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6047
1706286048
[106]杨生茂：《我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看法——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30周年而作》，《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101—102页。
1706286049
1706286050
[107]华庆昭：《“洋为中用”与美国史研究》，载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706286051
1706286052
[108]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第3—4页。
1706286053
1706286054
[109]黄柯可：《美国两党制与美国式民主》，《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第32—40页。
1706286055
1706286056
[110]王玒琳：《从“水门事件”看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第18—26页。
1706286057
1706286058
[111]陆镜生：《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706286059
1706286060
[112]王旭：《美国城市史》，“后记”，第363页。
1706286061
1706286062
[113]王锦瑭：《美国企业文化述评》，《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29页。
1706286063
1706286064
[114]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32—535页。
1706286065
1706286066
[115]夏立安、万尚庆：《美国宪政稳定的第一块基石——麦迪逊的社会利益多元体制论》，《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78—80页。
1706286067
1706286068
[116]樊书华：《略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体观》，《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第38—42页。
1706286069
1706286070
[117]满运龙：《汉密尔顿政府思想的共和原则和君主倾向》，《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103—107页。
1706286071
1706286072
[118]满运龙：《汉密尔顿政府思想的共和原则和君主倾向》，《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103—107页。
1706286073
1706286074
[119]李剑鸣：《土地问题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性》，《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第136页。
1706286075
1706286076
[120]参见杨玉圣：《沉重的思考——评〈移民与近代美国〉》，载杨玉圣：《美国历史散论》，第26—43页；《“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20日。
1706286077
1706286078
1706286079
1706286080
170628608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1706286083
1706286084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重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和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1]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的范畴。按照通行的说法，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内（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也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2]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局限，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1706286085
1706286086
1706286087
1706286088
1706286090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1706286091
1706286092
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3]，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4]，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5]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1706286093
1706286094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史学并不是一桩学术性事业，而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支配，“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6]美国史自不例外。研究人员“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7]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不可能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调整路线和方针，政治环境渐趋宽松，“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兴起于政治和学术领域。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很深，这时乘势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走向学术化的大门。[8]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因此，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有某种保护和减压的功效。
1706286095
1706286096
中美关系对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直接的影响。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9]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
上一页 ]
[ :1.7062860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