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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F. R.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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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勒高夫：《政治仍旧是历史的脊骨吗？》，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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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库赛尔：《把政治还给政治史》，第569—595页；保罗·伯克、唐纳德·德巴茨：《把政治还给政治史》（Paul F. Bourke and Donald A. DeBats，“Restoring 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5卷第3期（1985年冬季），第459—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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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J.摩根·库赛尔：《政治行动是非自然的吗？》（J. Morgan Kousser，“Are Political Acts Unnatural?”），《跨学科历史杂志》，第15第3期（1985年冬季），第468、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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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肖恩·威伦茨：《美国民主的崛起：从杰斐逊到林肯》（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纽约2005年版，第x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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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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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法国史学界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虽然复兴的政治史“在视野和方法上已打上了年鉴学派的深刻烙印”，但它并不仅只是对年鉴学派的借鉴与模仿，而是极力强调和坚持政治的自主性。例如，勒内·雷蒙就强烈反对年鉴学派的唯物史观，反对把社会经济史凌驾于政治史之上。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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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参见布鲁斯·莱文：《政治的历史和历史的政治》（Bruce Levine，“The History of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杂志》，第46期（1994年秋季），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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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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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威伦茨：《多种美国政治史》，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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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有的中国学者主张回到汉语“政治”的本义来思考政治史，关注国家（政府）政策的制定（“政”）与执行（“治”），反对通过社会史的介入和改造来振兴政治史（见和卫国：《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0页）。这里需要留意的是，中国政治史的状况与美国大不一样，美国政治史家呼吁“把国家找回来”，恢复政治史的自主性，是因为美国政治史经过社会史、文化史的反复冲击而呈七零八落的局面，国家几乎从政治史中消失；而中国政治史虽然也受到了社会史和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但其中的社会和文化元素仍然十分稀少，许多新的学术主张还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没有转化为治史的实践；而且国家也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国家和精英仍然是政治史的主角，这时提出“把国家找回来”，排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介入，似乎缺乏必要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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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凯瑟琳·斯克拉：《新政治史与妇女史》（Kathryn Kish Sklar，“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Comments on 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历史教师》，第39卷第4期（2006年8月），第509—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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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戴维·蒙哥马利：《工人阶级史的趋势》（David Montgomery，“Trends in Working-Class History”），《劳工》，第19卷（1987年春季），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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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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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当前美国政治史学发展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86—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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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006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政治史学术会议，即以该书为参照来讨论欧洲政治史的状况及前景。见罗曼·赫里特、波琳·佩雷兹：《大西洋两岸政治史的现状》（Romain Huret and Pauline Peretz，“Political History Today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政策史杂志》，第21卷第3期（2009年），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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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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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托德·谢泼德：《“历史乃是过去的政治”？档案、“受污染的证据”和国家的回归》（Todd Shepard，“‘History Is Past Politics?’Archives，‘Tainted Evidence，’and the Return of the State”），《美国历史评论》，第115卷第2期（2010年4月），第476—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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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06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政治史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以下问题：能否把工人、少数群体和妇女整合进政治史的框架？当今国家和政治制度还具有与19世纪相同的意义、目标和力量吗？在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叙事中是否给外交政策留有余地？在一个认识模式发生危机的时代，能否在欧洲写出新的政治史以复兴这一领域而不重返过去的叙事形式？欧洲政治史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政治史的现状。赫里特、佩雷兹：《大西洋两岸政治史的现状》，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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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第5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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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阿伦·布林克利：《书写当代美国的历史：困境与挑战》（Alan Brinkley，“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 Dilemmas and Challenges”），《代达罗斯》，第113卷第3期（1984年夏季），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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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探究借助发明（invention）和欣赏（appreciation）的过程而进行的关于过去的建构，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在关于记忆的研究文献中，“politics of memory”（有时是“politics of identity”）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简单地说就是：谁要求谁去记住什么，以及为什么。但这种路径有一个后果，就是将记忆这个在根本上是文化性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容易忽略其社会性的含义。从政治层面研究记忆的学者，往往没有谈及记忆对于社会文化关系的组织、分级和安排有何作用。参见康菲诺：《集体记忆与文化史》，第1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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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美国有学者运用“body politics”的概念分析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和黑人对于奴隶身体的争夺，前者力图控制奴隶的身体以榨取其劳动，而黑人则力图通过对自己的身体的支配（如秘密聚会、跳舞）以抵制奴役。参见斯蒂法妮·坎普：《抵抗的快感：南部种植园受奴役的妇女和身体政治》（Stephanie M. H. Camp，“The Pleasures of Resistance: Enslaved Women and Body Politic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1830-1861”），《南部史杂志》，第68卷第3期（2002年8月），第533—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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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identity politics”或“politics of identity”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政治策略，号召以“身份群体”（按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划分的群体）的名义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通常不涉及更为普遍的社会目标。但在政治史研究中，“身份政治”是否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美国学者中间存在争议。参见温德尔·普里切特：《过去与现在的身份政治》（Wendell E. Pritchett，“Identity Politics，Past and Present”），《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杂志》，第67期（2005年春季），第3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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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关于现代社会的消费问题，本是社会史（消费方式的演变）和文化史（消费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的课题，但在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却也是一个与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采用政治分析的方式对历史中的消费和消费者进行讨论，可以看出消费在国家构建和公民权利演变中的突出意义。这种“消费者政治”（consumerist politics）的研究取径，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也开辟了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参见谢里尔·克罗恩：《消费者的政治史》（Sheryl Kroen，“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onsumer”），《历史杂志》，第47卷第3期（2004年9月），第709—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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