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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任东来：《美国宪法的形成：一个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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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刘祚昌：《杰斐逊与美国宪法》，《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司美丽：《汉密尔顿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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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侯学华：《1787年〈联邦宪法〉批准程序的辩论及其意义》，《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褚乐平：《〈美国宪法〉批准史探》，《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褚乐平：《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关于宪法批准问题的争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万绍红：《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旨解读》，《浙江学刊》，2006年年第5期；任东来：《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传统》，《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杨树扬：《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述论》，《惠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赵夙岚：《关于美国“权利法案”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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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我本人在《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一文中，粗心地将塞缪尔·亚当斯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误作约翰·亚当斯致塞缪尔·亚当斯的信，并对信中一段话的含义做了错误的诠释。见《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9、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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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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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邓峰、张鹏：《试论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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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探索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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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史领域的几位前辈学者相继出版了自己的文集。这些文集不仅集中展示了他们个人的治学业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杨生茂教授的《探径集》[1]就是这样一本书。《探径集》主要收录了杨先生自60年代以来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随笔、书评和序跋，体现了他在史学上的重要建树，可以从中看出他的研究重点和治学风格。他将这本文集定名为“探径集”，原意是谦指他个人在学术上的探索；实际上，他的“探径”活动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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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一、“探径”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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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早年熟读经籍，打下了厚实的旧学基础；后入燕京大学就读，不久又负笈远赴美国，浸淫“西学”有年。中西教育的合璧，造就了他在治学功力上的突出优势。他的文章不仅知识和思想含量丰富，而且文字典雅凝练，值得反复诵读。他对历史文献的掌握，对美国史事的了解，对文章之法的运用，更令后学满怀仰止之感。我不禁联想，杨先生若治国史，以他的学问功力，必成一代大家。他在美国史领域虽然卓有建树，但终因政治环境、整体学术条件和外国史的特殊困难等因素的制约，其才华未得充分施展。不过，反过来看，如果杨先生果真去研究中国史，美国史这个领域就会缺少一位奠基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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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许多高产的学者相比，杨先生在著述上并不以量多见称。他主编了一些大部头著作，但个人论著并不多，而且多数是他在60岁以后的作品。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落笔，这固然影响了论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他在盛年遭遇社会动荡和政治纷扰，能用于治学的有效时间，真可谓少之又少；当他能安心开展学术工作的时候，却已经进入了多病的老年，他虽然老当益壮，争分夺秒，但终究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在《探径集》的前言中写道：“解放后，主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1964年。……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这近10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2]在这种淡然的语气中，究竟包含着多少辛酸、无奈和惋惜，外人可能难以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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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论著的数量只是检验学术成就的一个指标，而且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在美国史学史上，有因著作等身而成名的学者，也有仅凭几篇论文而开宗立派的大家。杨先生修身克己，惜墨如金，文章虽然不多，但篇篇掷地有声。在国内美国史研究还不得不依靠苏联学者和美国左派史家的著作之时，杨先生即已大量利用英文文献。他的《林肯与美国黑人的“解放”》一文写于20多年以前，所用外文资料之丰富，较之今天的许多论文也毫不逊色。《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字数不过4万，征引的文献却多达80余种，每页下端脚注繁复，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充分体现了杨先生掌握文献资料的能力和功夫。捧读这种扎实严谨的文章时，任何在学术上取巧偷懒、想寻求终南捷径的念头都失去了容身之所。上乘文章自是多多益善，但在一个“以字数论英雄”的时代，像杨先生这样“以一当十”的治学之道，反倒值得好好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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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探径集》中的文章，不仅显示了杨先生的学问功力和研究特色，而且包含着深邃的学术思想。我曾写过几句诗来形容杨先生的学术境界：“风云过眼余一笑，今古留心积万言；道悟浑圆成妙笔，身临高岭小群峦。”这绝不是礼节性的颂词，而是要表达我长期近距离观察杨先生治学的感触。虽然他没有专门就某个理论问题发表长篇大论，但从他各类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度。研究历史而取得成就的人何止万千，但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乃是区分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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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对历史和史学有整体性的看法。他承认并且重视历史的相对性，但不赞同相对主义。中国史学家长期讳言历史的相对性，以为它是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谈论这样的问题容易沾染相对主义的嫌疑。但杨先生对相对性的看法，含有很浓厚的辩证法意味。他说，“重视历史的相对性，则会鼓励历史学家去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偏误，不断前进，不断激发自强心、自信心和自尊意识”。他认为，历史学家固然要有客观精神，但纯粹的客观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学术观点的形成，都与作者的“审视角度、学识厚度、社会阅历和思维方法”有密切的联系。这是造成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的主要因素。如果每一代人都能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就能推动史学的不断发展。杨先生同时又看到，如果从相对性走向相对主义，就会导致主观随意性，难免发生“看风转舵”和“曲意编织”的现象。因此，历史学家一定要“慎于判断，力戒主观臆测”。可见，在杨先生的观念中，对历史的相对性的认识，是与既勇于探索、又严谨治学的学风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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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外国史研究，杨先生更有独到的心得。他提出了“中外关系”和“古今关系”这两个在外国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范畴。所谓“中外关系”，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吸收外国史学成果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应不断吸收国外史学家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新知识，特别要注意他们的有价值的史学方法论”；但是，“吸收”必须以“消化”为前提，既不能“唯洋是尊”和“全盘照搬”，也不可“夜郎自大”和“自我封闭”。他将对待外来文化的策略高度概括为“鉴别吸收”四个字。在论及美国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和中国的雷海宗的学术成就时，他都肯定了他们对外来文化“善于鉴别吸收”的长处。他认为，“鉴别吸收”是一种“硬功夫”，首先要“弄懂外国文化”，因为“正确理解是最根本、最起码的条件”；同时又要以本土文化作为参照和根据。对中国学者来说，“鉴别吸收”的目的在于“弘扬本族文化，丰富和提升世界文化”。于是，在外国史研究中如何对待外来资源的问题，就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关系、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前途这样宏大的问题联系起来了。杨先生说的“古今关系”，则是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总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探究、思索和辨析”，今天的历史学家在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必须采取“科学历史主义”的态度。如果“只以当时看法评说古人”，“则历史人情事理十全十美”；如果“只以今人的认识去要求古人”，“则历史皆非”。因此，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理解古人，同时又要保持今人的认识和立场，这样才能“透视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种看法和陈寅恪所说的“心通意会”“了解之同情”的治史心法，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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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杨先生多次谈到比较（对比）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同类事物之间的对比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纵向”和“横向”都须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分析鉴别，去伪存真”。虽然杨先生在有的场合谈到要“加强比较史学的研究”，但他所提倡的“比较”，并不是一个领域，而主要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可以用于包括外交史在内的各种课题研究的方法。他还谈道，要做好“比较”，就“不但要通古今，还须通中外”。可见，比较方法的运用还涉及博与约的关系。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真知灼见，反映了史学的学科内在规定性。实际上，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解释，都离不开比较，只是有时是“显性”比较，有时则是“隐性”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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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径集》的编选中，杨先生特意将几篇史学史论文放在前面，可见他对这些文章是比较看重的。我读《探径集》，对这组文章也尤为喜爱。我以为，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领域的最大创获，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他研究史学史的主要方法，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史家来梳理美国史学演进的脉络。史学史的撰写有多种途径，且各有短长。杨先生的办法是将史家、流派、著作和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各个重要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史家的研究，来解析史学流派的形成、史学思潮的兴替、史学社会功能的变化等问题。他对特纳史学的研究用功最深，也最能反映他的这种研究方法。《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对特纳史学形成的学术渊源和社会背景、特纳史学的社会影响、边疆学派的衰落和适应性发展的论述，大含细入，丝丝入扣，清晰地梳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向。杨先生还特别重视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思想、学术的渊源。他对班克罗夫特史学的论述，以班氏在吸收欧洲文化、继承美国本土思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为重点，探讨了唯一神论、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党人的审视角度对他考察美国历史的影响。在评述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时，杨先生着重阐释了威廉斯思想和新左派的关系，指出了威廉斯思想的复杂性，认为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又有乌托邦主义色彩；威廉斯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立场，在内政上又是胡佛思想的追随者。杨先生这种注重建立不同思想资料之间的事实关联的方法，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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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杨先生同样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史学对社会现实的作用。杨先生认为，历史学家多有为现实服务的主观愿望，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够对社会发挥影响；同时，史学可以为社会所用，对现实具有说明或辩护的功能。他由此提出了评判一个伟大史家的标准：一个史家只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能应答时势、又能启迪未来，才配得上“杰出”二字。实际上，杨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有很强现实关怀的学者。他不仅关注现实，而且主张“学以致用”。在他看来，史学之“用”主要表现在“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史学如不能“致用”，就会导向“历史无用论”。他曾谈到，撰写美国外交史的目的，就是要“应答时势的需要，为有志于研究和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读者服务”，“了解美国对外政策中是如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当然，外国史的“用”之于中国，不能生搬硬套和曲意迎合，而应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加以考虑。例如，他在论述特纳的史学时，“联想到我国广大的西部土地”；但同时又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西部发展，绝不可能走美国“西进运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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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探径集》，还可以感受到杨先生那种深厚的文章修养。他在写作时讲究谋篇布局，注重起承转合，虽经反复运思和不断修改，而全文仍能浑然一体，如一气呵成。他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我以为乃是历史写作的典范之作。全文15000余字，未分节，但段段相属、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并无半点罅隙；开篇如高屋建瓴，气势不凡；结尾则似绕梁琴音，意味绵长。杨先生在遣词造句上也相当考究，或融古文修养与现代意识于一体，或冶学术理念和文学笔法于一炉。他在评论雷海宗的《西洋文化史纲要》时，称《纲要》“点击要人、要事、要文、要书”，一连用了四个“要”字来突出其书的特征，不仅呼应书名，而且凝练中肯；他还恰到好处地借用了“点击”这个网络时代的新词，形象贴切而饶有现代气息。他接着用生花妙笔描述了《纲要》的特色：“从纵向看，所述史实如千条长河倾泻而下，有时奔腾急驰，骇浪拍岩；有时冲过险滩巨坝，迂回转流，一往无前。……从横向看，犹如高山峻岭，万仞沟壑，旷野浩瀚，苍绿无际……”文笔之苍劲，文采之焕然，着实令人叹服；字里行间所赋予读者的想象空间之大，决非一般的文章所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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