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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里·纳什：《红种人、白人和黑人：北美早期的人民》（Gary B. Nash，Red，White，and Black: The Peoples of Early America），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4年版，重点参见第3—4、310—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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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埃里克·方纳：《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Eric Foner，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1863-1877），纽约1988年版，前言第19—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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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国历史杂志》1993年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要求被调查者例举本人最为推崇的3—4种美国史学著作，得到20人同时提名的书仅11部，而其中与种族问题相关的著作就有5种，占45.4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在美国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参见《美国历史杂志》，第81卷第3期（1994年12月），第1206—1208页，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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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最近几十年美国黑人史的研究状况，参见托马斯·霍尔特：《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Thomas C. Holt，“African-American History”），载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New American History），费城1997年版，第31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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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弗雷德里克·霍克西等编：《土著美国人书目提要》（Frederick E. Hoxie，et al.，eds.，Native American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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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杰奎琳·琼斯：《现代美国的种族和性别》（Jacqueline Jones，“Race and Gender in Modern America”），《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220—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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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凯瑟琳·布朗：《超越大辩论：美国早期的性别和种族》（Kathleen M. Brown，“Beyond the Great Debate: Gender and Race in Early America”），《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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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本森：《杰克逊民主的概念》（Lee Benson，The Concept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as a Test Case），普林斯顿1961年版，第270—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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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埃里克·阿尼森：《黑人和白人工人、种族与劳工史学的状况》（Eric Arnesen，“Up from Exclusion: Black and White Workers，Race，and the State of Labor History”），《美国史学评论》，第26卷第1期（1998年3月），第146—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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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见詹姆斯·巴雷特：《自下而上的美国化：移民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再造》（James R. Barrett，“Americanization from Bottom Up: Im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1880-1930”），《美国历史杂志》，第79卷第3期（1992年12月），第996—10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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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阿瑟·施莱辛格于1991年出版《美国的解体》（Arthur M. Schlesinger，Jr.，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一书，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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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莱文：《克列奥、准则和文化》，第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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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高木：《通过一面不同的镜子讲授美国史》，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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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当前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存在一套关于种族和性别的话语限制，被称作“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意即任何带有种族偏见或性别歧视倾向的言论在政治上都是不正确的。在1993年《美国历史杂志》所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有20.3％的美国学者认为，“政治正确性”乃是美国史学的最大缺点。见戴维·西伦：《美国史学的实践》（David Thelen，“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81卷第3期（1994年12月），第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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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非洲中心论”是针对“欧洲中心论”而提出的，其主旨是完全否定传统史学关于世界文明形成的解释，认为非洲乃人类和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主张从非洲的角度理解世界历史的进程。在美国阐述这种主张的代表性著作有莫勒菲·阿桑特：《非洲中心观》（Molefi K. Asante，The Afrocentric Idea），费城1987年版；马丁·贝纳尔：《黑色雅典娜》（Martin Benal，Black Athena: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1785-1985，vol. I；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 II），新布伦瑞克1986、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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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视角》，第31卷第6期（1993年9月），第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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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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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曾谈到“纯粹知识”和“政治性知识”的区分，并特别指出，人们广泛相信“真正”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的，但实际上知识的产生往往具有或隐或显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1]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考察关于现代革命的历史叙事，就不难看出革命史知识通常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在革命史知识产生的“政治情境”中，意识形态[2]往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史上发生的革命，一般被视为政治事件、社会事件或军事事件，而它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意义容易遭到忽视。实际上，革命同时也是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一方面，革命者通常利用边缘性或外源性的思想资源，精心构造一套系统的政治话语，对革命发挥动员、辩护、阐释和巩固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通行的观念中，革命总是与“开端”相连，因而可能被后世“神圣化”；而在这一“神圣化”的过程中，革命话语通常会经过整理、过滤和重新组合，进而转化为带有“神话”性质的意识形态元素，对于“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发挥持久的塑造性影响。进而言之，一个社会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各种意识形态自身又往往处在变化和重构之中，革命的意识形态也随之不断受到重新诠释，并以不同的形式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任何革命史的写作不论作者的动机如何，总是难于摆脱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革命史领域也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自美国革命发生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它的历史叙事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而且最近半个多世纪的情形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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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辉格主义范式”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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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主义史学兴起以前，美国革命史写作的主导范式可以称作“辉格主义”。这里所说的“辉格主义”，既不是指美国革命时期盛行的爱国思想，也非等同于美国史学史上的“辉格学派”，而更接近于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所说的“辉格派历史解释”。[3]具体说来，美国革命史写作中的“辉格主义”，包括五个相互联系而各有侧重的方面：一是爱国主义，肯定美国革命的正当性，强调殖民地居民面对英国暴政的威胁，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争取和捍卫独立；二是民族主义，宣称美国革命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特别是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新型国家，开创人类争取自由和共和政体的新纪元；三是自由主义，把美国革命描述为一个抗击暴政、维护自由的事件，美国革命使自由的旗帜得以高扬，人的权利获得了保障；四是种族意识，不假思索地把美国革命看成是大西洋两岸英格兰裔居民之间的内战，相信革命的过程和结果仅仅与白人有关；五是精英取向，关注“建国之父”的活动，颂扬他们的政治智慧和对革命的贡献。这五点恰好与建国初期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若合符节，于是，这种“辉格主义”的美国革命史，既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中酝酿成形的，又有助于强化当时的意识形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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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主义”的美国革命史写作在革命后期即已出现，经过19世纪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的倡导，遂成美国革命史写作的主流。第一部站在美国人立场上写出的美国革命史，出自革命参与者戴维·拉姆齐之手。可以说，拉姆齐的著作构筑了“辉格主义”美国革命史写作范式的雏形。他在书中详细叙述了革命的过程，逐年介绍重要的军事行动、政治事件和外交活动，把革命说成是一种英雄壮举，把华盛顿、大陆军将领，以及参战的法国将领和英方将领，当成这个“伟大故事”的主角。他特别强调美国革命的必然性，声称脱离英国而独立乃是殖民地居民整体性格的必然产物，因为英属殖民地居民从一开始就投身于自由，而殖民地的地理环境、土地资源、宗教、社会构成以及各种制度和政策，都有利于培养“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独立的偏好”。他相信革命的正当性，因为殖民地本来就是殖民地居民自己建立的，并不存在臣属于英国的问题，而英国的政策与举措却威胁和损害了殖民地居民所珍爱的自由。他虽然在书中写到了印第安人以及战争带给他们的不幸，并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但他的主旨在于说明印第安人站在英国一边，阻挠美国独立的步伐，招灾致祸是在所难免的。他特别重视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宣称革命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开辟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光辉灿烂的前景：它确立了一种近乎完美的体制，美国人民如果不能获得幸福，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还阐述了美国的世界历史使命，称美国革命是一场为了所有“人民”的“人民的革命”，为美国人、也为全世界人民开辟了“追求幸福”的康庄大道，因而载入了世界历史的史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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