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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48 [106]杨生茂:《我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看法——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30周年而作》,《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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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50 [107]华庆昭:《“洋为中用”与美国史研究》,载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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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52 [108]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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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54 [109]黄柯可:《美国两党制与美国式民主》,《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第3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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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56 [110]王玒琳:《从“水门事件”看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第1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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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58 [111]陆镜生:《美国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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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60 [112]王旭:《美国城市史》,“后记”,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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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62 [113]王锦瑭:《美国企业文化述评》,《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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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64 [114]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32—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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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66 [115]夏立安、万尚庆:《美国宪政稳定的第一块基石——麦迪逊的社会利益多元体制论》,《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7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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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68 [116]樊书华:《略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体观》,《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第3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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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70 [117]满运龙:《汉密尔顿政府思想的共和原则和君主倾向》,《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10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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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72 [118]满运龙:《汉密尔顿政府思想的共和原则和君主倾向》,《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10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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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74 [119]李剑鸣:《土地问题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性》,《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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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76 [120]参见杨玉圣:《沉重的思考——评〈移民与近代美国〉》,载杨玉圣:《美国历史散论》,第26—43页;《“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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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81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68]
170628608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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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84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重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和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1]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的范畴。按照通行的说法,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内(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也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2]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局限,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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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89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69]
1706286090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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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92 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3],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4],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5]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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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94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史学并不是一桩学术性事业,而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支配,“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6]美国史自不例外。研究人员“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7]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不可能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调整路线和方针,政治环境渐趋宽松,“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兴起于政治和学术领域。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很深,这时乘势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走向学术化的大门。[8]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因此,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有某种保护和减压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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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86096 中美关系对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直接的影响。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9]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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