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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边缘群体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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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中，如果说普通民众的身影还不时闪现的话，那么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等边缘群体的踪迹可谓更加模糊和渺茫。经过黑人、妇女和青年学生等众多群体的激烈抗争，6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变化，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影响趋于扩大，并逐渐成为影响许多美国人的思考、言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新史学”关于底层和边缘群体的研究范式也不断成熟。所有这些变化都在美国革命史写作中得到体现，以往长期受到忽略的边缘群体，进入了美国革命的重要角色之列；他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活动，不管是否同反抗英国、独立建国的目标一致，都被当作“革命”的内涵。与对普通民众革命经历的阐释一样，这些关于边缘群体的研究，不仅充分肯定他（她）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关注他（她）们的诉求和活动，而且把他（她）们置于革命史的中心位置，大力强调他（她）们的自主意识以及革命对他（她）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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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说来，关于革命时期的黑人及奴隶制问题的研究，近期问世的论著在数量上更为可观。这与以往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纳什曾对美国学者关于黑人与美国革命的讨论做过简明扼要的评述。他尖锐地批评了20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革命史写作，称那些作者“受到辉格史学的束缚”，一味关注白人殖民地居民建立共和制的努力，而忽视占人口五分之一的黑人的利益诉求。一般历史教科书也很少提及黑人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即使偶有涉及，也仅限于参加美国一方的黑人，而没有包括逃往英国一方的奴隶；即使零星谈到支持英国的黑人，也未能充分理解其意义。1940年，赫伯特·阿普特克推出《美国革命中的黑人》一书，充分揭示了黑人奴隶投奔英军的事实，并把这种举动说成是和参加美国一方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为了“获取自由”。这样就为重新看待黑人与美国革命的关系找到了新的角度。可是，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在1947年出版的《从奴役到自由》一书中，当论及革命时期的黑人时又回到了原来的范式。直到1961年，本杰明·夸尔斯才彻底扭转了这种局面。他对黑人奴隶投奔英军的现象做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一点构成其著作“最为持久的贡献”。[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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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如此推崇本杰明·夸尔斯的学术贡献，当然是有充分根据的。夸尔斯最富于启发意义的地方，在于提出了一个理解黑人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的新思路。他的看法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黑人并非忠诚于某个地方或某个群体，而是忠诚于一个原则，即自由；只要能迅速给黑人奴隶提供自由，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值得黑人的积极响应。黑人之奔向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的麾下，跟力争脱离母国的白人居民一样，也是出于对自由的同一种热爱。黑人没有大规模进入美方阵营，是因为革命领导人迟迟不愿武装黑人。稍后，一些州先后采取了征募黑人参加民兵和军队的措施，事实证明黑人也十分愿意拿起武器，而且很快就接受了“1776年精神”。参战使一部分黑人获得了自由，同时也激发了美国社会的废奴情绪。然则更多的黑人是通过参加英军而获得自由的。1779年，英军总司令亨利·克林顿发布公告，赋予所有加入英军的黑人自由。战争结束时，许多黑人随英军一起撤离。同时，革命时期的经历也给黑人指明了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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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夸尔斯又发展了他在《美国革命中的黑人》中提出的思想，对黑人在革命中的诉求和活动做了更透彻的解释。他提出，黑人奴隶长期怀有“对自由的渴望”，独立战争的爆发则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虽然黑人内部也存在地域和身份的差别，但他们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目标却是共同的。对于白人来说，他们反对英国只是为了维护已经享有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意图使得独立战争具有保守性，抑制了其中潜在的革命性；但是对于黑人奴隶来说，独立战争则是一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的革命，“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口号，对黑人奴隶具有更为特殊的含义。也就是说，正是黑人的激进意识和自由诉求，才使独立战争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虽然黑人争取平等的希望没有实现，变成了一个“延迟的梦想”，但是革命增强了黑人的自由精神和团结意识，推动了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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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夸尔斯提出的是一个解释美国革命史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不仅黑人参与对英作战的贡献得到了充分肯定，而且他们投奔英军的行动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一框架挑战了长期通行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也意味着思考美国革命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能用是否站在独立阵营作为判断革命者的标准。此后关于黑人、奴隶制与美国革命的研究，基本上都在这一框架中展开，由此引起了对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性质的深刻反思。根据夸尔斯的逻辑，对自由的向往，而不是对独立的支持，成为理解黑人在美国革命期间的诉求和活动的关键。英国当局和英军采取武装黑人、解放奴隶的措施，旨在打击美国的革命力量，原本是一种“反革命”的手段，但是在夸尔斯的框架中却被称作黑人的“革命”。在这一点上纳什说得更明确：“弗吉尼亚许多主要白人革命者”的奴隶，纷纷逃往英军阵营以“寻求自由”，因而变成了“黑人革命者”。[61]这种说法中所包含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新美国革命史学的思想取向和学术理路中，这种矛盾却获得了貌似自圆其说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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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研究黑人的美国革命史家来说，仅仅承认黑人在独立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不足以凸显黑人在革命中的经历及其意义。他们极力强调黑人的活动对革命的全局性影响。历史学家西尔维亚·弗雷指出，对“南部的革命斗争”而言，“黑人解放运动”具有中心地位；虽然这场运动最终失败，但是黑人的“革命潜力”却并未消失，他们在独立战争以后的时期开展了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他还特别提到，仅仅是黑人奴隶随时准备参加公开反叛这一点，就给南部的革命提供了动力。[62]在有的学者看来，独立战争期间和共和国初期的少数黑人活动家，可以叫做“革命的黑人建国者”（Revolutionary Black Founders），他们的历史地位可与亚当斯、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和华盛顿等“白人建国者”相提并论。这些“黑人建国者”的目标，在于为黑人建立一种“指导其超越奴役生活的基础结构”，并发动“一场反对种族不公的道德革命”。[63]纳什更是提出了“黑人革命”的概念。他写道，在美国革命期间，费城的自由黑人急剧增加，成百的奴隶主释放了自己的奴隶，还有黑人奴隶自行摆脱了原来主人的束缚，同时宾夕法尼亚的革命政府也制定了逐步废奴的法令，因而可以说，“在战争年代所有各种事件的复杂交互作用中，费城黑人发起了他们自己的美国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为新国家最大、最活跃的自由黑人社会奠定了基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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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在革命时期所有活动的主旨是争取平等和自由，但革命的结果却使他们遭到了“无情的背叛”。最突出的表现是，奴隶制未被废除，黑人没有获得平等和自由。在美国史学界，关于革命期间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曾有所谓“失去的机会”之说。持这种看法的历史学家，前有温斯罗普·乔丹，后有纳什。纳什对此做了更加系统的阐发。他相信革命时期存在废除奴隶制的各种有利条件，因为革命时期反奴隶制的情绪高涨，最强烈反对废奴的下南部由于地理位置危险，并不敢出于对废奴的愤怒而轻易脱离联盟；其时“环境主义”思想盛行，许多人觉得奴隶的低下地位是社会条件造成的，而非他们天生如此；西部土地正在开放当中，可以用来补偿解放奴隶的损失，公众也相信西部土地有助于巩固国家和安置被解放的奴隶。然则在这么多有利的条件下，革命者却没有解放奴隶，这无疑是他们的“悲剧性失败”。因此，北部应对未能解放奴隶负重要的责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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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历史学家戴维·戴维斯就“失去的机会”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这种说法转移了对革命时期废奴原则的内在缺陷的认识，而这种缺陷是不可能通过立法者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来弥补的。如果黑人不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力量参与革命，革命就不可能开辟全面解放奴隶的道路。他进而提出，历史学家往往低估了革命期间奴隶制的经济势能，也过高地估计了上南部废奴情绪的力量，而没有看到即便在北方废奴也面临巨大的阻力。[66]在纳什之后，道格拉斯·埃杰顿也不赞成“失去的机会”说。他认为，虽然革命激发的共和主义意识和战争中出现的混乱都削弱了奴隶制，北部诸州也逐渐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没有任何地区承认黑人是公民，或者允许他们投票；而且，“白人爱国者”在获得独立以后，在整体上从《独立宣言》的原则后退，借助“压榨”黑人奴隶来重建其受到战争破坏的经济。于是，黑人在革命期间激发出来的自由理想，最终归于破灭。所以不能说，革命精英的“平等理念”为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奠定了基础。由于建国一代未能实践革命的原则，不仅使那些争取自由的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也让约60万年轻的美国人在内战中丧生。[67]也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才出现历史学家艾拉·伯林所说的一个悖论：美国革命一方面“标志着自由的新生”，另一方面又“启动了奴隶制的大扩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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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革命史学中，印第安人的经历长期受到忽视，其程度远甚于黑人。他们通常被视为英国的同盟者或革命的受害者，而从未进入革命的参加者之列。但是，在新近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中，印第安人的活动也变成了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殖民地居民的革命是争取独立和捍卫自由，那么印第安人的革命则是维护部落的主权和独立，两者的意义是无分轩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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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对革命时期印第安人的研究历来十分薄弱，虽然偶有著作问世，但未足以改变这个领域的贫瘠状况。[69]在这方面具有转折意义的著作，是由在美国工作的英国学者科林·卡洛威写出的。卡洛威发现美国史学界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美国革命的学者对印第安人没有特别的兴趣，而研究印第安人的学者又不太重视美国革命，以致印第安人在革命中的经历一直很少有人问津。美国革命长期被看成是“白人的战争”，印第安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受重视，革命对印第安人的意义也没有得到阐释。按照正统的说法，多数印第安人在美国革命中站错了队，成了“暴政的盟友”和“自由的敌人”。卡洛威明确反对这种说法，并提出了一个解释印第安人在革命中的经历的新思路。他指出，革命时期印第安人无论站在哪一方，他们所做的事情与殖民地居民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在一个骚动的年代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他明确提出，对印第安人来说，革命也是一场“争取解放的反殖民战争”，只不过印第安人的独立战争针对的主要不是欧洲国家，而是“殖民地的邻居”；它始于1775年之前，在1783年以后也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来说，“自由”往往意味着与英国人站在一起反对革命者，因为后者的独立必定危害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文化。[70]不难看出，卡洛威的解释逻辑，与夸尔斯看待黑人与革命的关系的思路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是将“夸尔斯模式”应用于印第安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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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威重点考察了印第安人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并把这种经历与美国革命联系起来。他认为，美国革命对所有印第安人都是一场灾难；在革命后出现的新国家中，并没有“印第安人及其世界”存在的空间；印第安人参加革命的结果，不过是使他们被排斥在革命所创造的新世界之外。[71]有评论者指出，卡洛威未能很好地把握平衡，片面地关注美国人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而很少提及印第安人对美国人的袭扰，其结果是用一个白人屠杀和掠夺印第安人的“野蛮故事”，取代了过去常说的印第安人袭击白人的“野蛮故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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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卡洛威外，另有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也有所建树。马克斯·明茨详细描述了革命时期大陆军对易洛魁人的军事打击，以及战后对其土地的剥夺，揭示了美国革命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73]阿伦·泰勒讨论了革命期间英国人、美国人和印第安人在北部边界地带的竞争和互动，认为如果考虑到印第安在英美之间的周旋，以及他们提出的印第安人联盟的设想，那么就不能把美国的胜利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强调，革命的后果对印第安人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边疆居民扩张土地的愿望推动了革命，而革命中建立的新共和国则致力于保护边疆白人定居者，支持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剥夺。[74]纳什在他的书中也谈到了印第安人，特别强调他们面对美国革命的压力所做出的主动反应。他还提到，印第安人在18世纪60年代有一次“大觉醒”，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生活方式的价值，并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75]这些学者的研究旨在挑战成说，强调印第安人绝非莫名其妙地“站错了队”，而是自觉地选取了一条能够捍卫其自由与独立的“革命”途径；他们绝不仅仅是革命的受害者，他们自己就是“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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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就人数而言，妇女无疑是美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边缘群体。相对于黑人和印第安人，妇女在美国革命史学中的境况要略为有利一些，因为许多革命史著作通常会提到妇女参加或支持革命的事例，描述妇女在抵制英货、战争筹款、照顾伤病员、刺探敌情和写作宣传品方面的工作，并充分肯定她们对美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但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状况也不能让美国革命史家满意，尤其是一些女性历史学者，力图重新解释妇女在革命时期的经历。她们通常带有女性主义倾向，从几个方面同时着手，全面改写了革命时期的妇女史。她们进一步肯定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详细讨论妇女在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境况，谴责革命对妇女解放的“背叛”，同时也强调革命对女性意识的触动以及对此后妇女抗争的影响。这些学者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特别关注革命给妇女角色和女性意识所造成的种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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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性学者通常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妇女史，她们的眼光往往超出了一般的美国革命史。她们把从殖民地建立到建国初期作为一个整体的时段，而将美国革命视为其间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以此来讨论它对于妇女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妇女史学中有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比较高，家庭生活一直为抵御外在世界的风险提供了安宁的港湾，直到工业时代来临这一局面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美国革命对妇女并没有多大的意义。1980年，玛丽·诺顿和琳达·克尔伯同时推出了各自的重要著作，对以往的早期妇女史框架发出了有力的挑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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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顿出自美国革命史大家伯纳德·贝林门下，早年曾研究革命时期的效忠派，对于革命中的失败者怀有特殊的同情。后来她转向早期妇女史研究，对这个领域的许多成说加以质疑，尤其是否定了殖民地时期是妇女的“黄金时代”、是工业化造成了妇女地位下降的说法。在她看来，这种说法人为地拔高了殖民地时期妇女的地位，而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则缺乏充分的估价。据她的研究，关于女性的角色和规范，在革命前就有鲜明的界定，社会（包括男性和女性）普遍相信女性较男性低劣，而妇女的自尊意识也不强烈。以往有学者也曾论及美国革命对妇女的影响，但其结论是影响并不大，即便有影响也是负面的。实际并非如此。美国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性别关系格局，没有明显提升妇女的地位，但它对妇女产生了“难以抹去的影响”，从许多方面改变了妇女的生活。这种影响主要不是显现在法律和政治等公共领域，而是在私人领域，具体反映在家庭组织、个人志向、自我评价的变化等方面。妇女在革命中参与和观察了反英运动的各种活动及仪式，这对她们的思想意识有所触动；一旦经济抵制发生，妇女的家庭制作活动就具备了政治意义，从而使政治领导人留意到家务领域，改变了以往对女性角色的低下定位。而且，在革命年代，女性领域的边界也发生了变动，妇女开始主动介入政治，还有人提出了建立全国性妇女组织的动议。独立战争爆发以后，男性奔赴战场，白人女子不仅要承担家庭事务，而且还要处理从前不得涉足的公共事务。战争结束以后，受战时经验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美国的男子和妇女都开始反思关于女性特性和角色的负面观念，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了较为平等的婚姻关系，父母对子女教养和婚姻的专断程度有所减轻，妇女的教育也开始受到重视。诺顿写道：“在革命前的世界里，没有人曾费力去界定家庭生活：私人领域看来是不重要的，而且妇女也难以逃离她们无法摆脱的命运。在革命后的世界里，家务和家庭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承认，同时妇女也开始能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她的结论是，虽然对妇女来说“美国革命的遗产”是“含混的”，但是革命的平等话语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提供了语汇，共和主义教育也培养了最初的妇女领导人。[77]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也是一场妇女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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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伯关注的问题与诺顿比较接近，两人的著作在材料和观点上也构成互补。克尔伯指出，殖民地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公共领域乃是男人的世界，而女性只属于家庭生活；只有到了对英国实行经济抵制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妇女也可以越出私人领域而参与公共决策；独立战争则加速了妇女融入公共政治领域的进程。在革命中出现了如何界定女性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身份的问题，这给妇女改变社会地位造成了契机。于是，女性的角色，特别是妇女作为母亲的角色得以重新界定，相信母亲对于培养共和国有美德的男性公民负有责任。“共和母性”（Republican Motherhood）概念的提出，为妇女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正当性说明：妇女在家庭内也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通过把共和美德传递给儿子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从总体上说，妇女还处在边缘地位。从殖民地到革命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美国人对妇女能否认真对待政治普遍表示怀疑，不少女性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不过，虽然妇女在革命时期没有完全重新界定自己的政治角色，但是“共和母性”概念的出现，则对后来关于妇女与爱国主义的辩论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虽然从革命结束到共和国初期，关于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仍以传统看法为主，但是由于妇女的大力争取，加以得到革命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离婚作为妇女的一种权利开始受到重视。就教育而言，女孩的受教育机会还远不及男孩，但是革命后家庭生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相信，受过教育的女性对于家庭、子女的教养和丈夫美德的维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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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顿和克尔伯的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但也遇到了批评。[79]像这种改写革命时期的妇女史而颇具学术深度的著作，此后并不多见。不过，有一个倾向倒是引人注目，就是有的学者把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结合起来，在讨论革命时期的妇女史时，特别重视非白人妇女的经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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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美国革命史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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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关于革命的内涵和性质长期存在争议。詹姆森于1925年提出，不能将美国革命仅仅看成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也要把它视为一种社会运动，因为革命在美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变化。[81]虽然他没有使用“社会革命”的概念，但是这种理解美国革命的方式，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则伯纳德·贝林明确反对“社会革命”的提法，宣称“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说，美国革命都不是按社会革命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刻意采取行动去摧毁、甚至去实质性地改变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秩序”。[82]但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又折回到詹姆森命题，认为“革命不是单纯的殖民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造反”，同时也是“一场至为深刻的社会革命”。[83]在“新史学”兴起后，詹姆森命题又给予年轻一代学者很大的启发。不过，这时史家不再纠缠于是否存在社会变动，而是聚焦于发生了多少社会变动、特别有多少变动是沿着社会平等的方向进行的；他们也关注对革命后果的矛盾性的解释。[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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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论，新美国革命史学强调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主角地位，直接牵涉到对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性质的理解。新一代史家既然已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经历视为革命的中心内容，那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美国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观点。这场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一场由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所参与和推动的社会变革；他们的革命主动性，他们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他们在革命期间的各种行动，赋予革命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涵。于是，以往那种侧重从政治、军事和思想的角度讨论美国革命的方式，就不可能受到这些史家的青睐，而詹姆森命题则再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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