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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伍德在学术上更趋于成熟，同时也受到了美国史学风气的熏染，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987年，伍德在回应对《缔造》的各种批评意见时，似有知音难遇之憾。他说，自己绝不认为观念乃是行为的“原因”，也反对把观念与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等各种因素并列，以找出在某个特定时刻哪个因素最为重要。他把观念称作人类行为的常量，它不能引起行为，但没有它也就没有行为。那种对于“过重的意识形态路径”的担忧，实际上源自一种误解：似乎讨论观念就是旨在强调观念引起行动。这种把观念和行为的原因联系起来的做法，无助于理解观念的真正意义。伍德用一种格尔兹式的语气指出，观念确实不能引起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念就无足重轻，或与行为完全无关；观念不能作为行为的动机，但却时刻伴随着行为，因为“一切行为都有意识形态”；观念的意义在于赋予行为意义，而人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赋予意义的，正是这些意义构成了人的观念、信念、意识形态和文化。因此，不能认为观念和社会情势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观念并非外在于“实际经验”，观念是人看待、理解、判断和操作经验与生活的方式；观念不仅仅使社会行为更好理解，而且使它成为可能。人类赋予行动意义，但这种意义不是随意赋予的，它是公共意义，受到一个时代文化的习惯、语言的界定和限制。在美国革命时期，诸如“自由的”“专制的”“君主制的”或“共和制的”“民主的”或“贵族制的”这些词的含义，是由当时的“意义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或意识形态创造行为”。[72]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伍德有意借助人类学而不是政治学来改造政治思想史。伍德说这番话时是在1987年，比林恩·亨特所编新文化史的号角之作问世要早两年。[73]这说明他在方法论方面具有某种前沿性和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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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1年，当伍德给自己的新书《美利坚的理念》写导言时，再次表达了向新文化史取法的主张，倡导用“意义阐释”弥补“因果分析”的不足。伍德认为，观念并不是“可以解释变化的驱动力量”，观念并不“引起”人类行为，因此，“因果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方法。但这并不是说观念对行为没有任何作用，相反，“行为离不开观念，也离不开语言。观念和语言给我们的行动以意义，而我们人类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几乎都要赋予意义”。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观念与行动的关系呢？伍德对以前表达过的看法加以提炼，更加简洁而明确地指出：“观念对于我们的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们是我们认知、理解、理性化、判断和操纵自己行动的手段。我们赋予自己行动的意义形成我们社会世界的结构。观念或意义不仅使得社会行为可以理解，而且使之可能。”而且，观念，借以表达观念的词汇，以及赋予行动的意义，都具有公共特性，受到当时文化中的“习惯和规范的语言”的界定和限制；“从这个意义说，文化，也就是我们可用的意义的集合体，就同时限制和制造行为”；人们在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意义时，往往造成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74]照此说来，阐释观念的意义就在于更好地理解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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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林和伍德从政治文化的路径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同时，政治学家运用这一范式研究现实政治，也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贝林和伍德与政治学家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研究的题材和材料不同，更关键的是他们具有强烈的语境主义意识，在采用新路径的同时极力保持和提升其研究成果的历史学品质。而且，他们通过从文本分析转向语境分析，革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的学者强调细读经典文本，力图从字里行间窥得前人思想的微言大义；也有学者主张用现代理论来诠释前人的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当前的观点来阐述和改造前人的思想。这些学者虽然具体方法和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思想文本当作观念的载体，把观念视为抽象的存在物，而没有把思想文本与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没有考虑到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从而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进步主义史家虽然把政治思想视为社会政治和利益博弈的反映，强调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着眼来理解政治观念，但他们抹杀观念的自主性，单向强调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决定作用，不考虑观念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勾连和微妙互动。贝林和伍德吸收了进步主义史学的长处，关注观念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并采用语境主义方式来处理思想文本，这样就有助于把握观念的“原意”。伍德谈到，今人对于18世纪的语汇固然熟悉，但其中许多词的含义却是陌生和独特的；只有从语境着眼，才能准确把握这些看似熟悉的语汇的含义。[75]在评论《缔造》时，确有学者看出了伍德的这种方法论取向，赞扬他不以简单的、直线式的眼光看待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而是着力展现政治辩论的模糊性，以及当时人心理和观念的混乱和不一致性。[76]还有学者称赞道，伍德的分析“既辩证又富于历史内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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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贝林和伍德的语境主义史学，与同样重视语境的“剑桥学派”并不完全一样。概而言之，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剑桥学派似乎更偏向于哲学和语言学[78]，而贝林和伍德则更接近人类学和心理学。“剑桥学派”讨论的是核心理论家和经典文本，在他们的笔下，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霍布斯、洛克乃是主角；贝林和伍德则重视政治行动者的思想观念，更关注观念和行动的复杂关联。另外，“剑桥学派”所强调的语境，主要是思想和知识的语境而非社会语境，侧重从文本与文本的关系来理解思想。这可以说是一种“文本间”或“互文性”的取径。[79]贝林和伍德则不仅重视思想语境，更关注社会语境，力图在两者的结合中考察思想观念的意义。当然，贝林和伍德对语境的把握也不尽相同。贝林偏重文本形成的思想语境，更为关注言说方式、用词习惯、言说对象以及核心语汇的含义；伍德则更重视社会语境，力图通过观念与行动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交汇，来理解观念的意义和影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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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成熟，历史学家笔下的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哲）学家所写的政治思想史，形成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差别：前者沿着语境主义路径讨论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表述，而后者则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来诠释经典文本中的核心观念。政治史研究中的这种“文化转向”，在欧美史学界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哈里·迪金森在其成名作《自由与财产》的前言中明确表示，他不完全赞成刘易斯·纳米尔及其门生的史学理念；他认为，史家既要研究政治思想，也要研究政治和社会现实，才能很好地理解政治行动，因为“政治行为者既行动也思考”。他关注的重点是政治活动家、宣传鼓动分子、政治评论家的观点和论说，力图探究意识形态的辩论是如何既反映又塑造政治现实的。他使用的材料不仅是政治家的演说和文章，也不局限于洛克、休谟、潘恩、伯克等人的政治论文，同时还包括成千上万的政治小册子、带有政治信息的布道词、各种发表政治辩论文字的期刊报纸、作家们的政论文章等。[81]迪金森的这番告白表明，他实际上是以英国政治史的主题和材料，来重演贝林和伍德的研究方式。另一位英国史家J.C.D.克拉克，虽然明确反对贝林和伍德的“共和主义共识论”，但他的研究起点和方式，与贝林和伍德的著述有着直接的关联。[82]美国史家纳什曾考察过东部沿海城市居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不仅触及了贝林和伍德所未论及的底层群体的思想观念，而且揭示了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意识形态的多样性，阐释了社会经济状况和群体性经历及政治意识之间的关联。[83]从表面上看，他的书是在质疑、挑战贝林和伍德的立论，但其问题意识的来源以及研究路径的选择，同样离不开后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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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政治世界毕竟是由行动、事件、制度和观念所构成，那么四者之间，特别是观念同行动、事件、制度究竟是什么关系？意识形态与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社会语境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如何通过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近期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传统的建国精英愈益遭到边缘化，而印第安人、黑人、妇女的经历受到愈益强烈的关注；政治的维度也不再是讨论的焦点，社会和文化引起了研究者更大的兴趣。[84]在这种学术环境中，沿着政治文化的路径究竟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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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解释美国革命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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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是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在一定程度上说，一部美国革命的史学史，能够反映美国整个史学演变的历程。在长期以来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中，出现了两条很不一样，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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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是政治经济研究的路径。最初的研究者大多把美国革命视为一个纯粹的政治事件，重点叙述建国精英的活动，讨论革命的政治成果和政治意义。他们通常把革命的内涵理解为独立和建国，所写出的著作一般是关于殖民地抗击英国的“暴政”、争取独立和自由、进而建立新型共和政体的故事。到20世纪初年，美国史学中出现了第一个专业史学流派，即“进步主义学派”；这些史家改变了关注的重点，把眼光集中在革命时期社会内部的变动上，从经济、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冲突着眼来讨论美国革命的起因及其所造成的变化，力图为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找到一条拨云见日、鞭辟入里的途径。J.富兰克林·詹姆森扩展了进步主义史学的视野，把眼光从经济转向整个社会，关注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化，提出了“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的命题。[85]后来，这种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沿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体现在梅里尔·詹森及其弟子的研究之中。詹森发展和深化了进步主义的冲突主题，通过对革命中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的阐述，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革命作为一场“内部革命”的意义。[86]詹森的弟子梅因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状况与革命的关系，还引入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对革命时期的社会结构做了系统考察。[87]他们的研究力图探明经济地位、职业、居住地点等要素与革命起源和进展之间的关系。另一些学者在思想观念和政治取向上受到平民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熏染，采用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即强调从下而上看待美国革命，关注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革命对他们的意义，并把他们置于与精英对立的格局中，极力把建国精英边缘化。他们大量使用民间史料和非传统史料，侧重从日常经验和社会斗争的层面讨论美国革命。杰西·莱米什、艾尔弗雷德·扬、加里·纳什、伍迪·霍尔顿等是这一方向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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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史的另一条研究路径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意义。诚然，从早期的美国革命史写作开始，对于革命的思想原则及其意义，就有人给予关注；帕林顿、罗西特和路易斯·哈茨等学者，也对美国革命中的思想观念做了较多的讨论。但是，真正把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思想革命对待，是从贝林和伍德开始的。他们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意义。首先，他们把美国革命视为一场思想革命，在以往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讨论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揭示了美国革命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思想的影响。其次，他们就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做了新的探讨，不再简单地把美国革命看成是启蒙思想的产儿，也不再把约翰·洛克当成美国革命的“教父”；他们发现，美国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核心范畴同英国的政治反对派传统有着直接的关联，革命者理解当时的政治世界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辉格派思想。第三，他们对美国革命的性质有新的理解，认为是共和主义赋予美国革命及革命时期的美国以显著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自由主义的解释范式之外，创立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和综论”。[88]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凯利称赞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89]最后，他们开辟了解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关注观念和行为的关系，通过对革命者的思想世界的探讨来理解革命的兴起、过程和后果。这也就是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思想史路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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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曾说过，美国革命的思想史研究路径并不是贝林的首创，埃德蒙·摩根在196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把美国革命看成一场思想运动”。[91]不过，贝林和伍德的作用却是十分突出的，他们不仅以精深的研究成果提升了美国革命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且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方法论，展示了思想史路径的魅力和潜力。同样钟情于思想史路径的波科克也说，就美国革命的解释框架而言，贝林等人在经济利益、自由主义范式之外发展出了共和主义范式；从学术史的角度说，罗西特开始质疑美国革命与洛克的关联，卡罗琳·罗宾斯指出了18世纪反对派思想的意义，而贝林的贡献则在于重新思考了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与特征。[92]伍德则在贝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巨变。当时就有书评作者指出，伍德的《缔造》取材宏富，“让建国之父们自己说话”；体现了注重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学术趋向，把美国革命变成了一场了“思想者的革命”。[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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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美国革命的思想史路径时，人们通常把贝林和伍德并举，而且把贝林视为开拓者，伍德的研究只是贝林路径的延伸。其实，在新的美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形成中，两人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贝林着重探讨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并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在美国革命时期的重要性：“18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革命争端中一方表达的信念和恐惧和另一方一样真诚可信。”[94]在《美国政治的起源》中，贝林讨论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相关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思考，殖民地居民又如何在自己的政治思考中悄然不觉地改造了英国的制度和理念，并最终使之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95]稍后贝林又进一步阐述道，美国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观念，都与英国18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反对派思想有直接关联，其突出特点是：权力是邪恶的，对于自由构成天然的威胁，因此必须按“混合政府”的要求将各种权力分开；腐败将给自由的英国宪政带来毁灭的危险。这些观念在北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分散的、个人的想法整合成群体的、社会的观念和态度，并且在反《印花税法》以后的反英运动中获得了新的连贯性和力量。[96]贝林也曾谈到美国革命的后果，并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做了强调：“美国革命不仅创立了美利坚政治国族（political nation），而且塑造了将在这个政治国族中得到发展的文化的永久特征。”[97]他这里提到的“政治国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分享某些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和政治权利的共同体，它不同于“政治国家”（political state），侧重的不是制度，而是价值、情感和态度。显然，贝林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美国革命，与传统的政治史家具有很不一样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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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关于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的判断，只有在伍德的《缔造》问世后才变成了一个得到实证研究支撑的结论。在《缔造》出版四十多年后，伍德进一步发挥了书中的论旨，申述了美国革命作为思想革命的历史地位。伍德在《美利坚的理念》一书的前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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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心关注革命，是因为我相信它在美国历史上是最为重要的事件，罕有其匹。革命不仅合法地创建了合众国，而且把最远大的志向和最高贵的价值注入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对自由、平等、宪政主义以及普通人幸福的信念，都产生于革命时期。此外，美利坚人乃是特殊的人民，负有引领世界走向自由和民主的特殊使命，这样的观念也出现于革命时期。一句话，革命诞生了我们美利坚人所拥有的一切与国民特征和国家目标相关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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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伍德看来，美国革命所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制度性或物质性的。美国革命推动了美国核心价值的形成，塑造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征。不仅如此，美国革命还为美国人的自我界定和身份认同提供了不会耗竭的资源：“由于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往往是流动和难于捉摸的，因而我们美利坚人不得不反复地回顾革命和建国时期，以便弄懂我们是谁。”[98]到了《美利坚的理念》一书的结尾，伍德再次回到了思想革命的主题，进一步发挥了他在《激进主义》中提到的一个看法[99]：“简而言之，革命使我们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民族”；“现在看来很清楚，革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意识形态运动，涉及观念和价值的根本转变”。伍德觉得美国革命是一种阿伦特式的“开端”，它不仅构成美利坚人国民意识的来源，而且是他们进行国家身份的界定和重新界定的指路明灯，因为“做一个美利坚人，不是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要信奉点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我们关于自己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观念，始于1776年”。作为一场思想革命的美国革命，所取得的最大的思想成就乃是“共和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因为有了它，美国革命才超越了一般的殖民地反叛；也因为有了它，美国革命才创立了一种以追求自由为精髓的“美利坚理念”。最后，伍德甚至用越出史家矩度的抒情笔调写道：“……我们的共和国仍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有影响力的实验，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展示。我们只希望美利坚理念永远不死。”[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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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不难看出，伍德不仅继承和拓展了贝林的论题，而且在学术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许多不同于贝林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伍德对美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与贝林大相径庭。贝林针对进步主义史家，特别是詹姆森的说法，突出强调美国革命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说，美国革命都不是按社会革命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刻意采取行动去摧毁，甚至去实质性地改变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秩序。”革命固然带来了社会的转变，但那只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本身。詹姆森所列举的那些属于社会革命范畴的事件，如没收效忠派的财产，以及一些人经济境况的变化，都不过是表面的变化，其影响仅及于人口的一小部分，并没有改变社会的构成。真正影响社会构成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人的信念和态度领域。[101]可见，贝林为了强调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不惜采用一致论学派的语调，刻意抹去革命的社会内涵。伍德的看法与此不同。他明确指出：“革命不是单纯的殖民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造反。它意味着一场至为深刻的社会革命。……转而崇奉独立和共和主义的所有美国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推动而期待或希望对美国社会进行至少是一定程度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期望的确是很高的。”[102]而且，在伍德看来，“信念和态度的领域”也并不是孤立自足的，它与社会领域发生交叉混合：观念的变化与社会构成的变化密切相关，观念的变化赋予社会变化某种特征。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缔造》不仅挑战了进步主义和新辉格派关于美国革命的解释，而且给贝林和摩根（关于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著作增添了新的维度；由于伍德强调意识形态背后的社会关系，因而其路径更接近新进步主义学派，而不是一致论学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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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史名家艾尔弗雷德·扬在评述美国革命史学时，特意谈到了贝林和伍德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贝林片面强调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维度，拒绝承认革命具有社会起因和社会动机，对寻找这些因素的史学家加以驳斥，对不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美国革命的学者也做了公开或隐晦的指责；可见，他试图将美国革命从“通用的革命范畴”中拖出来。伍德对贝林的路径既有发展，也有挑战。伍德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同时也强调要对美国革命进行新的社会经济的解释。他认为革命时期的狂暴言辞只能产生于“极其严重的社会紧张”之中。他还注意到，1776年以后，革命扩展为美国人中间争夺独立果实的斗争，成为一个多层叠加的复杂事件。在1776—1787年间，美国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且从言辞的碰撞中可以看到深层的社会冲突；对于革命派来说，如何控制住这些冲突乃是一个“核心问题”。宪法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个“贵族式的文件”，旨在抑制革命的过度民主倾向。[104]扬所指出的伍德同贝林的差别确实是存在的，只是说法有些夸张的意味，并且把伍德写作《缔造》时的想法和他后来的学术取向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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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林、伍德以及其他一些从意识形态着眼解释美国革命的学者，有时也被称作“贝林学派”。他们一直受到詹森及其弟子的质疑和挑战。“詹森学派”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的作用，只是更看重收入来源、职业认同、地理位置和实际经济问题对于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在纪念美国革命200周年的几次学术会议上，两派的交锋和辩论趋于激化。[105]伍德在1987年回应对于《缔造》的批评时，特意选取梅因作为靶子，也有两派交锋的背景。虽然“贝林学派”和“詹森学派”的争论涉及理念、路径、材料和方法等各方面的分歧，但在外人看来，这两种研究路径其实各有侧重，对于理解美国革命及其意义有着显而易见的互补性。而且，正是两派的争论推动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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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同样是从意识形态的维度看待美国革命的学者当中，也有人质疑贝林和伍德的解释。他们提出的头一个问题是，革命时期是否存在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罗伯特·谢尔霍普在1982年谈到，过去十年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革命前夕的北美思想并不是以一种单一的、铁板一块的政治意识形态为特征的。[106]约翰·夏伊在1985年也曾表示，他不相信在革命时期有一种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单一而统一的文化。[107]克拉克在《自由的语言》中力图论证，在革命中发挥动员和引爆作用的观念来自多样化的教派话语；法律和宗教是革命的中心议题，两者通过宗教而结合在一起，自由的语言即来自这两个彼此联系的领域；因之美国革命没有统一的思想渊源，共和主义并不是美国革命的思想旗帜；“在英国的北大西洋属地中，‘漫长的’18世纪的政治话语是多元的，并不是清一色的‘共和’，这种多元性在此主要追溯到那些属地的教派多样性”。[108]也就是说，贝林和伍德等人的研究夸大了北美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用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甚至抹杀了其他并存或共生的意识形态。乔伊斯·阿普尔比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质疑贝林和伍德的研究。她觉得在考察革命的心态时必须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使信念可信？是什么触发了反应？是什么说服了殖民地人去相信他们关于事态的解释是真实的？革命者的行动来自一种革命的意识，一种特定的心态，它使人放弃常规的行为准则，而把非常之举视为正常。但共和派传统本身并不具备产生这种反应的力量。因此，必须考虑究竟是什么社会境况使很大一部分殖民地人觉得，他们对确切恐惧的反应是正当而合法的。[109]弗里斯特·麦克唐纳则对意识形态学派提出了更全面的批评，指责他们未能区分各色各样的美利坚人所信奉的各种不同的共和主义，也不明白这些共和主义在总体上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规范的差异；片面注重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完全没有考虑苏格兰思想家的影响，而且在贬低洛克的影响时又忽略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的影响，也不太重视法律和合法制度的作用；很少提及通常所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实际”，也淡化了华盛顿、罗伯特·莫里斯这样的实干家的作用；虽然指出了共和美德与奢侈（邪恶）之间的紧张，但没有充分讨论“社群共识”和“占有性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110]此外，还有一些史家力图打破“共和综论”，还原被贝林和伍德所边缘化的洛克的地位，从新的角度论证洛克对美国革命的影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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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识形态学派的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新近出版的一本讨论革命时期公民权的著作中，这位年轻的作者又把意识形态学派抬出来作为立论的靶子。他认为这些史家贬低了围绕“国家工具”的斗争的决定性意义；而且，他们经常采用一些很大的比喻（如“contagions of liberty”之类）来表述独立后革命的影响，但这些比喻在揭示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遮蔽了不少；它把革命“拟人化”，而忽略了革命中各色各样的行动者。[112]不过，这类批评从反面表明，意识形态学派研究美国革命的路径和方法，至今仍能给学术灵感带来某种刺激。不论是追随者还是挑战者，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意识形态范式的启发。[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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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五、治史的理念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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