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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7—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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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刘祚昌：《杰斐逊与弗吉尼亚社会的民主改造》，《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19—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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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李巍：《略论美国宪法的形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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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316、318—320、321页。近30年以后，黄绍湘教授仍持大致相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宪法在本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专政、巩固雇佣劳动制、保障剥削者有剥削与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的工具”。见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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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萨师炯：《从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及其发展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69—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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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宋子海：《简评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徐玮：《略论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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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刘祚昌：《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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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0、3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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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罗荣渠：《美洲史论》，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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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杜明才：《论美国宪法制定之政治动因》，《襄樊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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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任东来：《美国宪法的形成：一个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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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刘祚昌：《杰斐逊与美国宪法》，《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司美丽：《汉密尔顿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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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侯学华：《1787年〈联邦宪法〉批准程序的辩论及其意义》，《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褚乐平：《〈美国宪法〉批准史探》，《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褚乐平：《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关于宪法批准问题的争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万绍红：《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旨解读》，《浙江学刊》，2006年年第5期；任东来：《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传统》，《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杨树扬：《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述论》，《惠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赵夙岚：《关于美国“权利法案”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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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我本人在《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一文中，粗心地将塞缪尔·亚当斯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误作约翰·亚当斯致塞缪尔·亚当斯的信，并对信中一段话的含义做了错误的诠释。见《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9、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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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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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邓峰、张鹏：《试论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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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探索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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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史领域的几位前辈学者相继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这些文集不仅集中展示了他们个人的治学业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杨生茂教授的《探径集》[1]就是这样一本书。《探径集》主要收录了杨先生自60年代以来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随笔、书评和序跋，体现了他在史学上的重要建树，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研究重点和治学风格。他将这本文集定名为“探径集”，原意是谦指他个人在学术上的探索；实际上，他的“探径”活动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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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探径”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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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早年熟读经籍，打下了厚实的旧学基础；后入燕京大学就读，不久又负笈远赴美国，浸淫“西学”有年。中西教育的合璧，造就了他在治学功力上的突出优势。他的文章不仅知识和思想含量丰富，而且文字典雅凝练，值得反复诵读。他对历史文献的掌握，对美国史事的了解，对文章之法的运用，更令后学满怀仰止之感。我不禁联想，杨先生若治国史，以他的学问功力，必成一代大家。他在美国史领域虽然卓有建树，但终因政治环境、整体学术条件和外国史的特殊困难等因素的制约，其才华未得充分施展。不过，反过来看，如果杨先生果真去研究中国史，美国史这个领域就会缺少一位奠基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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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许多高产的学者相比，杨先生在著述上并不以量多见称。他主编了一些大部头著作，但个人论著并不多，而且多数是他在60岁以后的作品。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落笔，这固然影响了论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他在盛年遭遇社会动荡和政治纷扰，能用于治学的有效时间，真可谓少之又少；当他能安心开展学术工作的时候，却已经进入了多病的老年，他虽然老当益壮，争分夺秒，但终究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在《探径集》的前言中写道：“解放后，主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1964年。……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这近10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2]在这种淡然的语气中，究竟包含着多少辛酸、无奈和惋惜，外人可能难以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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