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286077e+09
1706286077
1706286078
1706286079
1706286080
1706286081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68]
1706286082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1706286083
1706286084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重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加。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和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1]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的范畴。按照通行的说法,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内(仅指大陆地区)的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也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2]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局限,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1706286085
1706286086
1706286087
1706286088
1706286089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1706283369]
1706286090 “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1706286091
1706286092 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3],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4],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5]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1706286093
1706286094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的史学并不是一桩学术性事业,而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支配,“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6]美国史自不例外。研究人员“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7]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不可能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调整路线和方针,政治环境渐趋宽松,“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兴起于政治和学术领域。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很深,这时乘势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走向学术化的大门。[8]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因此,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有某种保护和减压的功效。
1706286095
1706286096 中美关系对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直接的影响。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9]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1706286097
1706286098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就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而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正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样一些“现实需要”,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美国史,就不再是为了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旨在寻求借鉴,增进理解,有利于交往。
1706286099
1706286100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学术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国内大学长期授课,对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自1987年以来,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1706286101
1706286102 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来说,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以来,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改进,不少学校设立了美国史硕士点,南开大学、东北师大和中国社科院还较早开始招收美国史博士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培养美国史博士生的高校有所增加,目前已达近十所。老一代学者对于研究生培养有奠基之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不仅较早开始培养美国史研究生,而且对研究生培养方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特别强调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用“鉴别吸收”“外为中用”的态度对待国外学术成果,倡导采用“讨论班”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授课方式。[10]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亲自指导了13名博士研究生和18名硕士研究生,并对“授人以渔”的教学有独到的经验。[11]我们的研究生训练固然不够完善,但如果离开了它,美国史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薪火相传、赓续不绝的局面。当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第一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1706286103
1706286104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开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为数不多,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也存在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问题。后来,情形逐步好转。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大幅度增加,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状况得到改善,各类研究基金的资助力度增强,复印费用降低,扫描技术兴起,这一切使得资料的购买、复制和流通愈益便利。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性数据库不断增多,特别是网上美国史原始资料大增,对这个学科的进步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1706286105
1706286106 在最近30年里,还陆续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对美国史研究也有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78年以前,仅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设有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此后有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类似机构或美国研究中心。[12]机构一旦成立,编制和经费随之而至,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队伍得以形成,并能保持基本的规模。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华美国学会相继成立,除了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等常规工作外,前者组织编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美国通史,后者则运作实施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补贴计划,帮助出版了数十种美国史专著。
1706286107
1706286108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美国史研究人员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他们出生于20世纪最初二十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13]20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多在1966年以前毕业于国内的大学,1978年时正当盛年,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当骨干力量。目前正处在学术高产期的第三代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多数是经第一、二代学者指导而毕业的研究生。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也在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严格地说,这四代研究人员只是一种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他们在学术历程上则多有重合。2008年5月,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一时少长咸集,数代同堂,呈现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1706286109
1706286110 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过去30年里发表的美国史论著为数可观。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14]美国史图书(不含译著)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15],2001年以来约有70—80种。[16]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1706286111
1706286112 当然,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17]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我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18],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1706286113
1706286114 但这并不是说,30年来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准较高的领域。环境史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和宗教史等领域也有待进一步发展。[19]在政治史和外交史等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例如,关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都萌发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论著。
1706286115
1706286116 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
1706286117
1706286118 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
1706286119
1706286120 在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1706286121
1706286122 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其中反响较大的有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1706286123
1706286124
1706286125
1706286126
[ 上一页 ]  [ :1.7062860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