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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进行基础条件的建设，主要是图书资料的引进。他们利用各种渠道添置图书资料，长期苦心经营，铢积寸累，使所在单位的外文文献逐渐增加。在南开大学，美国史的图书文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原经济研究所收集的有关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图书，大多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出版物，其中虽不乏有价值的材料，但整体上已经老旧过时；二是1964年美国史研究室成立以后逐渐添置的书籍，目前已达数万册之多。后一部分图书的积累由杨先生启动，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武汉大学、东北师大、山东师大、北京大学等院校的美国史藏书，大多也是老一代学者打下的基础。他们在引进外文图书的同时，发现国内多数研究和教学人员无法接触原文资料，或者不能阅读域外文献，便主持开展了专题性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杨先生就主持编辑过美国外交史、美国内战史和美西战争史等专题的资料集，并写下了富有启发性的引言。于今各地的研究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研究者可以通过许多途径直接获得原文图书和原始资料，这类翻译的资料集似乎不再具有多大的价值；可是，在20余年以前，它们曾经为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可以说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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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艰辛的工作是学术上的探索。老一代学者开始研究时，中国史学界在美国史领域尚无基本的体系。他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立中国学者自己的叙述和解释美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们当时主要借助了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苏联学者的研究；二是美国左派史学家的著作；三是中国史领域的研究取向。老一代学者综合利用这些资源，经过“鉴别吸收”，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构筑了基本的框架。在今天来看，这个框架在理论取向和史实取舍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局限，但是，对90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几代研究者来说，正是这样一个框架提供了学习美国史的门径。收集在《探径集》中的论文，有不少就属于这种构筑框架的类型。例如，关于特纳边疆假说及其影响的论文，关于如何评价林肯的论文，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来说都有“探径”的性质。杨先生还在美国通史的编纂方面耗费了很大的心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他和刘绪贻教授一起主持“美国通史丛书”的编写，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最终完成了一套长达300万字的《美国通史》。在80年代后期，他与人合撰了一本美国史教科书，至今仍是本科教学和研究生考试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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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体的研究领域而言，杨先生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杨先生在斯坦福大学随美国史学名家托马斯·贝利专攻美国外交史，回国以后在这个领域用力颇多。他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外交史上的具体问题，而是致力于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国外交史的基本体系。他之所以选取这种研究路径，据我揣测，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外交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档案文献，如果不能进行档案研究，就难以取得有原创价值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很少有利用美国外交档案的机会，因而“炒剩饭”的现象在外交史领域相当严重。杨先生对这一难点想必是了然于胸的，因此，他没有将专题研究作为重点。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更急迫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和教学体系。杨先生用了多年时间来组织编纂一部美国外交政策史。结合这一工作，他撰写了《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和《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两篇重要论文，阐述他关于美国外交史的框架思想。他从国际关系史上国家利益的运行模式入手，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方式，指出了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做了分期，同时概括了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扩张乃是贯穿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从这一点出发，可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划分为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和全球称霸三个时期；与之相应还有三大政策口号，即孤立主义、“门户开放”和遏制政策。通过这个整体框架，原来那些看似互不相关的政策和史事之间显现了内在的联系，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和演变特点便鲜明地凸显出来了。可见，这个框架不仅完整而自足，而且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奠定了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和教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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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杨先生的论著在思想观点上带有时代的印记，只有将它们置于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学术界，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之间界线模糊，学者们主动或被迫接受流行的政治话语，根据政治观念和政策意图的要求进行学术写作。史学作为现实政治的重要工具，所受的政治影响尤为强烈。而且，苏联的美国史学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中国学者也难免受到感染。因此，这个阶段的美国史论著，通常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80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的特性不断发育成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性也逐渐显现出来。杨先生的论著同样反映了这种变化。《探径集》中有几篇成稿于不同时期的美国史学史论文，从中可以把握时代演进的脉搏。《“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写于1964年，其题旨乃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揭示肯尼迪的“新边疆”的政治含义，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批判倾向；《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问世于80年代初期，虽然评价标准中仍然带有政治因素，但对特纳史学及其学派的得失兴衰的评论，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发表于90年代末期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则从“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观点出发，以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学术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为中心，深入地评说了班克罗夫特的思想和学术，乃是一篇高水平的史学史论文。这也说明，杨先生在学术上和思想上从未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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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建设来说，杨先生在研究人员培养方面所做的工作，与他在学术领域的建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国内最早的美国史研究生导师，培养了若干名硕士和博士，并且初步建立了研究生专业训练的体系。他于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又获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学术影响和个人努力，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气象。80年代前期，他还一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导师。他招生时筛选甚严，奉行宁缺毋滥的原则，所指导的研究生数量不多，但他的学生中有人出国深造，在耶鲁、伯克利和哈佛等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和香港等地执教；在国内高校一些主要的美国史学科点，他的学生大多成为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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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遍布众多高校，这一发展得益于杨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当年筚路蓝缕的开拓。当70年代末恢复研究生制度时，国内多数院校都缺乏研究生教学的经验，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择到论文写作、毕业答辩各个环节，都须从头摸索。我猜想，杨先生当初可能是根据自己早年在国外接受研究生训练的体会，挖掘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经验，凭借“干一番事业”的劲头，在摸索中逐步建立了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体系。杨先生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结合对美国、英国和希腊等国高校历史教育的考察，就研究生培养问题专门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都收录在《探径集》中。在总的指导原则上，他强调要根据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加强基本功的训练，鼓励学生读书、思考和实践，以培养其独立判断的能力，打好学术的基础。他在教学方法上十分重视学生参与和师生对话的互动式教学，特别推许“讨论班”的授课方式。这类意见在今天大抵已是常识，但当年研究生教学尚在草创之际，这样的思考带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开创性。目前，南开的美国史研究生课程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但在教学方法和培养思路上，离杨先生当年的设想似乎还有不小的距离，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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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那一代学者对中国美国史学的开创之功，还表现在学术组织工作和开展国际交流方面。他们发起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对国内的研究资源进行了挖掘和整合，编印了许多资料专辑和图书目录，并在有关院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开展了合作和交流，获得了显著的效益。他们借助对外开放的形势，与国外同行及有关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交流活动相当活跃。杨先生在南开大学曾邀请和接待过数十名欧美知名学者，他自己先后出访过英国、希腊、美国和日本等国，为南开的美国史开辟了对外交流的渠道。90年代初以来，他和另外两名学者一起，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的海外特约编辑，为扩大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中，国际学术交流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举凡资料积累、观念更新、学术规范建设和人员培养各个方面，都从国际学术交流中获得了很多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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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传薪信有后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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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探径集》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来看待中国美国史学的现状，思考美国史研究的未来走向，可以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作为后学，我们应当在老一代学者奠定的基础之上，“取则伐柯”，“薪火相传”，不断推进美国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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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十年中，沿着杨先生等老一代学者铺就的道路，中国的美国史学不断发展，于今已是成果斐然，成为国别史中研究人员众多、论著数量较大、学术活动频繁的一个领域。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专题研究不断深入，资料积累趋于雄厚，学术规范意识日益强烈，这都是十分可喜的进展。但是，面临的挑战同样也不能忽视。现今最突出的问题可能是，较之美国和其他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国际史学界还没有什么地位可言。诚然，史学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才能产生重大成就的学科，而美国史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不过20余年，因而不能对它的水平抱有过高和过急的期待。然则，我们必须着眼于未来，并采取切实可行的策略，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为逐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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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美国史研究的健康稳步的发展，目前仍然很有必要加强学术规范的建设。杨先生虽然没有在他文章中使用“学术规范”一类字眼，但他的很多见解，对于学术规范的建设具有启迪意义。在90年代初期以来的学术规范讨论中，一些美国史研究者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通过十分活跃的学术批评来推动学术规范的建设。学术规范是一套要求学者加以遵循的外在准则，但只有经过学者的理解和实践，逐渐将它内化为一种素质，才能对学术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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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的根本要求在于创新。学术研究在选题、资料、观点和写作各个环节，都要力图出新，要有原创性。在国内研究美国史，创新确实是一件“说时容易做时难”的事情。几乎每个我们想得到的课题，美国史学界都有详尽的研究，相关的史料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并不太大。而且，即使要全面掌握美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也有很大的难度。可见，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如果不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几乎寸步难行。一般说来，历史学家的学识、修养和立场，他所感受到的时代思潮和民族精神，都会对历史的解释和重构发生影响。我们研究美国史的时候，在“还原”历史“情境”的基础上，如果能借助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对中国现实的观照所形成的视角，便有可能提出不同于美国学者的解释，发现他们所未能或不可能发现的意义。当然，追求“中国特色”并非刻意标新立异，而是要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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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和技术性规范等方面的问题也须重视。对前人的研究不够尊重，甚或剽窃和抄袭他人的成果，这类严重的违规行为在美国史领域早已屡见不鲜。除直接抄袭中文论著外，还有一些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的手法，如还将外文文献的有关论述加以编译和缩写，置于自己的文章中而不加注释；或将转引自外文论著中的资料伪装成直接引用。可见，外国史研究者尤应分清正当引用和故意抄袭之间的差别，要通过严格的道德自律和正当的学术批评，来对付各种形式的剽窃和抄袭。完善技术规范也是一项紧迫的工作，因为技术规范乃是推动学术创新、防范抄袭剽窃的有力工具。从研究、写作、审稿、发表到评价各个环节，都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技术规范。现在人们谈论学术规范，经常是以美国为参照。美国学术虽然没有欧洲那么久远的传统，但在技术规范方面却有比较系统的建树，特别是在引文、注释、参考书目和索引编制方面，确有其长处。80年代以来留美学人甚多，为引进美国的学术规范开通了渠道。美国史研究者接触美国学术的机会相对较多，理当在这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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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美国史学的最新进展，通过“鉴别吸收”而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美国史研究具有一个突出的特殊性，就是美国史学界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十分发达，新成果层出不穷，给人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的感觉，如果不密切关注美国史学的新动向，我们的研究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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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史学领域发生的变化真称得上“日新月异”。新课题、新方法不断出现，观点和解释更趋多样化；社会史早已成为主流，政治史处于复兴之中，叙事性重新受到重视；专题研究向纵深发展，宏观综合也略见起色。某些前沿领域的进展尤其引人注目。妇女史的影响不断扩大，“社会性别”（gender）成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畴。文化史越来越成为一股热潮，不少学者运用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的各种理论，把文化现象作为文本进行研究，解读其中反映的大众生活经验，“形象”（image）、“话语”（discourse）、“表现”（representation）、“想象”（imagination）、“记忆”（memory）等概念，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另外，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思想史领域受到更大的关注，社会现实通过语言而被理解和体验的方式、意义的产生和传播、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交流方式如何反映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体验等等，都是十分新潮的课题。同时，国际化也是一种新的趋势，历史学家热烈讨论民族国家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以国家来划分历史的边界是否可取？国家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封闭的和排他的历史分析单位？民族立场在历史解释中具有何种地位？不少学者倡导打破美国例外论或美国中心论，努力从比较和国际的视野来看待美国史，注重美国历史和其他国家历史的关系，主张在更大的范围、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美国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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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美国史学的最新发展，我们要有一种“辩证”的眼光。如果不停地追随美国史学的前沿趋势，不仅难以赶上，而且有“邯郸学步”的风险；如果对新的研究动向漠然置之，又会陷入“不知有汉”的隔绝状态。这两种倾向都要力加避免。杨先生在《探径集》中多处谈到了解外国史学进展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引进”“消化”和“对比”的办法，“为我所用”，达到创新的目的。对待美国史学的新成果，也应采取这种态度和策略。另外，日本、德国、法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美国史研究，各有其独到的地方，如果对此有一定的了解，也肯定有益于我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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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取向也有调整的余地。杨先生反复强调“学以致用”，其中自有深意；但我觉得，“纯学术”的研究也应受到重视。中国历来要求学术为现实服务，“无用”之学受到讥诮和鄙弃，没有形成纯粹求智的传统。一个社会无疑需要一批关注现实、直接介入社会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可以发挥快速的、直接的现实功用；然而，纯粹追求知识和智慧的研究，则代表着一个社会对知识和智慧的热爱程度，可以检验人类发挥自己才智的限度。美国史长期被定位为直接服务于现实的学科，学者们和社会都以此为预期，因而现实关怀主导着选题的取向。统观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趋势：20世纪美国史较受重视，与中国的现实有着某种相似性或相关性的课题受到关注，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而早期史相对受到冷落，社会史和文化史也较少有人涉足。另外，各种研究基金的选题指南就像一个巨大的磁极，将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与现实有关的问题。但是，美国史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有着自己的体系和内在要求，如果完全按照现实需要来确定选题，就会影响这个学科的学术性的成长，制约研究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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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题的层次来说，我们要坚持以专题研究为重点。杨先生在《探径集》中谈到了“资料—专题—通史（或专史）”的研究程序，主张从资料积累入手，多做专题研究，在大量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再对某一领域进行宏观综合。这是一条符合史学特性的合理的学术路径。近年来，专题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形势甚为可喜。从史学的特性来看，只有在专题研究方面有了深厚的积累，才能谈得上宏观综合；就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发展而言，也只有先在某一点上做过精深的研究，才可以驾驭较大题目。美国史学界固然存在过度专题化的问题，国内学者经常批评他们“见木不见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绕过专题研究来进行宏观综合。如果连“木”都看不清，又何谈“见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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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的利用也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现在，获取文献资料和信息的途径大为开阔，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完全有可能改变原来那种片面依靠第二手文献进行研究的局面，消除论文无“论”、专著不“专”的现象。但是，在此同时又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要对外来文献进行鉴别和选择，要利用学术价值更高的文献；还要不为资料所困，不能犯堆砌资料的毛病。在这点上，我觉得有必要重温杨先生说过的话：“目前我们在材料上尚不足与外国学者相比量”，故不能片面追求资料的数量，“不能为资料而资料”，而要“加倍审慎精思，尽力在准确上下功夫”；如果资料很丰富，必须提防钻进资料堆里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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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花大气力提高历史写作的水平。杨先生不仅自己深得文章三昧，而且强调写作的重要性，认为，“文史虽然分家了，但治史者不应不重视著作的文采”。实际上，中国和欧洲的传统史学原本注重写作，在文史不分的时代尤其如此。美国史学家当中也不乏一流的文章高手。乔治·班克罗夫特那部卷帙浩繁的《美国史》，虽然在学术上早已失去了光泽，但其文采斐然的叙事，于今读来依然琅琅上口；丹尼尔·布尔斯廷的文学派笔法，对读者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随着史学日益向社会科学靠拢，人文色彩不断淡化，研究者的写作能力也有所下降，许多论著读来味同嚼蜡。历史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文笔问题，其首要的要求乃是准确和清晰，因而与资料、思想和方法等环节相辅相成，也涉及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文理文气各个方面。历史写作需要专门的训练，需要与基本功、方法和理论的训练同步进行。中国学者的美国史论著，如果通篇充满欧化的语言、生硬的概念和枯燥的表述，如何能够赢得读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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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训练更关系到美国史研究的未来，因而必须加强。按理说，研究某国历史的学者，最好要到所研究的对象国去深造；可是，1980年以来赴美的留学生学成后大多没有归国，在国内从事研究的人则主要靠国内高校自己培养。如果不把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提到关乎中国美国史学兴衰的高度加以重视，这个学科的前景是甚可担忧的。美国史领域的研究生教育从70年代末起步，至今已有20多年的积累，杨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和后来的几代教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过，欧美国家在史学专业训练方面已有百余年的经验，相形之下，中国在史学训练的体系和方法上都不够成熟。高校办学大多以研究为重，不甚重视教学，加上研究生培养的体制很不合理，资源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学术训练上存在许多局限，故需要大力加以改进。首先，培养体制需要调整，改变硕士、博士培养脱节的状况，以增强学术训练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其次，要建设系统而合理的课程体系，突出研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加强理论和方法的训练。第三，要改进教学方法，杨先生倡导的“讨论班”和“对话式”教学，仍然不失为有效的方法。第四，要通过多种渠道设立博士论文研究基金，使博士生有可能获得较多的研究资源。第五，要重视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从美国史学科的现状看来，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具备解读原始文献的能力、富有从事档案研究的经验、具有敏锐的学术悟性和熟练掌握写作技能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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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的美国史学要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形成“特色”。原初形态的历史乃是不可移易的“客观实在”，但由于这个“客观实在”具有不可再现、不可直观验证的特点，故历史学家对它的重建就必定是多角度、多侧面和多层次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处于不同时代的学者，都拥有很大的创新的空间。只要能够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理，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在处理好现实需要和学术特性的关系的前提下，加强资源积累，拓展研究领域，充分占有资料，深化专题研究，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中国的美国史学一定能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有影响的学科，杨先生等前辈学者所期盼并为之奋斗的局面，就一定能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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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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