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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60 在美国相对短暂的历史中，经济的迅速崛起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在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经济建设以后，美国经济史很自然地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张友伦指出：“1978年以后，首先引起我国学者关注的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希望从中探寻有益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35]1989年以来，这种关注依然没有改变，只是论著的数量和美国经济史的重要性仍不成正比，在选题、资料和观点上也未取得重大的突破。徐玮的论文《略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因和后果作了评析。[36]胡国成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原因，认为大危机持续10年的关键在于缺乏国家干预。[37]黄安年的文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收入作者的37篇文章，其中大多数为评述美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政府改革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文章，而研究具体经济史问题的论文为数不多。[38]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原因，而不是历史上的经济现象本身；在研究视角上更多是对经济现象加以政治史的诠释，和纯粹的经济史有明显的差别，与美国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更有霄壤之异。这种研究取向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注，他们选题的参照主要不是课题在美国经济史上的重要性，而是它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相比之下，何顺果的《美国“棉花王国”史——南部社会经济结构探索》[39]较具经济史的特征。该书从区域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角度，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核心，探讨南部社会经济的变动，并就南部的财富占有状况、棉花生产中的劳动力供应、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效益及历史作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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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62 从表面上看，对美国现代化的研究似乎是1989年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气象，其实这种“新”仅是相对的，有些论著实际上是应用现代化的理论或框架来处理传统的问题和资料。同是研究美国现代化的论著，在视角上往往有明显的差别，有的侧重经济史，有的侧重政治史，有的则是一种综合研究。视角的不同与研究者对现代化的定义不同有关。李庆余、周桂银等著《美国现代化道路》和洪朝辉的《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在视角、内容和立论上各有千秋。李庆余等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借助最新的技术与生产形式创造财富，并通过日益合理的体制分配财富的过程”，“财富、权力和价值构成现代化过程中的三个主体对象”。故该书的主体就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这一中心，重点阐述财富、权力、价值及其体制的演变”。[40]该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从美国的传统与国情、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社会反响、社会政治改革和权力运作、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外交等各个层面，探讨美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特点，在时段上自建国前后一直延伸到克林顿当政时期。全书的叙述和评论相对客观中性，第六、七两章比较精彩。洪朝辉的书用了“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这样一个容易引起读者误解的主标题，而实际上，作者认为“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社会革命，工业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41]作者从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和政治变迁等不同的侧面，阐发了自己对美国现代化历程的理解。这本25万字的书征引了大量史料及美国学者的论著，其视角之新奇，论点之犀利，更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对国内长期流行的历史解释框架和概念体系提出挑战，对现代化作了不同于社会形态理论的界定，强调要用价值中立的立场来看待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政治制度，视之为经济发展的工具，不应对它们作价值上的好坏之分，而应注重其效能的强弱。[42]虽然书中的一些论点可以见之于美国的各种论著中，但经作者吸收和梳理，用一种明确而有力的语言集中表述出来，在20世纪90年中期，仍可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但不知何故，该书并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充分注意，许多本来可能引发争议的论点，也未激起应有的反响。张少华的《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从现代化和发展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分歧和斗争，一反过去那种扬杰抑汉的倾向，不仅高度评价了汉密尔顿对美国早期工业化的贡献，而且认为，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所提出的建国方略，都对美国的早期发展和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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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64 如果说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研究多少带有宏观性和印象式的特点，而美国城市史研究则已深入到了相当具体细微的层次。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主要是王旭、黄柯可等学者及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群体多年努力的结果。王旭的《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一书，对美国西海岸大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西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和经验，分析了中心城市在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书中关于西部开发与西海岸城市兴起的部分最可称道，探讨西海岸大城市崛起为与东海岸大城市并驾齐驱的经济中心的原因和影响的章节，亦颇有分量和特色。[44]王旭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城市史》，以体系完整、线索清楚和叙述流畅而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关于“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区分及相关的描述，有助于澄清国内有关研究中的概念含混问题；而对于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化的经济意义、社会后果和政治反响的分析，则凸显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45]另外，王旭还对美国中西部和中国东北部工业城市的发展周期和衰落现象进行了对比研究，为中国东北工业城市的改造提供了一种思路。[46]何顺果有文章分析了西部城市起源的特点，将西部新兴城市分为“作为‘投机企业的市镇’”“采矿城镇”“牛镇”和“铁路城镇”4种类型，认为中小城镇在西部的“都市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47]黄柯可也指出，美国城市化的特色在于，工矿业和铁路建设加速了城市化进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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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66 与城市史密切关联的人口流动问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黄柯可著文探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外来移民进入城市对城市化的影响，指出，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吸引农村人口和移民的主要因素，而且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最初往往局限在本地区，后来逐渐出现了跨地区流动的特点；这种人口流动改变了以往美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49]她在另一篇文章中，还对美国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特点进行了分析。[50]梁茂信则对二战以来美国人口流动的特点和影响作了概括性很强的评说，认为，“战后美国人口迁移保持着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由乡村到城市、由市区到郊区、由腹地向水域附近的趋势，呈现出多层面、多方位、纵横交错的壮观场面”；这种人口流动造成经济中心的大转移和政治区域中心的重大变化，对城市结构也带来了影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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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68 在中国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后，关于“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的各种议论时有所闻，美国西部史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何顺果在1992年出版的《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一书于2000年重印，这对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来说，是一种难得一遇的机缘。该书从“西进运动”及相关问题、西部开发进程及原因、西部与美国区域关系、西部社会的变迁等方面考察了西部开发的历史，提出所谓西部开发模式即“按照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开发和利用其土地”所建立的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52]在该书的新版中，作者进一步将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概括为“自由土地开发模式”，并总结了这一模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和“投机性”的特点。[53]黄仁伟的博士论文《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于1993年出版，乃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西部土地问题的专著。这本篇幅不大的书征引的文献相当丰富，对西部土地关系的演变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影响作了系统的分析，用具体史实阐释了列宁提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的内涵和意义。[54]该书印数不多，流传范围有限，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此外还有许多研究西部史的具体问题的论文[55]，前文列举的一些关于美国西部城市化的论文，也可纳入西部史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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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70 真正意义上美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一直是中国的美国史学中的一个薄弱点。在1989年以前，这方面的论著屈指可数。此后虽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突破，但毕竟有几种著作相继问世。黄兆群的《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美国的民族与民族文化》，运用作者此前提出的美利坚民族“一元多体”特征的论点，对美国各种族和族裔群体（“民族”）的经历、处境和文化特征进行了介绍，并对美利坚民族的概念、形成过程和特征作出了评论。该书虽然引用的文献比较有限，但乃是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评述美国社会演进的第一部著作。[56]王锦瑭根据其授课讲义编撰的《美国社会文化》一书，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国文化史教程。该书首先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整体特征进行了评述，然后分章介绍美国的“软文化”。众所周知，文化史研究通常会为文化的定义所困扰，而且文化包罗甚广，内容的取舍和安排也至为繁难。本书作者显然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是所谓“WASP”文化，强调要用阶级分析法来评判美国文化中的“好”和“坏”的成分，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取向。[57]庄锡昌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化》介绍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如宗教、教育、电影、文学、音乐等，并涉及禁酒、女权等社会运动。[58]评述20世纪60年“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论文有若干篇，但学术特点比较鲜明、研究具有相当深度的文章，当首推赵梅的《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作者综合运用文献和口述史料，对导致“反主流文化运动”兴起的各种因素及其复杂性给予了中肯的分析。[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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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72 董小川在他的《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一书中，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一个富于新意而极为复杂的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差异甚大，在起源、形态、核心观念和社会功能等各方面都有霄壤之别，如何建立一个比较的基点和适当的解释框架，其难度自不待言；而且，中国儒家文化以其源远流长、体系博大和典籍浩繁而不易把握，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则因艰深繁复、支派众多和流变不居而难以解读，要在充分理解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做出对比，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丰富的学识。作者主要借助于中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传统、宗教、伦理和政治等方面比较了两种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并对两种文化的危机和未来走向进行了评说，提出了不少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论点，如“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体用结合、包罗万象，它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如“儒家文化是把对传统的解释权留给祖宗，美国基督新教是把对传统的一切解释权留给了自己”；等等。[60]书中的许多评论可能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中引起不同的反应，但它作为第一部从整体上比较中美（主流）文化的专著，其难能可贵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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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74 以上列举的几部关于美国社会文化史的著作，基本上没有涉及美国文化的多元性问题；而在美国学者中间，多元文化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大政治和学术议题。国内学者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但当时人们对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差别并不十分清楚，在评论中不免发生概念错乱。[61]此后，一些论著偶尔提及多元文化问题，但系统论述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内涵和影响的文章，则仅有王希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文章指出，不同领域所涉及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内涵上有所差异，作为“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正面影响，但同时也存在严重局限，不具备挑战现行世界权力体制的理论和政治基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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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76 美国史学界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弱势文化群体进行研究，在黑人史、土著美国人史和其他族裔的历史文化等领域创获甚丰。国内学界对黑人史、印第安人史和华人华侨史的研究，也有论著陆续问世。在1989年以前，黑人史研究的重点是奴隶制和黑人运动，在印第安人史方面则着重叙说其不幸的历史遭遇；此后发表的论著，在选题、立意、资料和解释各方面，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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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78 高春常和吴金平在南开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均以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同时在纽约和北京出版，两书的主题都属于黑人史领域。高春常的《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是一部以思辨性和理论性为特色的著作。该书追溯了美国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的起源，对重建中的种族关系、权力冲突和观念交锋作了深入的剖析，突出强调了“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艰巨性，认为“道德改造方案”（“软性方案”）较之“实力威慑方案”（“硬性方案”）有明显的优势，其实施可以消除黑、白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的问题，达到“种族和解”“携手并进”的境界。[63]吴金平的《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评述了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内战、重建及其他相关事件中的作用，称其为“美国黑人的杰出领袖”和“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将其思想的精髓归纳为“黑人解放的合法主义改革战略思想”，并认为它是“美国黑人解放事业”迄今为止的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64]这和过去那种强调以革命和斗争手段解决“黑人问题”的观点大相径庭，反映了学术界在“黑人解放运动”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张聚国研究杜波伊斯的论文，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取向。他着重论述了杜波伊斯一生中在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策略上的变化，并对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伊斯在思想和策略上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人在“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上相互补充，缺一不可。[65]时春荣在一篇文章中评析了二战后美国黑人文化复兴的原因、成绩及其社会影响，认为这种文化复兴意味着“黑人开始逐渐融入美利坚民族之中”，“推动了黑人的解放事业”。[66]姬虹撰文考察了最近40年来黑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分析了黑人参政的情况，认为，“黑人的政治地位已明显改善，但做到真正当家做主还相差很远”。[67]1992年发生在洛杉矶的种族骚乱，也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注意，有文章对其历史根源进行了探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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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80 其他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历史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选题。有些学者探讨了美国犹太人的同化进程及其民族凝聚力的盛衰[69]，一些学者发表了探讨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文化关系等问题的论著[70]，还有若干关于美国华人历史的论文和专著。[71]另外，美国政府针对少数族裔和妇女而实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专题论文已有数篇。[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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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82 自1979年以来，美国的移民和移民政策就一直受到重视，最近十余年中更是出版了几种有影响的专著。邓蜀生的《美国与移民——历史·现实·未来》[73]，对移民与美国社会变迁、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某些少数族裔的历史命运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是一部系统的美国移民政策史，考察了从殖民地时期至1990年这一时段的移民政策演变轨迹，着重论述了自由移民政策、移民归化与公民资格授予政策、移民限额制度等重要政策的来龙去脉，旁及排外主义、难民政策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对于移民政策演变的整体趋向及制约因素有深入的分析，对各项具体措施的出台经过和社会反响也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74]戴超武在《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一书中，以美国移民政策的整体演进为背景，探讨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美国对亚洲移民政策的演变，认为：对亚洲移民政策的变化取决于美国社会经济和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也取决于其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其最终目的乃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75]这种研究不同于以往关于移民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议论，进入了具体而微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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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84 在以往较少受到注意的妇女史、军事史和教育史等领域，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在美国妇女史方面，留美学人王政的《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76]，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对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由来、历程、得失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另一位旅美学人令湖萍的《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77]，叙述了华裔妇女在美国的经历。胡玉坤的《妇女地位、女性意识、妇女观：关于妇女与美国独立前后社会变迁的探讨》[78]和周祥森的《美国妇女就业发展与妇女地位变迁》[79]等文章，也各有特点。陈海宏的《美国军事史纲》[80]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81]，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军事史著作。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可以举出滕大春的《美国教育史》[82]、王英杰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83]等书籍。从事教育史研究的通常是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历史学者的著述比较少见，张聚国的《美国师范教育体制的历史演变》[84]，乃是出自史学专业研究者手笔的凤毛麟角之作。侯文蕙在美国环境思想史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她的《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发展》[85]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保护主义》[86]等论著，拓宽了美国史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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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86 在这个时期，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各种西方史学史著述均对美国史学有所涉及[87]，有关专业刊物不时发表评述美国史学动态的文章[88]，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也不在少数。李世洞撰文评述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史学，以1700年为界，将这个时期的史学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89]杨生茂的近作《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与他以往的史学史论文有明显的不同：在学术功力愈益深厚的同时，评判心态也更趋平和。该文以美国史学的流变为背景，通过对班克罗夫特和其他史学家的对比，对这位19世纪美国史学中最重要人物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精辟看法，其学术意义和思想价值超出了一般的史学史论文。[90]王寅的《霍夫施塔特与美国改革史观》，将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改革史观”称作“多元史观”。[91]满运龙的一篇文章评介了美国当代史学的新进展，他参照美国史学界的提法，把伯纳德·贝林、约翰·波科克、戈登·伍德等史学家归入“共和修正派”，从美国思想史学的演进着眼，对这些学者的学术贡献加以充分肯定，并对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进行了深入评析；他还预言，共和修正派史学和新社会史学的交互促进，将促成美国史学的又一次大发展。[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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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88 在美国历史人物的研究方面，除许多论文以外，更有若干种篇幅可观的传记。刘祚昌的《杰斐逊传》是一部受到广泛称誉的著作，其特点是研究透彻、叙事生动和富于学术个性。该书主要论述了杰斐逊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内涵，对杰斐逊在美国建国时期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将其思想和孔子的某些观点进行对比，认为其民主思想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和“非资本主义”的倾向。[93]余志森的《华盛顿评传》[94]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传记，曾多次重印。邓蜀生的《罗斯福》一书以叙事流畅、富于文采见称，1985年面世后受到不少读者欢迎；199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修订版。另外还有几种研究性或通俗性的人物传记，它们所面对的读者群并不一样，在学术质量和写作水平方面也参差不齐。[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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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90 1989年以来，美国通史的编纂同样有前所未有的收获。此前，通史类著作仅有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美国早期发展史》《美国史纲（1492—1823）》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在最近十余年中，通史性的著作不断问世。单本的美国史教科书有杨生茂和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96]、余志森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97]、顾学稼等的《美国史纲要》[98]等数种。黄安年的《美国的崛起》[99]和《二十世纪美国史》[100]两书，合起来也是一部完整的美国通史。由杨生茂和刘绪贻主编、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美国通史丛书”，则是国内美国史学界集体协作编纂的一套研究性多卷本通史。按照主编者最初的设想，“丛书共6册，每册可自成一书，但又相互联系，6册成为一个整体”。目前丛书中的4册已正式出版，其余2册也已交稿，可望于近期出版。[101]不过，上面列举的几种单卷本美国史教科书大多编写于20世纪80年代，其体系、框架、知识和解释均受到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和研究状况的制约，局限和不足日益明显。从美国史教学和知识传播的角度看，根据国内外最近研究进展来编写一部或几部新的美国通史教科书，乃是一项十分急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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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92 这期间还出版了若干部美国史学者的个人文集，其中收录的文章不少曾经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邓蜀生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102]、黄安年的《美国社会经济史论》、杨玉圣的《美国历史散论》[103]、罗荣渠的《美洲史论》[104]、张友伦的《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阶级》[105]、杨玉圣的《学术批评丛稿》等，都是作者多年治学心血的结晶。杨玉圣、胡玉坤所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与美国史有关的论文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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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797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67]

1706285798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思考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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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800 通过检视最近十余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状况，可以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研究者大多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通过对美国历史的探讨，帮助国人了解美国，力求对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决策乃至外交活动有所助益，从而体现其研究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研究取向和国内长期以来对史学（也包括其他学科）的功能定位，是完全一致的。“学以致用”，为现实服务，一直是指导学术走向的一个基本原则。杨生茂指出，历史研究具有“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的功能，因此，研究外国史的目的在于“外为中用”。[106]华庆昭也说，美国历史不长，而国内研究的人很多，“原因大概还是在于我们研究历史主要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107]于是，各个研究者根据本人对于“社会需要”的理解，力图使自己的论著有一定的用途。另一方面，各种研究基金的课题指南、有关学术刊物和出版部门，也通过其对现实需要的界定，对研究选题发挥某种导向作用。如1992年国家教委的国际问题研究专项课题中，就有“美国历史上的人权问题”“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这样的课题，这和当时中美外交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教育部2001年的“十五”规划指南中，将“二战后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列入重点课题，也反映了对美国文化外交和世界文化多元化问题的关注。不过，相对而言，研究者个人的自觉意愿更能反映其现实关怀。多数研究者在确定选题时，并不单纯是为了申请某种研究基金，也不是为了投合出版部门的脾胃，而主要是一种个人的自主选择。这种现实关怀的影响，在选题偏好、解释（评价）框架、史料取舍、言说立场和写作方式各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这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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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802 近十余年国内学者关注的许多课题，都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明显的联系。就政治史研究而言，多数研究者希望通过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探讨，或揭示美国民主中可以借鉴的经验，或揭露美国民主的弊端和虚伪性。许多论者并不掩饰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位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写道：“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主意义，又经过无数次调整与变革，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国家管理体制，其中许多构成要素与变革经验，对我们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108]这是一个抱着正面意图进行研究的例子。有不少论著对美国历史上在民主和人权等方面的弊端进行了揭露，以配合中国和美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斗争。1991年有一篇文章提到，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们轮流执政比一党执政更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两党制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提供一个“安全阀”，同时又可排斥进步党和一切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权。[109]另有文章借水门事件来揭露美国民主制的虚伪性。[110]《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一书征引了大量历史文献和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美国的人权观念和实际权利状况的历史演变作了细致的剖析，批判和揭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弊病，认为“美国人权政治的历史是维护资产者特权的历史，也是美国普通人民、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妇女被剥夺权利的凄楚的历史，也是他们和同情支持他们的仁人志士一起，前赴后继进行斗争并夺得部分他们应享有权利的历史”。[111]显而易见，只有置于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和中美政治关系的背景下，上述立论方式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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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804 研究其他问题的学者，也同样以现实需要来观照自己课题的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许多研究者在说明其课题的现实功用时常用的一句成语。有一位研究美国城市史的学者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新的研究成果来“适应城市化研究和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112]一位评介美国企业文化的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对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东西，我们必须批判，不能盲目引进，但对那些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过程中科学的经验和方法，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我们就可以大胆借鉴和利用，以利于我国企业文化建设。”[113]《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一书的作者强调，研究美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对于正在深入进行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我国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具有参考价值”；在书的结束语中，他还提出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时所要注意的十个原则问题。[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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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806 显然，这种现实关怀反映了研究者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一种强化学科价值的急迫愿望。由于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借鉴意义，这是许多人研究美国史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对象，研究者们深信，任何有助于深入了解美国的研究课题，都具有现实意义。美国史何以能比其他国别史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这或许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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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5808 但是，现实关怀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学术上的风险，有时甚至可能付出牺牲学术价值的代价。为了直接服务于现实需要，研究者往往过于注重发掘历史现象的意义，以致对事实的意义的重视甚于对事实本身的重视，在不经意中背离了史学的基本规范。一些论著在匆匆交代基本的史实之后，就迫不及待地阐发其中可能对现实有用的意义，其结果是，事实本身既不可靠，其意义不免沦为虚妄。更重要的是，现实变幻不定，现实需要往往是短期需要，这和学术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为了屈就现实需要，有时甚至不惜采取非历史主义或非学理的态度来对待美国历史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以批判为基调的美国政治史论著相继面世，所涉及的主要是美国民主的实质、政党制度的性质和功能、人权的理论和实践等问题，以配合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政治需要。这类论著主要借助社会上通行的政治观念作为分析的参照，沿用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展开论说，其论点往往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和语境，对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采取了一种相对简单化的处理，在材料的取舍和解释上往往服从于先定的意图，导致论说和史实彼此游离乃至乖违。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有的学者为了响应现实要求，随意涉足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或轻易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在2000年一年中，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近40篇论及美国西部开发的文章，但多数都不是出自专门研究美国西部史的专家之手。如果在史实和解释上没有权威性，所得出的“启示”是否具有价值，就难免令人生疑。因此，学者们必须在关注现实需要的同时，要注意保持现实关怀和学术规范的平衡，避免因重视现实意义而损害学术价值，不要将现在的意义注入历史而导致对历史的扭曲，也不能因为追求现实功用而不断变换选题或涉足并非自己所擅长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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