的典型路径是，关注政治行为诸模式中的系统的规则性，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聚焦于政党和选民，把它们视为大众政治行为和政策之间可测度的连接点（link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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