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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57 黑人在革命时期所有活动的主旨是争取平等和自由，但革命的结果却使他们遭到了“无情的背叛”。最突出的表现是，奴隶制未被废除，黑人没有获得平等和自由。在美国史学界，关于革命期间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曾有所谓“失去的机会”之说。持这种看法的历史学家，前有温斯罗普·乔丹，后有纳什。纳什对此做了更加系统的阐发。他相信革命时期存在废除奴隶制的各种有利条件，因为革命时期反奴隶制的情绪高涨，最强烈反对废奴的下南部由于地理位置危险，并不敢出于对废奴的愤怒而轻易脱离联盟；其时“环境主义”思想盛行，许多人觉得奴隶的低下地位是社会条件造成的，而非他们天生如此；西部土地正在开放当中，可以用来补偿解放奴隶的损失，公众也相信西部土地有助于巩固国家和安置被解放的奴隶。然则在这么多有利的条件下，革命者却没有解放奴隶，这无疑是他们的“悲剧性失败”。因此，北部应对未能解放奴隶负重要的责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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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59 此前，历史学家戴维·戴维斯就“失去的机会”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他看来，这种说法转移了对革命时期废奴原则的内在缺陷的认识，而这种缺陷是不可能通过立法者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来弥补的。如果黑人不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力量参与革命，革命就不可能开辟全面解放奴隶的道路。他进而提出，历史学家往往低估了革命期间奴隶制的经济势能，也过高地估计了上南部废奴情绪的力量，而没有看到即便在北方废奴也面临巨大的阻力。[66]在纳什之后，道格拉斯·埃杰顿也不赞成“失去的机会”说。他认为，虽然革命激发的共和主义意识和战争中出现的混乱都削弱了奴隶制，北部诸州也逐渐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没有任何地区承认黑人是公民，或者允许他们投票；而且，“白人爱国者”在获得独立以后，在整体上从《独立宣言》的原则后退，借助“压榨”黑人奴隶来重建其受到战争破坏的经济。于是，黑人在革命期间激发出来的自由理想，最终归于破灭。所以不能说，革命精英的“平等理念”为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奠定了基础。由于建国一代未能实践革命的原则，不仅使那些争取自由的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也让约60万年轻的美国人在内战中丧生。[67]也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才出现历史学家艾拉·伯林所说的一个悖论：美国革命一方面“标志着自由的新生”，另一方面又“启动了奴隶制的大扩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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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61 在美国革命史学中，印第安人的经历长期受到忽视，其程度远甚于黑人。他们通常被视为英国的同盟者或革命的受害者，而从未进入革命的参加者之列。但是，在新近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中，印第安人的活动也变成了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殖民地居民的革命是争取独立和捍卫自由，那么印第安人的革命则是维护部落的主权和独立，两者的意义是无分轩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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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63 美国学者对革命时期印第安人的研究历来十分薄弱，虽然偶有著作问世，但未足以改变这个领域的贫瘠状况。[69]在这方面具有转折意义的著作，是由在美国工作的英国学者科林·卡洛威写出的。卡洛威发现美国史学界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美国革命的学者对印第安人没有特别的兴趣，而研究印第安人的学者又不太重视美国革命，以致印第安人在革命中的经历一直很少有人问津。美国革命长期被看成是“白人的战争”，印第安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受重视，革命对印第安人的意义也没有得到阐释。按照正统的说法，多数印第安人在美国革命中站错了队，成了“暴政的盟友”和“自由的敌人”。卡洛威明确反对这种说法，并提出了一个解释印第安人在革命中的经历的新思路。他指出，革命时期印第安人无论站在哪一方，他们所做的事情与殖民地居民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在一个骚动的年代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他明确提出，对印第安人来说，革命也是一场“争取解放的反殖民战争”，只不过印第安人的独立战争针对的主要不是欧洲国家，而是“殖民地的邻居”；它始于1775年之前，在1783年以后也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来说，“自由”往往意味着与英国人站在一起反对革命者，因为后者的独立必定危害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文化。[70]不难看出，卡洛威的解释逻辑，与夸尔斯看待黑人与革命的关系的思路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是将“夸尔斯模式”应用于印第安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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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65 卡洛威重点考察了印第安人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并把这种经历与美国革命联系起来。他认为，美国革命对所有印第安人都是一场灾难；在革命后出现的新国家中，并没有“印第安人及其世界”存在的空间；印第安人参加革命的结果，不过是使他们被排斥在革命所创造的新世界之外。[71]有评论者指出，卡洛威未能很好地把握平衡，片面地关注美国人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而很少提及印第安人对美国人的袭扰，其结果是用一个白人屠杀和掠夺印第安人的“野蛮故事”，取代了过去常说的印第安人袭击白人的“野蛮故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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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67 除卡洛威外，另有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也有所建树。马克斯·明茨详细描述了革命时期大陆军对易洛魁人的军事打击，以及战后对其土地的剥夺，揭示了美国革命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73]阿伦·泰勒讨论了革命期间英国人、美国人和印第安人在北部边界地带的竞争和互动，认为如果考虑到印第安在英美之间的周旋，以及他们提出的印第安人联盟的设想，那么就不能把美国的胜利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强调，革命的后果对印第安人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边疆居民扩张土地的愿望推动了革命，而革命中建立的新共和国则致力于保护边疆白人定居者，支持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剥夺。[74]纳什在他的书中也谈到了印第安人，特别强调他们面对美国革命的压力所做出的主动反应。他还提到，印第安人在18世纪60年代有一次“大觉醒”，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生活方式的价值，并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75]这些学者的研究旨在挑战成说，强调印第安人绝非莫名其妙地“站错了队”，而是自觉地选取了一条能够捍卫其自由与独立的“革命”途径；他们绝不仅仅是革命的受害者，他们自己就是“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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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69 如果仅就人数而言，妇女无疑是美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边缘群体。相对于黑人和印第安人，妇女在美国革命史学中的境况要略为有利一些，因为许多革命史著作通常会提到妇女参加或支持革命的事例，描述妇女在抵制英货、战争筹款、照顾伤病员、刺探敌情和写作宣传品方面的工作，并充分肯定她们对美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但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状况也不能让美国革命史家满意，尤其是一些女性历史学者，力图重新解释妇女在革命时期的经历。她们通常带有女性主义倾向，从几个方面同时着手，全面改写了革命时期的妇女史。她们进一步肯定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详细讨论妇女在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境况，谴责革命对妇女解放的“背叛”，同时也强调革命对女性意识的触动以及对此后妇女抗争的影响。这些学者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特别关注革命给妇女角色和女性意识所造成的种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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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71 这些女性学者通常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妇女史，她们的眼光往往超出了一般的美国革命史。她们把从殖民地建立到建国初期作为一个整体的时段，而将美国革命视为其间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以此来讨论它对于妇女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妇女史学中有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比较高，家庭生活一直为抵御外在世界的风险提供了安宁的港湾，直到工业时代来临这一局面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美国革命对妇女并没有多大的意义。1980年，玛丽·诺顿和琳达·克尔伯同时推出了各自的重要著作，对以往的早期妇女史框架发出了有力的挑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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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73 诺顿出自美国革命史大家伯纳德·贝林门下，早年曾研究革命时期的效忠派，对于革命中的失败者怀有特殊的同情。后来她转向早期妇女史研究，对这个领域的许多成说加以质疑，尤其是否定了殖民地时期是妇女的“黄金时代”、是工业化造成了妇女地位下降的说法。在她看来，这种说法人为地拔高了殖民地时期妇女的地位，而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则缺乏充分的估价。据她的研究，关于女性的角色和规范，在革命前就有鲜明的界定，社会（包括男性和女性）普遍相信女性较男性低劣，而妇女的自尊意识也不强烈。以往有学者也曾论及美国革命对妇女的影响，但其结论是影响并不大，即便有影响也是负面的。实际并非如此。美国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性别关系格局，没有明显提升妇女的地位，但它对妇女产生了“难以抹去的影响”，从许多方面改变了妇女的生活。这种影响主要不是显现在法律和政治等公共领域，而是在私人领域，具体反映在家庭组织、个人志向、自我评价的变化等方面。妇女在革命中参与和观察了反英运动的各种活动及仪式，这对她们的思想意识有所触动；一旦经济抵制发生，妇女的家庭制作活动就具备了政治意义，从而使政治领导人留意到家务领域，改变了以往对女性角色的低下定位。而且，在革命年代，女性领域的边界也发生了变动，妇女开始主动介入政治，还有人提出了建立全国性妇女组织的动议。独立战争爆发以后，男性奔赴战场，白人女子不仅要承担家庭事务，而且还要处理从前不得涉足的公共事务。战争结束以后，受战时经验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美国的男子和妇女都开始反思关于女性特性和角色的负面观念，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了较为平等的婚姻关系，父母对子女教养和婚姻的专断程度有所减轻，妇女的教育也开始受到重视。诺顿写道：“在革命前的世界里，没有人曾费力去界定家庭生活：私人领域看来是不重要的，而且妇女也难以逃离她们无法摆脱的命运。在革命后的世界里，家务和家庭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承认，同时妇女也开始能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她的结论是，虽然对妇女来说“美国革命的遗产”是“含混的”，但是革命的平等话语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提供了语汇，共和主义教育也培养了最初的妇女领导人。[77]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也是一场妇女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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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75 克尔伯关注的问题与诺顿比较接近，两人的著作在材料和观点上也构成互补。克尔伯指出，殖民地时期人们普遍相信，公共领域乃是男人的世界，而女性只属于家庭生活；只有到了对英国实行经济抵制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妇女也可以越出私人领域而参与公共决策；独立战争则加速了妇女融入公共政治领域的进程。在革命中出现了如何界定女性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身份的问题，这给妇女改变社会地位造成了契机。于是，女性的角色，特别是妇女作为母亲的角色得以重新界定，相信母亲对于培养共和国有美德的男性公民负有责任。“共和母性”（Republican Motherhood）概念的提出，为妇女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正当性说明：妇女在家庭内也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通过把共和美德传递给儿子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从总体上说，妇女还处在边缘地位。从殖民地到革命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美国人对妇女能否认真对待政治普遍表示怀疑，不少女性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不过，虽然妇女在革命时期没有完全重新界定自己的政治角色，但是“共和母性”概念的出现，则对后来关于妇女与爱国主义的辩论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虽然从革命结束到共和国初期，关于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仍以传统看法为主，但是由于妇女的大力争取，加以得到革命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离婚作为妇女的一种权利开始受到重视。就教育而言，女孩的受教育机会还远不及男孩，但是革命后家庭生活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相信，受过教育的女性对于家庭、子女的教养和丈夫美德的维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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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77 诺顿和克尔伯的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但也遇到了批评。[79]像这种改写革命时期的妇女史而颇具学术深度的著作，此后并不多见。不过，有一个倾向倒是引人注目，就是有的学者把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结合起来，在讨论革命时期的妇女史时，特别重视非白人妇女的经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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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8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42]

1706284383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美国革命史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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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85 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关于革命的内涵和性质长期存在争议。詹姆森于1925年提出，不能将美国革命仅仅看成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也要把它视为一种社会运动，因为革命在美国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变化。[81]虽然他没有使用“社会革命”的概念，但是这种理解美国革命的方式，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则伯纳德·贝林明确反对“社会革命”的提法，宣称“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说，美国革命都不是按社会革命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刻意采取行动去摧毁、甚至去实质性地改变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秩序”。[82]但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又折回到詹姆森命题，认为“革命不是单纯的殖民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造反”，同时也是“一场至为深刻的社会革命”。[83]在“新史学”兴起后，詹姆森命题又给予年轻一代学者很大的启发。不过，这时史家不再纠缠于是否存在社会变动，而是聚焦于发生了多少社会变动、特别有多少变动是沿着社会平等的方向进行的；他们也关注对革命后果的矛盾性的解释。[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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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87 如前文所论，新美国革命史学强调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主角地位，直接牵涉到对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性质的理解。新一代史家既然已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经历视为革命的中心内容，那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美国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观点。这场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且是一场由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所参与和推动的社会变革；他们的革命主动性，他们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他们在革命期间的各种行动，赋予革命以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内涵。于是，以往那种侧重从政治、军事和思想的角度讨论美国革命的方式，就不可能受到这些史家的青睐，而詹姆森命题则再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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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89 在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视野中，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乃是真正的“人民”，而他们在美国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就使之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的革命”。不过，新美国革命史家在论及“人民的革命”时，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他们借用“人民的革命”这个美国革命史学中的“传统”说法，而悄悄赋予它全新的含义。[85]这实际上是对“人民的革命”做出了重新界定。在纳什的《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一书中，这一点得到了至为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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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1 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乃是新美国革命史学的集大成之作。纳什在书中严厉地批评了以往美国革命史学的局限，称其未能充分重视参与独立战争的“各色各样群体的生活和劳动，牺牲和斗争，极度的混乱，以及希望和恐惧”；他呼吁扩展“革命时期美国社会的概念”，考虑从这一社会的“高度多样性和零碎性”中产生的“多种议程表”。他的意思是说，革命时期的美国不是只有白人，更非只有白人男性精英，而是一个多种族、多族裔和两个性别的社会；这些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方式卷入了革命时期的斗争，革命对他们产生了形式和程度不同的影响；一部真正的革命史，应当包括所有这些人的经历。他进而宣称，他自己要讲述的美国革命，乃是真正的“人民的革命”。[86]可以说，他关于“人民的革命”的表述，体现了新美国革命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重新界定“人民”，也重新界定“革命”，由此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民革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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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3 在以往的美国革命史中，“人民”无疑是指参与和支持独立战争的英属殖民地白人男性居民。然而在新美国革命史家看来，这种“人民”的概念存在极大的局限。扬谈到，班克罗夫特在他的《美国史》中也很推崇“人民”，可是他说的“人民”乃是政治领导人的追随者，连技工之类的群体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遑论其他底层和边缘人群。[87]纳什在论及《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的写作目标时说，他要写出“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三百万高度多样化的人民中每一个构成部分”对革命的参与。[88]纳什这里所说的“三百万高度多样化的人民”，具体包括哪些人呢？雷·拉斐尔自告奋勇地替他做了具体说明：他们是“从公民转化而来的士兵”、妇女、“非洲裔美利坚人”、“土著美利坚人”、效忠派、中立分子、城市居民、农场主、律师和商人和奴隶主；他们中既有施害者，也有受害者；有的有真正的信仰，有的则没有。他们大多属于“普通人民”，在许多不同的层面“创造历史”，在革命的每个阶段都扮演关键的角色。[89]可见，这种“人民”除开独立阵营的白人中下层男性，还有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甚至包括激进的效忠派。它不以政治立场划界，实际上涵盖了精英领导人以外北美居民中的每个族裔和每个阶层。较之以往美国革命史中的“人民”，这种“人民”包罗广泛，成分复杂，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精英领导人的追随者，而是具有独立自主的政治意识的革命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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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5 革命参与者范围的扩大，必然引起对革命内涵的新的理解。以往美国史家无论对美国革命作何种界定，都会以争取和维护独立、建立新国家为基本内涵。但是，新美国革命史学所说的“革命”，其内涵和外延都大为扩展，几乎囊括了英属美洲大陆殖民地范围内所有人群争取自身权益的所有活动。无论是支持独立，还是反对独立；无论是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站在英国一边；无论是愿意参战，还是拒绝参战；也无论属于哪个性别和种族；只要他（她）们在革命期间用行动和言词表达了自己的权利诉求，采取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行动，就可以得到“革命者”的称号。于是，美国革命被愈益宽泛地界定为一场成分复杂、目标多样和角色众多的社会运动。在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几位代表人物看来，作为“人民的革命”的美国革命，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普通农场主、技工和劳工领导反对帝国政策的运动，推动殖民地走向独立；以逃跑来争取自由的奴隶发动自己的革命；妇女坚信“两性平等”，坚持保留婚后的财产权利；受到迫害的异教徒追求“宗教活动自由”；军队中有的士兵反对官阶不平等；印第安人坚持和捍卫部落的主权；面临失去土地危险的农场主采取集体行动以保卫自己的财产；坚持出版自己想要出版的东西的出版商，反击压制其出版自由的举措；自命的民主派支持普通人投票、拥有官职和评判其统治者的权利。[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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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7 然则在新美国革命史家看来，这样一种“人民的革命”，其结果却是以背叛“人民”的革命目标而告终的。这些史家不仅强调革命是由“人民所进行的”，而且关注革命在何种程度上是“为了人民的”。可是，他们却颇为失望而愤怒地发现，革命的结果对“人民”是非常不利的。在年轻的学者特里·布顿看来，当以往的史家把美国革命称作“人民”的胜利时，他们所持的是建国者使用过的那种狭隘的“人民”概念，即仅指白人男性；其实，即便是白人男性对于革命的结果也颇感失望：革命中创建的政府不过是为了革命精英的利益，而普通民众的独立则受到了颠覆，新宪法就是这种反革命和反民主的胜利的象征。从革命后期开始，新政府所实行的偏向富人的政策，与此前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压迫”非常相似，所引起的后果也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便想“重新发动革命”，以反对富人的主张及其所造成的艰难局面，要求使财富更加平等。但是，新宪法为“民众的改革”设置了“巨大的障碍”。[91]泰勒的研究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体现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在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缅因边疆地区，普通定居者和大土地投机者之间的斗争时起时歇；革命时期大土地投机者的势力受到抑制，可是到了革命后期，革命的目标遭到了“大人物”的背叛，普通民众重新打出革命的口号，自称“自由之士”或“自由之子”，与边疆大土地投机者进行斗争。[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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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399 既然美国革命最终按照精英设定的目标而结束，“人民”的革命目标并未达到，那么这场“人民的革命”就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具体说来，奴隶制没有废除，黑人尚未获得自由和权利，印第安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退伍老兵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下层劳动者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革命所诉诸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没有涵盖妇女、无财产者、黑人或印第安人，此后用去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最终兑现了革命关于平等的承诺。因此，18世纪的美国革命并未成功，“革命精神的火炬”需要传递给下一代。[93]依据这种论说的逻辑，1794年的“威士忌叛乱”，就是这一“火炬传递”的第一站。这次事件中的反叛者叫做“自由之友”，他们拥护美国革命的原则，其反抗行动在内容和细节上与当年的反英斗争十分相似；而当权者则称“秩序之友”，他们在言行上则基本类似此前的效忠派和英国政府。这种对比表明，对于反抗压迫的底层民众来说，革命确实没有完成，革命的原则仍然是有效的原则。[94]另外，妇女的经历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经过革命，妇女仍然处在政治社会的边缘地带，而此后美国妇女的政治史，不过是一个妇女为自己完成革命的未竟之业的故事。[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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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01 通过对“人民”和“革命”的重新界定，这些史家就等于是彻底改写了美国革命史。他们笔下的革命，涵盖所有反抗既定秩序，特别是反抗精英主导的观念和制度的言行，其内容之广泛，成分之驳杂，差异之鲜明，冲突之激烈，都是前所未见的。至此，美国革命变成了一个奇异的多面体：它既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既是社会革命，也是种族革命；既是普通民众的革命，也是一场“奴隶起义”。一言以蔽之，它是“未处在拥有权力和特权位置的人们眼中的美国革命”，是一场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不一定是白肤色的“无名者”的革命。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理念、梦想和流血牺牲”，美国革命就不会发生，就不会按照人们现在所了解的轨迹运行，就不会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96]显然，这样一种“人民的革命”，是一场淡化甚至消解了“建国之父”痕迹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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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03 而且，这种“人民的革命”也必定是一场激进的革命。不过，这种革命的激进性，与以往美国史家的理解迥然不同。也就是说，新美国革命史学对革命的激进主义也做了重新界定。在美国史学史上，除了“共识”史学外，多数史家都承认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只是对它的激进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贝林指出，美国革命的激进性表现在它“不仅创立了美利坚政治国族（political nation），而且塑造了将在这个政治国族中得到发展的文化的永久特征”。[97]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极大地扩展了詹姆森命题，宣称革命使“美利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明、最民主、最具商业头脑和最现代的人民”。[98]在他看来，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是一种“社会激进主义”，强调平等观念、现代化、内地移民、资本主义和福音派基督教在美国社会转变中的作用。[99]显然，这些史家所说的“激进性”，是对美国革命整体特征的判断，而且是着眼于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变化。然则新美国革命史学所强调的激进性，主要是从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角度来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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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4405 扬曾谈到，研究美国革命的学者通常从两个方面来使用“激进主义”一词：一是指“自由之子社”和塞缪尔·亚当斯等人所持的激进主张，二是指关心“谁来在国内统治”或争取个人自由的不自由者的诉求和活动。[100]他接着提出了自己对激进主义的新理解，认为革命时期存在多种激进主义：有产生于“潘恩的《常识》所体现的希望”的激进主义；有战争年代士兵、海员和奴隶懂得了“摆脱屈从的经验”所带来的激进主义；有八九十年代因“期望未能满足而产生的失意”所引起的激进主义。所有这些激进主义都产生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都对精英群体构成冲击，从而促使他们缔造或稳固了对自己有利的体制。[101]纳什则进一步发展了扬的观点，声称自己使用的“激进主义”一词，是指“倡导整体改变和猛烈转型的主张，这种主张植根于某种对更好未来的理想生活的憧憬，而那些在与大不列颠的争执不断发展过程中对所经历的情况最为不满的人们，正是抱有这样的想象”。他接着说，这种激进主义的内涵包括重新分配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权力；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抛弃“保守的精英思想的根深蒂固的模式”；“拉平社会”以缩小顶端和底层的差距；终止奴隶制和边疆居民为了土地而杀戮印第安人的企图；满足妇女实现公共表达的愿望。而且，这种激进主义与“用民主改造社会”的“多种面目的运动”相联系，只有这种激进主义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102]显然，纳什所说的“激进主义”是一个“复数”，涵盖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各种主张和行动，所针对的是一切社会上层精英，不论这些精英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不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还是革命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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