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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316、318—320、321页。近30年以后，黄绍湘教授仍持大致相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宪法在本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专政、巩固雇佣劳动制、保障剥削者有剥削与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的工具”。见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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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萨师炯：《从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及其发展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69—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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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宋子海：《简评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徐玮：《略论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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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刘祚昌：《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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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0、3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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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罗荣渠：《美洲史论》，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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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杜明才：《论美国宪法制定之政治动因》，《襄樊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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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任东来：《美国宪法的形成：一个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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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刘祚昌：《杰斐逊与美国宪法》，《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司美丽：《汉密尔顿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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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侯学华：《1787年〈联邦宪法〉批准程序的辩论及其意义》，《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褚乐平：《〈美国宪法〉批准史探》，《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褚乐平：《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关于宪法批准问题的争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万绍红：《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旨解读》，《浙江学刊》，2006年年第5期；任东来：《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传统》，《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杨树扬：《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述论》，《惠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赵夙岚：《关于美国“权利法案”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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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我本人在《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一文中，粗心地将塞缪尔·亚当斯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误作约翰·亚当斯致塞缪尔·亚当斯的信，并对信中一段话的含义做了错误的诠释。见《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9、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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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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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邓峰、张鹏：《试论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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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探索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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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史领域的几位前辈学者相继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这些文集不仅集中展示了他们个人的治学业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杨生茂教授的《探径集》[1]就是这样一本书。《探径集》主要收录了杨先生自60年代以来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随笔、书评和序跋，体现了他在史学上的重要建树，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研究重点和治学风格。他将这本文集定名为“探径集”，原意是谦指他个人在学术上的探索；实际上，他的“探径”活动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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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探径”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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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早年熟读经籍，打下了厚实的旧学基础；后入燕京大学就读，不久又负笈远赴美国，浸淫“西学”有年。中西教育的合璧，造就了他在治学功力上的突出优势。他的文章不仅知识和思想含量丰富，而且文字典雅凝练，值得反复诵读。他对历史文献的掌握，对美国史事的了解，对文章之法的运用，更令后学满怀仰止之感。我不禁联想，杨先生若治国史，以他的学问功力，必成一代大家。他在美国史领域虽然卓有建树，但终因政治环境、整体学术条件和外国史的特殊困难等因素的制约，其才华未得充分施展。不过，反过来看，如果杨先生果真去研究中国史，美国史这个领域就会缺少一位奠基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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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许多高产的学者相比，杨先生在著述上并不以量多见称。他主编了一些大部头著作，但个人论著并不多，而且多数是他在60岁以后的作品。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落笔，这固然影响了论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他在盛年遭遇社会动荡和政治纷扰，能用于治学的有效时间，真可谓少之又少；当他能安心开展学术工作的时候，却已经进入了多病的老年，他虽然老当益壮，争分夺秒，但终究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在《探径集》的前言中写道：“解放后，主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1964年。……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这近10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2]在这种淡然的语气中，究竟包含着多少辛酸、无奈和惋惜，外人可能难以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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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论著的数量只是检验学术成就的一个指标，而且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在美国史学史上，有因著作等身而成名的学者，也有仅凭几篇论文而开宗立派的大家。杨先生修身克己，惜墨如金，文章虽然不多，但篇篇掷地有声。在国内美国史研究还不得不依靠苏联学者和美国左派史家的著作之时，杨先生即已大量利用英文文献。他的《林肯与美国黑人的“解放”》一文写于20多年以前，所用外文资料之丰富，较之今天的许多论文也毫不逊色。《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字数不过4万，征引的文献却多达80余种，每页下端脚注繁复，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充分体现了杨先生掌握文献资料的能力和功夫。捧读这种扎实严谨的文章时，任何在学术上取巧偷懒、想寻求终南捷径的念头都失去了容身之所。上乘文章自是多多益善，但在一个“以字数论英雄”的时代，像杨先生这样“以一当十”的治学之道，反倒值得好好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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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探径集》中的文章，不仅显示了杨先生的学问功力和研究特色，而且包含着深邃的学术思想。我曾写过几句诗来形容杨先生的学术境界：“风云过眼余一笑，今古留心积万言；道悟浑圆成妙笔，身临高岭小群峦。”这绝不是礼节性的颂词，而是要表达我长期近距离观察杨先生治学的感触。虽然他没有专门就某个理论问题发表长篇大论，但从他各类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度。研究历史而取得成就的人何止万千，但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乃是区分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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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对历史和史学有整体性的看法。他承认并且重视历史的相对性，但不赞同相对主义。中国史学家长期讳言历史的相对性，以为它是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谈论这样的问题容易沾染相对主义的嫌疑。但杨先生对相对性的看法，含有很浓厚的辩证法意味。他说，“重视历史的相对性，则会鼓励历史学家去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偏误，不断前进，不断激发自强心、自信心和自尊意识”。他认为，历史学家固然要有客观精神，但纯粹的客观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学术观点的形成，都与作者的“审视角度、学识厚度、社会阅历和思维方法”有密切的联系。这是造成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的主要因素。如果每一代人都能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就能推动史学的不断发展。杨先生同时又看到，如果从相对性走向相对主义，就会导致主观随意性，难免发生“看风转舵”和“曲意编织”的现象。因此，历史学家一定要“慎于判断，力戒主观臆测”。可见，在杨先生的观念中，对历史的相对性的认识，是与既勇于探索、又严谨治学的学风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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