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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强调加强相关学科的训练，主要是因为理论薄弱一直是一个掣肘的因素。虽然在美国史研究中初步形成了理论多样化的局面，但整体说来，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还不具备真正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是说，理论还没有成为思考和提问的发动机，没有成为培育新见解的温床。研究人员普遍过于关注理论的实用性，急切地借用一些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概念和术语，注重能在具体研究中发挥引导或启发作用的理论观点，而忽略理论素养的培养。诚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学术和理论的民族性趋于淡化，更加具备“天下公器”的特性，中国学者可以借用各种来自域外的理论资源，滋养和支撑自己的学术思维。但是，如果完全依靠外来理论，中国学术如何能够在视角、方法和解释框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呢？说到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进步，有赖于中国学术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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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前学术共同体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中国学者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关注国际史学的新趋向，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最近20年来，欧美史学中最为突出的新趋向，乃是“新文化史”的兴起。传统史学偏好宏大的题材，擅长讲述以精英人物为主角的故事；“新史学”侧重研究群体、制度、结构和趋势，强调社会、习惯和制度对人的塑造和制约，带有技术性写作的倾向；而“新文化史”对这两种取向都有所纠正。它比较重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注重人的思想和感知在历史中的意义。这种从“人”出发的研究路径，提升了史学的人文性。我们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也带有明显的“非人化”取向，过于强调制度、技术、阶级、时势的作用，而忽略具体历史角色的经历和思想。我们可以从“新文化史”这种人文性的复归中获得启示，校正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同时，“新文化史”还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在以往重视的政府公文、国会辩论、书信、日记、报刊文章、地方史料、公私账簿、财产清单和选举记录等材料之外，又把电影、绘画、雕塑、照片、日常用具、日历、课本、家具、歌谣、故事、儿童读物、小说、广告和演讲等资料，统统变成了“身价倍增”的史料。我们在研究中固然不能忽视传统史料，但也要留意新材料的价值，不必等到几十年以后再回头来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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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史学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的变化。“新文化史”在理论和方法上带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从“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理论中吸取养分，而不再像“新社会史”那样借重社会科学的理论。如何对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如何从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中吸收有用的理论资源，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留意欧美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也要关注国内理论界提供了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既不必盲目地追赶理论时髦，也不能对新理论的价值视而不见。另外，随着“全球史”兴起而出现的“全球视野”，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增加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维度。视野开阔，考虑的因素较多，肯定有助于深化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如何在研究中实现“以大观小”和“因小见大”，我们可以从“全球视野”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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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注意到，近期的欧美史学并不是“新文化史”的一统天下。实际上，最近几年“新文化史”著作在史学新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而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其他“传统的”课题，仍然有大量论著问世。以美国政治史研究为例，近来有美国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103]，政治史的影响正处于上升之中。当前处在“复兴”中的政治史，受到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影响，侧重探讨美国的“民主历程”，精英和大众并重，制度和文化互补，并在政治叙事中增添新的分析范畴，视野更加开阔，解释也富于活力和多样性，在美国史学中的声望开始回升。[104]对于多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来说，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值得研究、而且是有条件研究的领域，相关的资料比较容易获得，可供选择的课题较多。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来处理外交史、城市史、环境史、妇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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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文化氛围、思想倾向和社会状况各个方面，中国和欧美国家都大不一样，史学的趋向和研究的旨趣也有差别，因此，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追随欧美学者的研究路径。在我们当前的美国史研究中，模仿“新文化史”或“后现代取向”，既脱离实际，也没有必要。再者，欧美史学的种种新变化，只有置于欧美理论思潮和史学的整体格局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例如，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现代主义知识论和认识论的反拨；对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视，意在扭转美国史学长期突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偏颇；对底层阶级历史的关注，是对以往精英史学取向的弥补；强调“全球视野”，也只有在国别史研究高度成熟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对欧美史学动向漠不关心。相反，美国史研究要提高水平，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史学对话。在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自说自话”的学术是肯定没有前途的。对话首先需要有相对接近的研究水平，需要了解通行的话语和言说方式，娴熟地掌握对话的工具，还要有对话的渠道。我们在选题、材料和立论上，都要充分考虑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参照本课题的前沿动向来确定探讨的方向。只有这样，中国学者在国际史学论坛上才能有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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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争取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是否与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本土化”背道而驰呢？从表面看，“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确存在张力，但两者是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国际化”更多地涉及学术的操作，而“本土化”则主要关乎学术的品质。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本土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的外国史研究，必须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研究对象国史学的补充。就美国史研究而言，我们的材料来自于美国，在问题的提出、解释的构建、论点的形成各个环节上，都难免受到美国史学的影响，很容易步人后尘，人云亦云，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意识，我们可能会完全失去学术身份。“本土化”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深入探讨美国历史，另一方面则要依托中国史学的整体积累。我们要关注中国社会和思想学术的状况，留意中国史研究的动向，勤于向中国史同行请益和取法。当前，中国社会史、地方史和环境史的研究颇有进展，民间史料受到重视，内外因素的互动、基层社会、制度变迁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研究美国史都是具有启发的。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既要深入美国历史语境，又要体现本位文化意识。在写作的逻辑、表述和文辞各方面，都要符合中文的要求，切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从根本上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史学的整体进步。如果中国史学不能在研究范式、理论取向、研究方法和问题指向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在国际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包括美国史研究，也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品格，无法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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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本土化”，自然会牵涉到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学者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刘祚昌教授在谈到自己的研究设想时说，要“写出有自己独到之处的、有中国特色的著作”。[105]黄安年教授认为，“中国学者撰写美国史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国读者，它的世界影响则要求充分体现中国特色”。[106]杨玉圣教授也谈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特色”可以从两方面来体现，一是“必须在论著中体现出中国人对美国历史的独到见解”，二是“应特别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史（包括人民之间的往来史）的考察和论证”。[107]在美国工作的韩启明先生在谈到自己著作的意图时说，要提供一种“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国”的美国经济史读物[108]；王希教授也表示，在美国宪法史领域，还期待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分析深入、结论中肯的美国宪法史”。[109]但是，如何才能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呢？王立新教授提出了两条途径：“一是利用中国本土的理论资源提出不同于美国学者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二是用中国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来切入美国历史问题，从而发现美国学者无法看到的历史面相和历史意义”。但他同时又感到，中国可利用的“本土的理论资源”“少之又少”；因而只有借重中国学者的“独特的眼光和视角”。但是，这种“独特的眼光和视野”，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来自中国人这一身份，而需要深谙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有“对中国现实的关切”。[110]可见，如果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是一个有效的命题，而要形成“中国特色”，肯定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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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成长、不断进步30年。它已成为一个富有生气、蓬勃向上的领域，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进展，格外令人欣喜和振奋。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他们大多是最近几年毕业的研究生，在学期间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尤其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他们在导师的指导下，从选题、文献阅读、史料收集和解读，到论文的写作和修改，在研究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接受了系统的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较之二三十年前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起点无疑要高得多，而且他们还赶上了一个政治环境愈益宽松、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条件不断改善的时代，待到他们在学术上成熟的时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应当呈现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再过30年，他们中或许有人会写一篇令人欣慰的回顾文章，来总结美国史研究的巨大变化和出色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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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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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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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个社会通常存在多种样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性的、文化性的、社会性的、官方的、民间的，等等。此处所说的“意识形态”，系指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即由政治权力所塑造以有利于自身运作的一整套观念、信仰和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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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原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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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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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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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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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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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洪认清：《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第1期（2004年2月），第3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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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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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生茂：《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原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70页；杨生茂：《读书、思索、对话和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原载《天津高教研究》，1987年第1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89—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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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先生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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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美国史及美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可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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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见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序”第1页；杨生茂：《探径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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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79—1989年的论文数量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所列篇目统计；1989—2000的论文数量据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另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的检索结果，2001—2005年的美国史论文达到6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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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8页；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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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据黄安年《1990—1995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国际比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介绍，1979—1989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70部，平均每年15部；1990—1995年大陆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44部，平均每年24部。这两个数字与笔者的估算出入甚大，可能是选取的标准不同所致。本文所说的“美国史论著”是指中国学者写作的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历史书籍和论文，而不是与美国相关的所有图书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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