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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首先必须摒除教条主义。教条主义问题在1949年以后即已出现，在“文革”时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在1978年以后也没有完全绝迹。许多人把对经典作家语录的熟悉程度，简单地等同于“理论水平”的高低；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而谁的话语权大，谁的理解就是正确的，凡与之不合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采取“寻章摘句”的方式对待经典作家的著作，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的启示；忽视具体语境，把经典作家具有特定所指的说法泛泛地运用于一切情况；直接采用经典作家的词句作为论述具体问题的证据，或者直接作为自己的结论。高频率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词句，根本不考虑语录和研究内容的相关性，这是当时许多美国史论著的共同特点。有的书平均每5页就有一条经典作家语录；还有的书中1/3的引文为经典作家的语录。不少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抛弃教条主义，就不可能获得对美国历史的真实认识。但要消除这些偏向，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以致到了1993年，罗荣渠教授还在感叹，“由于‘左’的影响，在前些年的中国史特别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比较严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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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数学者来说，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不是一个自觉和自主的过程，而是受到政治环境和思想风气变化的裹挟或推动。李慎之先生谈到，罗荣渠教授的治学道路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分界线，有明显的“转折的痕迹”。[63]其实，对于许多在1978年以前开始涉足美国史领域的学者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还经历了另一次转折。对比他们发表于两个不同时期的论著，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某种转折的迹象。1982年，杨生茂教授发表了一篇讨论特纳及其学派的论文，取材广泛，构思精巧，视角别致，但表述方式和立论带有当时意识形态的烙印，侧重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来解释特纳假说产生的社会背景，认为特纳假说是为“为垄断资本服务”的。[64]1999年，他又推出了构思多年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一文，以美国史学和思想的流变为背景，以纯粹学术的话语对班克罗夫特的思想轨迹、史学观点和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评析，并就美国史学史的宏观脉络、历史学的功用、评判杰出史学家的标准、吸收外来文化的策略等一系列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65]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讨论美国内战的著作中，反复使用了“革命战争”“革命成果”“革命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伟大真理”这样的词汇，写作带有当时常见的政论风格。[66]在12年后，他的《杰斐逊传》问世，从中看到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词汇、语式和评论，而是具有人文色彩和道德情感的评价方式。[67]张友伦教授分别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中期的两篇关于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论文，其内容和行文都判然有别：前者基本上依据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论述，后者则未引用一条经典著作语录。[68]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这几位学者对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表述话语有如此显著的不同，说明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思想风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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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去意识形态化”并不是一个凯歌行进的过程，而是充满了艰难和曲折。有些研究人员早已养成某种难以摆脱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并且怀有某种寻求政治保险的本能。一旦政治气候出现变化，或是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他们就会表现得过于敏感，立即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迎合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和外交需要。直到21世纪初年，在有些美国史论著中，“文革”式意识形态话语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辨；直接写“学术论文”来呼应某种政策主张的做法，也不时见于美国史研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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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意识形态化”缓缓推进的过程中，理论多样化的大门也逐渐打开。1978年以后，国内的社会科学逐渐兴起，译介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热情高涨，美国史研究也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资源；吸收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并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当中，也就慢慢变成了学者们的自觉意识。王旭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在采用“传统治史方法”的同时，借鉴了“经济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有关理论与方法”。[69]戴超武教授力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口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全面研究”。[70]王立新教授借助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想象”“他者”“国家构建”“国家身份”等理论和概念，解析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各界精英对中国的认识，阐释了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在美国国家身份构建中的意义和作用。[71]不过，由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缺乏成熟的本土理论和研究范例，中国学者就只能取法于欧美学术界。例如，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美国外交史，把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体，探讨一个国家的“记忆、梦想、态度和价值观”如何反映在政府的对外政策中，他承认这种研究取向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启发。[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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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美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历史主义意识。所谓“历史主义意识”，就是要把过去的人和事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看待，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史实的意义。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守则，但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势支配下，“历史主义意识”居然成了历史研究中的稀缺之物。在1978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许多研究人员对于史学著述与政论时评的界线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在讨论具体问题时根本不考虑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把“借史议论”当成了治史的正途。例如，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论者预先设定“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再用它来“套”美国革命，结果发现美国革命时期没有废除奴隶制，没有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没有赋予妇女选举权，没有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也没有实行无偿分配公地的政策，于是就把它定性为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再如，20世纪80年代那场关于林肯与废奴主义的热烈讨论，在今天看来，其起因就是某些论者不顾历史语境，用特定的历史名词“废奴主义者”来泛指所有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并且把“进步”和“积极”的政治价值附着其上，从而提出了“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这样一个“非历史”的问题。[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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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余年来，美国史研究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出现了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回归。这就是强调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重申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坚持用第一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基本守则，分析问题时考虑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不再沉溺于过度政治化和道德化的浮泛议论。在以往的美国史写作中，长期流行以“积极”和“消极”，“进步”和“反动”这种抽象的政治标准来为历史人物分类，对于“反面人物”往往痛加指责和抨击。现在，这种情况愈益少见。以美国内战史研究为例，在以往的论著中，南部奴隶主只是一个配角，他们不仅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道德上的罪人，他们发动内战乃是“螳臂当车”的狂妄之举，他们的失败则是其应得的历史惩罚。[74]王金虎副教授的新著打破了这一范式。他在书中不仅以南部奴隶主为主角，对他们何以走上战争之路，以及战争的手段一步一步损害战争的目的给他们造成了何种痛苦，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而且把他们视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75]这种对历史上的“道德罪人”和“失败者”的“了解之同情”，可以说是历史主义意识趋于成熟的反映。较之简单的政治或道德的是非评判，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人物的难度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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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学者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的尝试。王立新教授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他采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吸收了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借助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工具，“把国家看作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文化体之间的关系，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对外关系视为传播情感、价值观和实现民族理想、追求的过程”，“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过程，通过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认知理论以及决策过程的分析更精确地描述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并采用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个案研究方法和模式分析方法，通过“意识形态透镜模式”“路线图模式”和“跷跷板模式”，讨论了意识形态对美国核心外交理念的塑造以及对具体外交举措的影响。这本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预设也有别于传统方式，它不是把意识形态仅仅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映或投影，而把它视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认为它对现实世界的行动者及其具体行动有着直接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这种理论预设来自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格尔兹的文化理论。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列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20世纪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重。[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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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四、史料利用和资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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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教授在1987年提到，要重视资料的占有，重视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特别强调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77]这些话在今天已属常识，但在当时却似乎是一种超前的主张。本来，基于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乃是治史的基本要求，但在美国史研究中，由于资料匮乏，加以研究者长期奉守“不和外国学者拼史料”的信条，这种实证研究就始终无法真正开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殷弘教授在《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一书中，当解释为什么选取1954—1968年作为研究时段时写道：“这是美国对越干涉史上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可以依据业经解密和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文件、用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加以研究的时期。关于1968年以后的美国对越政策史，目前尚无类似的第一手史料供学者利用。”[78]这一段简短的文字表明，作者意识到只有那些既具有历史重要性、同时又有基本的原始文献可供利用的问题，才可以进入选题的范围；只有从材料出发，从大量第一手文献中发现问题及其答案的方法，才是“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外国史研究风气中，这种说法更像是一种“别调”。《世界历史》为纪念创刊100期，曾于1993年第3期刊发一组笔谈，参加者多为当时知名的世界史专家，但所有文章都关注史学观念的转变和发挥世界史学科的作用，没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根据历史学的特性，在广泛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提升世界史学科的学术水平。这说明翔实占有史料和遵循“严格的历史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世界史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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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学者们不愿意利用第一手材料。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研究条件仍然十分恶劣，可以找到的原始资料寥寥无几，如果强调只有基于原始材料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许多人就只能放弃研究工作。对于多数研究人员说，能够引用英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就已属难能可贵。于是，使用原始材料的问题就由于“不现实”而遭受忽视。1983年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收录文章28篇，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段，作者多为当时国内美国史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所有文章的注释共计1341条，引用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书籍、报刊共79种（其中约30种为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资料），在引文中所占比例很低；而绝大多数引文来自马列著作、一般性美国史书籍和论文，包括教科书和工具书。这种情况当然主要是反映了研究条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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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确有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意识到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反而相信中国学者以先进的理论来指导美国史研究，比片面注重史料的美国学者更有优势。这种观念妨碍了对原始资料的搜求和利用。于是，许多人就以所谓的理论优势来掩盖材料的贫乏，借助一套不同于美国史学的话语和概念，对美国学者阐释过的史实加以筛选，或重新排列，或另作诠释，甚至还把这种做法说成是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一个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各种资助到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但许多人回国以后所发表的论著，在材料方面并没有显出重大的变化，所引用的仍然是二手材料，不仅原始文献甚少，即使是二手材料也没有对其质量加以甄别，里面夹杂着许多过时而平庸的东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获取原始资料的条件大为改善，但是，许多论著却远远没有穷尽国内所能找到的相关材料，甚至连一些许多图书馆都有收藏的基本史料也未加利用。例如，有的论著在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时，不去参考麦迪逊的记录以及批准宪法的各种文献，而主要依靠一般性的资料选集或通论性的书籍。其实，在最近十来年里，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都可以找到不少关于美国制宪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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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原始材料的利用在整体上还是趋于改善。在这方面引领风气的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罗荣渠教授在论述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的文章中，就引用了不少原始文献。[79]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殷弘教授的《尼克松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范本。这是一部只有100页的小册子，引用政府公文和外交文件集13种，当事人回忆录和著述8种，当时的报纸和期刊13种。[80]这种对原始文献的重视和大量利用，在当时是相当少见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交文件集》以及其他政府公文，在美国外交史论著的注释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崔丕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一书，引用了多种当时已经解密的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已刊外交文件和其他政府公文，并对不同来源的原始文件加以比对和鉴别，还在书后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分类目录，以利于其他学者使用。[81]除了利用公开出版的外交文件和缩微胶卷，还有学者直接到有关档案馆进行研究。华庆昭教授为了写作《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专门到美国和英国的档案馆从事研究，广泛收罗了杜鲁门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以及相关大学图书馆所藏官方资料和个人文件。[82]他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不仅构成自己著作的基础，而且还为一些年轻的学者所分享。他的著作是中国学者实质性地利用原始材料写出的第一部美国外交史著作，其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外交史博士论文，在第一手文献的利用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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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在美国史其他领域，对原始文献的利用就显得相当滞后。许多研究人员既缺少外交史学者那样强烈的史料意识，也没有像他们一样想方设法搜求原始材料。在多数外交史论著或多或少地引用原始材料之时，其他领域的研究还处在基本上依靠二手或三手文献的境地。在一些论述华盛顿生平事迹的论著中，往往看不到出自华盛顿个人著述的引文，更遑论其他同时代人物的文件或著作；许多专论林肯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林肯文件集或著作集中的材料；有些讨论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的文章，连麦迪逊的制宪会议记录也未利用。在1978年以后的近20年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直到21世纪初年，局面才出现了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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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获取原始材料的途径变得愈益宽广。近年来，最具革命性意义的是网络资源的急剧增加。美国在网络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资料开发方面，一直引领潮流，尤其是着力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发布，美国以外的学者也得以分享这些便利。最近几年，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些原始文献数据库，常见的有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ECCO）、Early American Imprints、American Historical Newspapers、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s System（DDRS）等。此外，免费的网上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获取越来越便捷。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免费数据库、archive.org、liberty online等。有些大学还建有专题性史料数据库，也可以免费获取。对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条件的极大改善，许多学者都表现了高度的敏感和炽热的兴趣。王旭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史》中，用附录形式列举和介绍了有关城市史资料的网站[84]；韩宇副教授和罗宣副教授发表专文，介绍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及其使用方法[85]；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还为研究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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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人员的史料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由于接受了比较正规的史学训练，大多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和利用。王金虎副教授在写作《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时，使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在网上发布的“美国南部史文献”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相关数据库中的《南部邦联国会日志》。作者在谈及研究体会时写道：“历史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除了取决于历史学者个人的治史能力外，还直接受制于史料的数量和价值的高低。”[86]可见，他关注的不仅仅是史料的数量，而且还特别强调其质量，也就是原始材料对于解决核心问题的价值。另据朱卫斌博士自述，他前后用了10余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但一直对史料状况感到不满意，因为“缺乏一手资料，论文的质量及篇幅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制”。直到后来，他获得了到香港和美国进行研究的机会，致力于收集原始材料，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增补，才得以写出一部史料翔实、立论可信的专著。[87]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史料的多样性和不同史料的对比鉴别。秦珊副教授研究威尔逊时期的对华政策，她写道：“本书重视原始资料，也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鉴别，弄清哪一种原始资料是可靠的，哪一种可能有漏误。”她使用的方法是“不断地进行交叉检查，将一种原始资料与另一种原始资料对比，英文史料与英文史料对比，中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英文史料与中文史料对比”。[88]不论她在书中实际落实得怎样，仅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就足以说明美国史研究者的史料意识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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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最近几年出版的美国史论著，的确可以看到第一手文献的分量大有提高。以美国西部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例，20世纪80、90年代的论著，一般都引用本杰明·希巴德的《公共土地政策史》（1924年出版）以及几种西部史著作，有的甚至依靠一般美国史教科书和美国经济史中的相关材料，很少有人研读过西部土地法令的原文和国会的相关辩论材料。2003年出版的《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一书，则利用了大量美国早期的政府文献和私人通信，特别是所有相关法令的文本以及国会相关的辩论记录，梳理了相关法律条文的内涵和意义，校正了许多理解上的偏差。作者从中体会到，“直接以原文为基础进行研究，同从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从别人的著作中间接得来的材料，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且可能被误导”。[89]在其他课题上，使用原始材料的状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梁茂信教授的《都市化时代》（东北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列原始资料有72种，他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书后所列政府文献更多达100种。又如，陈奕平教授的《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主要依据从网络获取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写成。更值得一提是韩铁教授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著作完全依据原始材料写成，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档案、口述史材料、政府公文以及多种手稿。作者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这本书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的。这表明，只要条件具备，而且肯于钻研，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具体而翔实的原始材料，写出具有新意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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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面列举的著作，在近年的美国史研究中仍属凤毛麟角。就原始材料在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点缀性利用和实质性利用两种情况。所谓“点缀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原始资料仅仅作为二手材料的补充，或仅用于讨论枝节问题，对于主旨的阐述并不起关键的作用。另外，引用原始材料来复述已经清楚的史实，或者论证前人提出的结论，也属于这一范畴。所谓“实质性”使用原始资料，是指研究的问题来自于原始材料，并通过深入钻研原始材料而提出新的结论。迄今为止，国内的美国史论著大多属于第一种情况。在美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点缀性地使用原始材料已属不易；但若长期停留于此，就难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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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美国史写作中还长期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在专著和论文中引用美国史教科书，甚至国内出版的世界通史教科书中的材料。教科书反映的是一般性知识和观点，主要依据史学界的各种专门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如果专著和论文反过来引用教科书，显然是一种违背史学写作常规的做法。在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得不引用教科书乃是可以理解的；而近年来资料条件大为改观，如果依然轻率地引用教科书，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研究不负责任的行为，无异于“自贬身价”。不仅教科书中的材料不能引用，而且其中的观点也不能作为商榷和讨论的对象（指出教科书中明显的错误和疏漏不在此列），因为这种层次的讨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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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材料的利用方面，还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难题。研究美国史的人能熟练运用英语已属不易，但仅有英语还不足以满足研究的需要，因为有些课题需要利用多种文字的史料。即便是使用英文文献，在遇到文化含量大而语境复杂的材料时，也容易发生误读、曲解和误译。[90]有些论著使用原始材料较多，但难以避免曲解和误用史料的情况。这表明，在材料趋于丰富以后，如何准确地解读材料和恰当地运用材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需要加强史料学、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训练，增强语言能力，提高语境意识，丰富相关知识。另外，翻译的能力和质量也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水平。研究外国史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一个好的翻译家，因为任何材料都不能原文照录，而必须译成中文方能引用。除了翻译的畅达之外，还需要考虑引文与作者整体文风的协调问题。就目前美国史研究的状况而言，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局限，对研究水平的提高是一种更深层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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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美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在二手文献的利用方式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多数研究者利用二手文献的方式是转引其中的材料，而对其主旨、论点和方法则不够重视。有些与美国学者进行商榷的文章，实际上是任意选取某些论点加以反驳，而没有考虑这些论点所产生的学术语境，也不关心美国史学界是否就此展开过讨论。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自己课题的学术史，在前言或注释中评介以往的研究，借以明确自己探讨的方向和重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殷弘教授就在《尼克松主义》一书中，用注释的形式就“美国著作界对尼克松主义的研究”进行评述。[91]刘祚昌教授在《杰斐逊传》的“自序”中，对于美国学者整理杰斐逊文献以及撰写杰斐逊传的情况，做了细致的介绍和评论，指出了其中的局限和缺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构想。[92]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更加显著。石庆环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在序言中详细列举相关书目，并对重要的论著进行评介。[93]王岽兴的《制度变迁与美国南部的崛起》对美国南部史的大致脉络进行了梳理。[94]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在前言中对相关重点著作进行评述，指出其长短利钝，并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思路。[95]韩铁教授在一篇关于美国早期法律变迁的论文中，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96]一些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成书的论著，大多有相当的篇幅评述相关的研究状况。[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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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过最近几十年的积累，美国史研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基础。由于材料、方法、理论和视角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的多数论著同美国的同类成果相比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它们作为国内美国史研究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见证和记录，已经成为我们的学术积累的一部分。即便是那些基于二手文献写成的论著，也是国内美国史研究发展的必要铺垫。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厚，我们的美国史研究也可能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困难无疑还很大，因为本土的学术和思想的资源还相当薄弱。但大家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努力，研究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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