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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史论著在数量上可能超过其他单一的国别史。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一，198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关于世界史研究的概述，仅有美国史作为一个国别史门类单独列出（偶尔也有其他国别史栏目出现，但只有美国史为常规栏目）。二，在1989—2000年间，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共发表世界史论文180篇，其中美国史28篇（美国外交史19篇未计入），英国史27篇（关于英国外交史的论文不多），法国史16篇，德国史5篇，俄国史（含苏联史）2篇，日本史9篇（见表一）。三，《世界历史》在1989—200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美国史79篇（不包括美国外交史论文35篇），英国史49篇，法国史33篇，德国史22篇，俄国史（含苏联史）36篇，日本史45篇（见表二）。美国史论文数量较多的原因不外三点：一是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家，其历史自然受到相应的重视；二是国内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人员较多，提供的稿源比较充足；三是与美国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获得资料和信息的渠道比较畅通。当然，以上所做的仅仅是量的比较，不能说明学术质量方面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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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89—2000年《历史研究》所刊登的国别史论文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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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989—2000年《世界历史》所刊登的国别史论文统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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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论著数量的分布可以看出（见表三），研究领域[12]有所扩大，特别是此前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等领域，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论著，其中不少具有一定的学术质量。在移民史、黑人史、印第安人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研究视角和深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便是在传统的政治史课题上，也有某些新的进展。但是，论著数量在各个领域的分布很不均衡，政治史，特别是关于一些传统课题的论文数目庞大，占总数的34％；而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相对薄弱，三个领域的论文相加也只占总数的22％。除了数量的差别外，在各个领域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各种论著的学术价值，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按照时段划分，在所收集到的976篇论文中，早期史131篇，占13％；19世纪史190篇，占20％；20世纪史322篇，占33％；其余为综合性论文，占34％。可见，20世纪美国史是研究的热点，这显然和研究者出于现实关怀而奉行“厚今薄古”原则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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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989—2000年国内学术刊物和大学学报刊登的美国史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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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根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统计，数据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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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计入的全部为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问题的学术论文，不包括其他类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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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选题和论点来看，研究者的观念和思想取向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9年以前，曾经有几次反响强烈的争论，如关于林肯是否废奴主义者的讨论，关于罗斯福“新政”若干问题的论辩。这类争论的意义，只有考虑到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思想氛围以及学术条件，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最近十余年，在美国史领域很少发生引人注目的学术讨论。由于课题的多样性和分散性，从事同一问题研究的学者甚少，因而缺乏展开争鸣的基点和机会；同时，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在学术上更具包容性，大多不愿轻易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发难。虽然美国史选题比其他国别史在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更具有敏感性，不免使解释带有较强的政治化倾向，但就一般情况而言，配合暂时政策需要的选题越来越少，而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为参照的论著增多，出于纯粹学术追求的选题也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在具体论说中，强势政治话语的出现频率趋于下降，人们在使用习惯性的概念术语时也显得更加慎重。年轻一代学者更注重学术的纯粹性，他们当中有人呼吁：“在美国史研究中，要尽量减少非学术性因素（如中美政治关系、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等）的干扰；应严格区分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学术研究与对策报告的不同。学术研究无禁区，应允许自由讨论学术问题。”[13]虽然这种愿望有时和现实发生冲突，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可以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在学术上走向成熟的一个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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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美国史领域的学术批评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学术批评，包括书评、评论和学术随笔等多种形式。这些文章就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学风问题，及时加以总结、评点和警示，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目前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非学识与勇气兼备者难以为之，故书评界普遍存在的是所谓“栽花现象”。惟其如此，真正的史学评论才显得难能可贵。在这十余年中，杨玉圣、黄安年、任东来和周祥森等人发表了较多的评论文字，他们的文章激活了国内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气氛，使更多的人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风问题的重要性。与外国史的其他领域相比，这可以说是美国史研究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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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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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成果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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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史论著为数甚多，加以选题相当分散，故细致而具体地介绍各项研究成果，乃是单篇文章所无法完成的任务。本文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对部分论著做一个粗略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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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一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点，成果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个领域。最近十余年间问世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近10种，涉及美国史上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思想和重大政治事件。从选题、思路、资料和方法来看，这些论著大多属于传统政治史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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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国内学者对于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仍然受到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阶级定性分析乃是一种常用的手法，政治化的批评覆盖甚至取代了学理性的探讨。在最近几年出版的论著中，这种倾向趋于弱化；即便一些曾经对美国制度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人，立论也变得较为温和。张定河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14]，是继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15]之后一部比较系统的美国政治制度史专著。作者没有采用简单的政治批判取向，也力图超越脱离具体历史时空条件而作意识形态评判的做法，对美国的宪法、分权制度、国会制度、总统制、司法制度、两党制度和公民权利等问题的渊源、特点和运作方式进行了探讨。作者固然提到了美国制度的阶级属性和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本质，但在具体论述中仍考虑到了美国社会利益多样化和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响。张友伦、肖军和张聪合著的《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16]，从美国民主制的形成和演进着眼，着重考察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和华人等弱势群体在美国政治演进中的处境和地位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民主制的挑战。该书的主要作者张友伦在一篇文章中强调，美国民主乃是美国人民的选择，应当得到尊重；但它存在缺点，只可借鉴，不可照搬，更不能作为一种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准绳。[17]这种持论显得比较冷静和公允。同样的态度也反映在对美国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理解方面。何顺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的“立国精神”不限于《独立宣言》所表述的精神，而应包括美国整个建国过程中赖以立国的各项主要原则以及贯穿于这些原则中的哲学思想；虽然美国未能在立国时有效地实行这些原则，但不等于这种原则或理想本身无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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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美国政治史的旅美学者，在思想观念上束缚较少，也很少受国内政治的感染，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和演进、美国政治运作的方式以及所涉及的具体情势，有着不同于国内学者的领会和把握。在他们的论著中看不到国内惯常使用的概念术语和分析范畴，这反映了他们在学术训练、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方面的特点。洪朝辉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宅地法》的立法进程为个案，考察了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政治的运作及其特征，着重指出，政治是一种斗争，更是一种妥协，判断美国议会政治是否健全与正常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利益集团的意志能否充分、自由地在议会中表达，以及各方利益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约和平衡”。[19]当国内学者尚在为“斗争”和“妥协”孰是孰非而争辩时，这种见解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无疑导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在10年后出版的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20]一书中，对美国政治的理解有了新的进展。作者采用多元互动的利益观代替二元对立的利益观，从不同利益群体的谈判与妥协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宪法原则的形成、适用、重新界定和自我更新，有力地说明了美国宪法何以成为一部有生命力的“活着的宪法”。就学术理念、叙事方式、史实梳理和具体解释而言，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当前国内最新的一部美国宪法史。满运龙侧重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个案研究，他的《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一文，借助丰富的档案文献，细致入微地论述了马萨诸塞殖民地政治的演进以及所涉及的复杂情势和人际关系，概括了马萨诸塞政治制度在形成中的阶段性特征。[21]这种研究视角、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和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形成强烈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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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研究时有很大的难度。研究者必须对美国宗教和政治均有深入的了解，同时又能把握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才能做出恰当的解释。学者们比较关注早期史上的清教与新英格兰政治、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原则的确立等问题。毕健康的《清教对殖民地初期马萨诸塞政治的影响》[22]、刘鸿举的《略论美国独立革命中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实现》[23]等论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董爱国的《清教主义与美国民主》[24]一文，否认清教主义和美国民主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但在对清教及清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以及对资料的占有和解读方面，似乎不及此前的某些论文。董小川在《美国政教分离的历史思考》[25]一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迹象表明，“美国似乎在从政治宗教走向宗教政治；不是要使宗教政治化，而是要使政治宗教化”。[26]这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可能引起争议的见解，不过，由于国内从事这类课题研究的人不多，目前尚无人对他的论点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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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美国政治制度时，通常将美国政府的特点表述为“三权分立”，而且对分权体制的意义和功能颇有疑问和误解。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对各个权力部门的演进史进行专门研究。蒋劲松于1992年出版的《美国国会史》[27]，在这方面具有真正的“填补空白”的意义。这部40万言的著作，对美国国会制度的起源和演进、国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国会内部制度和机构的形成演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评述，对于了解国会制度的运作方式和功能，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如果能够循此写出诸如《美国总统职位史》《美国最高法院史》和《美国政党史》一类的作品，与之形成系列，一定能极大地深化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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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单一的政治事件而言，“新政”无疑是一个学术兴趣持续最久的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陆续有论著发表，而且还出现过一场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大讨论。[28]1989年以后出版了两种对以往研究加以总结的著作：一种是刘绪贻主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另一种是胡国成的《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这两部著作均以“新政”为核心内容，而视角、侧重点和论述方式则各有不同。前一书着眼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借鉴列宁有关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注重发掘“新政”在美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在该书作者看来，“新政”最突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将二战后的美国资本主义命名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9]胡国成的著作侧重讨论美国经济制度的演变，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视罗斯福“新政”为美国现代经济制度形成的标志。他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该看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常规形态，而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类型”。[30]按照这种观点推演，“新政”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推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常规形态的过渡。在这两部著作出版后，虽然关于“新政”的论文仍不时见诸报刊，但有学术影响者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