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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kerman），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著有《宁静的王国》《差不多就是上帝选定的人民》等书，在美国早期史领域以倡导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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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德克萨斯南卫理公会大学教授，著有《革命中的人民》《美国革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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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伍迪·霍尔顿（Woody Holton），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著有《被迫的建国者》和《不服管束的美利坚人与宪法的起源》等书，是近期从平民主义立场研究美国革命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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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迈克尔·麦克唐奈：《战争的政治：革命时期弗吉尼亚的种族、阶级和冲突》（Michael A. McDonnell，The Politics of War: Race，Class，& Conflict in Revolutionary Virginia），查珀希尔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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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鲁·福斯特：《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Drew Gilpin Faust，This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纽约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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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艾尔弗雷德·扬（Alfred Young，1925—2012），美国左翼史家，生前曾执教于北伊利诺伊大学，著有《制鞋匠和茶会：记忆与美国革命》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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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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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早期史领域，伯纳德·贝林独张一军，卓然成家，任何一个要在政治史和人口社会史的研究上有所作为的学者，都不能忽略他的一系列著作。早在80年代初，国内学者在撰文评析美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时，就提及贝林[1]；他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说，于90年代初被迻译为中文[2]；同时还有文章评介以他为主将的“共和修正派”史学。[3]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不仅限于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他在美国早期史领域有多方面的建树，在理论和方法上有独到的思考和尝试，对现代史学的挑战也作出了自己的应答。他的治史经验又一次表明，史家在探索幽暗而神奇的过去世界时，才情、学识、技艺和想象力，四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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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美国早期史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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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22年的贝林，属于二战后复员重新入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代学者。他自1949年起一直执教于哈佛大学，于1981年担任“亚当斯大学讲座教授”这一哈佛最高的教职。与艾伦·内文斯和菲利普·方纳那种“历史著作工场”式的史家相比，贝林不算多产，迄今已出版的著作不过十余种。但他的作品以质取胜，所著《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同时荣膺普利策奖和班克罗夫特奖，《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获得全国图书奖，《渡海西行的人》再获普利策奖。在美国历史学家中，一生获得4项全国大奖者，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亦当寥寥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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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的治学历程，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大体可分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侧重研究早期政治史，特别是美国革命史，其学术声誉即奠基于此；近20年来，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人口社会史，其“大西洋史”工程目前尚在进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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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林开始涉足美国早期史时，他前面已经矗立着许多高峰似的大家。19世纪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弗朗西斯·帕克曼自不待言；在20世纪前半期，查尔斯·安德鲁斯、劳伦斯·吉布森、赫伯特·奥斯古德之于殖民地史，查尔斯·比尔德、老阿瑟·施莱辛格、卡尔·贝克尔、梅里尔·詹森之于美国革命史，塞缪尔·莫里森、佩里·米勒之于思想文化史，都是各领风骚的一时名宿。贝林作为后进，如果不能标新立异，自然就无法走出那些大家所投射的巨大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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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选取的路径，是从政治文化的演变入手，梳理美国早期政治史的脉络，进而构筑一个解释美国革命的新框架。他的工作在三个层次上展开：一、探寻北美政治的渊源；二、描述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的形成；三、阐释革命的思想意识对革命时代思想观念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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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发现，在北美殖民地居民中，极其珍视自由权利、高度警惕专权暴政的心理，堪称根深蒂固。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国当中，唯有英国宪政体制最为完善，英国社会的三大等级，即王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反映到宪政体制当中，就是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抑制了权力这一自由的天敌的膨胀和扩张，为自由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但是，英国掌权的大臣们为了控制权势，采用腐败的方式，力图打破宪政体制内部的平衡，“英国人的自由”于是危在旦夕。那些大臣们还和殖民地官员联手，要将这种“腐败的”计划贯彻到北美，使北美居民沦为失去自由的奴隶。无论是制定《印花税法》还是驻军北美，无论是“波士顿惨案”还是“五项不可容忍的法令”，都被认为是英国那些邪恶的大臣们试图剥夺北美居民自由的证据。殖民地居民感到，不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一个扼杀自由、奴役人民的巨大阴谋正在形成和扩展，这使他们惊恐不安，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叛为“腐败”所吞噬的英国，在北美为自由保留一个“避难所”。这些想法并非为精英人物所独有，而是广泛散布于大众中间的“意识形态”（ideology），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状态。美国革命即为这种精神状态所孕育和催生。此即解释美国革命起因的“阴谋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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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反英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却是由英国的思想资源培育而成的。贝林认为，18世纪的北美居民在文化上还是属于“英格兰的”，他们对于英国政治和政治思想十分敏感。在沃波尔主政时期，英国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他们借助“平衡宪政”的理论，抨击沃氏专权跋扈，破坏宪政，严重危害民众自由。他们指责当局腐败，高扬自由和权利的旗帜。在这群被称作“乡村派”的政论家中，约翰·特兰查特和托马斯·戈登名声最盛。他们上承詹姆斯·哈林顿、阿尔杰农·西德尼的共和主义之余绪，下启风行18—19世纪英美世界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先河。这些反对派的言论，在英国本土并无很大反响，可是他们的论著在北美却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为殖民地人士所接受，成为他们观照英国政治、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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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北美人士从英国吸收的思想资源，在同北美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化，成为自有特色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推动革命运动的兴起，而且深入北美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深刻的思想变动，使人们对民主、自由、权力、代表制、奴隶制、平等、主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产生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态度和信念，并且体现于建国的实践之中，造成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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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贝林提出了关于美国革命的新观点：美国革命不是各社会集团之间为了实现社会或经济结构的变动而进行的斗争，它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变动是革命的后果而非革命本身；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意识、宪法和政治的斗争，它的思想渊源主要不是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这套洛克式的政治哲学，而是英国内战中产生、经过18世纪英国政治反对派继承和发展的“反专权主义”思想；革命的结果是使美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政治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乃是一场十分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4]贝林的论点，在“辉格学派”“帝国学派”“进步主义学派”“一致论学派”诸种解说之外自成一家，是近30年来美国革命研究中影响最盛的一派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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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在构筑他的美国革命解释框架时，借助了既往的史学资源。他和早年的帝国学派一样，注重北美和英国的历史联系。但帝国学派主张“从外部”来考察殖民地，他们写出的是以英国为主角的殖民地史[5]；贝林把目光投向英国的目的，则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出北美历史变动的源流。在他之前，卡罗琳·罗宾斯勾勒了英国政治思想投射到北美的基本轮廓[6]，贝林承认自己从这类研究中获得了灵感。[7]另外，他关于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的观点，可以说是化脱于约翰·亚当斯的看法。[8]在贝林之后，戈登·伍德又将这种思想史的理路运用于对整个革命时期的研究，更进一步描画了革命和建国的政治文化图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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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0年代末开始，贝林的研究重点转向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的形成。这一研究兴趣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贝林的学术路径的断裂。就历史运行的逻辑来说，北美社会的发育成长，乃是美国独立的最深层根源；从贝林个人的治学历程来看，他所注重的那种大西洋两岸政治思维上的联系，归根结底是同文同种的反映。他之构筑“大西洋史”的框架，既是其治学路径的自然趋向，也为他实现学术上的自我超越提供了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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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把整个大西洋世界看作一个历史单位，认为从大西洋的一边向另一边的人口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一个新社会的兴起，乃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不单纯是一个人口史和移民史的问题。为了开拓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贝林使用了“peopling”（人口定居）这一概念。按他的理解，“peopling”的含义是人员充实，有人口移出，也有人口移入，还暗含定居、开辟和使用土地、社会流动和边疆等意义，同时也包括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人群和种族的混合，社会模式、社区和家庭组织的演化，人口特征的形成等方面的内容。借助这个概念，可将传统的移民史、边疆史、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人口史诸多领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构架宏大、内容丰富、视角新颖的研究课题。[10]他把这个课题命名为“英属北美的人口定居”，这样就超越了单纯的移民史而产生了全新的意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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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个课题，贝林已出版两部著作：一是带有总论性质的《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二是一项个案研究，书名是《渡海西行的人：革命前夕美利坚人口定居中的一次人口迁徙》。目前贝林正在致力于进一步的研究，他虽年逾七旬，但精力充沛，相信不久便会有新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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