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86077
1706286078
1706286079
1706286080
170628608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1706286083
1706286084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重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和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1]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的范畴。按照通行的说法，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内（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也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2]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局限，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1706286085
1706286086
1706286087
1706286088
1706286090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1706286091
1706286092
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3]，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4]，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5]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1706286093
1706286094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史学并不是一桩学术性事业，而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支配，“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6]美国史自不例外。研究人员“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7]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不可能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调整路线和方针，政治环境渐趋宽松，“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兴起于政治和学术领域。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很深，这时乘势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走向学术化的大门。[8]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因此，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有某种保护和减压的功效。
1706286095
1706286096
中美关系对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直接的影响。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9]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1706286097
1706286098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就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而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正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样一些“现实需要”，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美国史，就不再是为了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旨在寻求借鉴，增进理解，有利于交往。
1706286099
1706286100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学术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国内大学长期授课，对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自1987年以来，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1706286101
1706286102
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来说，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以来，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改进，不少学校设立了美国史硕士点，南开大学、东北师大和中国社科院还较早开始招收美国史博士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培养美国史博士生的高校有所增加，目前已达近十所。老一代学者对于研究生培养有奠基之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不仅较早开始培养美国史研究生，而且对研究生培养方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特别强调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用“鉴别吸收”“外为中用”的态度对待国外学术成果，倡导采用“讨论班”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授课方式。[10]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亲自指导了13名博士研究生和18名硕士研究生，并对“授人以渔”的教学有独到的经验。[11]我们的研究生训练固然不够完善，但如果离开了它，美国史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薪火相传、赓续不绝的局面。当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第一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1706286103
1706286104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开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为数不多，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也存在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问题。后来，情形逐步好转。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大幅度增加，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状况得到改善，各类研究基金的资助力度增强，复印费用降低，扫描技术兴起，这一切使得资料的购买、复制和流通愈益便利。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性数据库不断增多，特别是网上美国史原始资料大增，对这个学科的进步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1706286105
1706286106
在最近30年里，还陆续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对美国史研究也有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78年以前，仅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设有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此后有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类似机构或美国研究中心。[12]机构一旦成立，编制和经费随之而至，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队伍得以形成，并能保持基本的规模。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华美国学会相继成立，除了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等常规工作外，前者组织编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美国通史，后者则运作实施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补贴计划，帮助出版了数十种美国史专著。
1706286107
1706286108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美国史研究人员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他们出生于20世纪最初二十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13]20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多在1966年以前毕业于国内的大学，1978年时正当盛年，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当骨干力量。目前正处在学术高产期的第三代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多数是经第一、二代学者指导而毕业的研究生。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也在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严格地说，这四代研究人员只是一种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他们在学术历程上则多有重合。2008年5月，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一时少长咸集，数代同堂，呈现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1706286109
1706286110
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过去30年里发表的美国史论著为数可观。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14]美国史图书（不含译著）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15]，2001年以来约有70—80种。[16]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1706286111
1706286112
当然，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17]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我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18]，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1706286113
1706286114
但这并不是说，30年来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准较高的领域。环境史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和宗教史等领域也有待进一步发展。[19]在政治史和外交史等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例如，关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都萌发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论著。
1706286115
1706286116
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
1706286117
1706286118
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
1706286119
1706286120
在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706286121
1706286122
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其中反响较大的有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1706286123
1706286124
1706286125
1706286126
[
上一页 ]
[ :1.7062860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