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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美国史研究的健康稳步的发展，目前仍然很有必要加强学术规范的建设。杨先生虽然没有在他文章中使用“学术规范”一类字眼，但他的很多见解，对于学术规范的建设具有启迪意义。在90年代初期以来的学术规范讨论中，一些美国史研究者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通过十分活跃的学术批评来推动学术规范的建设。学术规范是一套要求学者加以遵循的外在准则，但只有经过学者的理解和实践，逐渐将它内化为一种素质，才能对学术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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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的根本要求在于创新。学术研究在选题、资料、观点和写作各个环节，都要力图出新，要有原创性。在国内研究美国史，创新确实是一件“说时容易做时难”的事情。几乎每个我们想得到的课题，美国史学界都有详尽的研究，相关的史料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并不太大。而且，即使要全面掌握美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也有很大的难度。可见，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如果不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就几乎寸步难行。一般说来，历史学家的学识、修养和立场，他所感受到的时代思潮和民族精神，都会对历史的解释和重构发生影响。我们研究美国史的时候，在“还原”历史“情境”的基础上，如果能借助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对中国现实的观照所形成的视角，便有可能提出不同于美国学者的解释，发现他们所未能或不可能发现的意义。当然，追求“中国特色”并非刻意标新立异，而是要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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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和技术性规范等方面的问题也须重视。对前人的研究不够尊重，甚或剽窃和抄袭他人的成果，这类严重的违规行为在美国史领域早已屡见不鲜。除直接抄袭中文论著外，还有一些更隐蔽、更具有欺骗性的手法，如还将外文文献的有关论述加以编译和缩写，置于自己的文章中而不加注释；或将转引自外文论著中的资料伪装成直接引用。可见，外国史研究者尤应分清正当引用和故意抄袭之间的差别，要通过严格的道德自律和正当的学术批评，来对付各种形式的剽窃和抄袭。完善技术规范也是一项紧迫的工作，因为技术规范乃是推动学术创新、防范抄袭剽窃的有力工具。从研究、写作、审稿、发表到评价各个环节，都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技术规范。现在人们谈论学术规范，经常是以美国为参照。美国学术虽然没有欧洲那么久远的传统，但在技术规范方面却有比较系统的建树，特别是在引文、注释、参考书目和索引编制方面，确有其长处。80年代以来留美学人甚多，为引进美国的学术规范开通了渠道。美国史研究者接触美国学术的机会相对较多，理当在这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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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美国史学的最新进展，通过“鉴别吸收”而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美国史研究具有一个突出的特殊性，就是美国史学界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十分发达，新成果层出不穷，给人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的感觉，如果不密切关注美国史学的新动向，我们的研究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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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史学领域发生的变化真称得上“日新月异”。新课题、新方法不断出现，观点和解释更趋多样化；社会史早已成为主流，政治史处于复兴之中，叙事性重新受到重视；专题研究向纵深发展，宏观综合也略见起色。某些前沿领域的进展尤其引人注目。妇女史的影响不断扩大，“社会性别”（gender）成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畴。文化史越来越成为一股热潮，不少学者运用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的各种理论，把文化现象作为文本进行研究，解读其中反映的大众生活经验，“形象”（image）、“话语”（discourse）、“表现”（representation）、“想象”（imagination）、“记忆”（memory）等概念，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另外，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思想史领域受到更大的关注，社会现实通过语言而被理解和体验的方式、意义的产生和传播、交流方式的变化，以及交流方式如何反映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体验等等，都是十分新潮的课题。同时，国际化也是一种新的趋势，历史学家热烈讨论民族国家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以国家来划分历史的边界是否可取？国家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封闭的和排他的历史分析单位？民族立场在历史解释中具有何种地位？不少学者倡导打破美国例外论或美国中心论，努力从比较和国际的视野来看待美国史，注重美国历史和其他国家历史的关系，主张在更大的范围、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美国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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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美国史学的最新发展，我们要有一种“辩证”的眼光。如果不停地追随美国史学的前沿趋势，不仅难以赶上，而且有“邯郸学步”的风险；如果对新的研究动向漠然置之，又会陷入“不知有汉”的隔绝状态。这两种倾向都要力加避免。杨先生在《探径集》中多处谈到了解外国史学进展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引进”“消化”和“对比”的办法，“为我所用”，达到创新的目的。对待美国史学的新成果，也应采取这种态度和策略。另外，日本、德国、法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美国史研究，各有其独到的地方，如果对此有一定的了解，也肯定有益于我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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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取向也有调整的余地。杨先生反复强调“学以致用”，其中自有深意；但我觉得，“纯学术”的研究也应受到重视。中国历来要求学术为现实服务，“无用”之学受到讥诮和鄙弃，没有形成纯粹求智的传统。一个社会无疑需要一批关注现实、直接介入社会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可以发挥快速的、直接的现实功用；然而，纯粹追求知识和智慧的研究，则代表着一个社会对知识和智慧的热爱程度，可以检验人类发挥自己才智的限度。美国史长期被定位为直接服务于现实的学科，学者们和社会都以此为预期，因而现实关怀主导着选题的取向。统观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趋势：20世纪美国史较受重视，与中国的现实有着某种相似性或相关性的课题受到关注，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而早期史相对受到冷落，社会史和文化史也较少有人涉足。另外，各种研究基金的选题指南就像一个巨大的磁极，将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与现实有关的问题。但是，美国史和其他史学领域一样，有着自己的体系和内在要求，如果完全按照现实需要来确定选题，就会影响这个学科的学术性的成长，制约研究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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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题的层次来说，我们要坚持以专题研究为重点。杨先生在《探径集》中谈到了“资料—专题—通史（或专史）”的研究程序，主张从资料积累入手，多做专题研究，在大量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再对某一领域进行宏观综合。这是一条符合史学特性的合理的学术路径。近年来，专题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形势甚为可喜。从史学的特性来看，只有在专题研究方面有了深厚的积累，才能谈得上宏观综合；就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发展而言，也只有先在某一点上做过精深的研究，才可以驾驭较大题目。美国史学界固然存在过度专题化的问题，国内学者经常批评他们“见木不见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绕过专题研究来进行宏观综合。如果连“木”都看不清，又何谈“见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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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的利用也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现在，获取文献资料和信息的途径大为开阔，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完全有可能改变原来那种片面依靠第二手文献进行研究的局面，消除论文无“论”、专著不“专”的现象。但是，在此同时又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要对外来文献进行鉴别和选择，要利用学术价值更高的文献；还要不为资料所困，不能犯堆砌资料的毛病。在这点上，我觉得有必要重温杨先生说过的话：“目前我们在材料上尚不足与外国学者相比量”，故不能片面追求资料的数量，“不能为资料而资料”，而要“加倍审慎精思，尽力在准确上下功夫”；如果资料很丰富，必须提防钻进资料堆里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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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花大气力提高历史写作的水平。杨先生不仅自己深得文章三昧，而且强调写作的重要性，认为，“文史虽然分家了，但治史者不应不重视著作的文采”。实际上，中国和欧洲的传统史学原本注重写作，在文史不分的时代尤其如此。美国史学家当中也不乏一流的文章高手。乔治·班克罗夫特那部卷帙浩繁的《美国史》，虽然在学术上早已失去了光泽，但其文采斐然的叙事，于今读来依然琅琅上口；丹尼尔·布尔斯廷的文学派笔法，对读者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随着史学日益向社会科学靠拢，人文色彩不断淡化，研究者的写作能力也有所下降，许多论著读来味同嚼蜡。历史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文笔问题，其首要的要求乃是准确和清晰，因而与资料、思想和方法等环节相辅相成，也涉及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文理文气各个方面。历史写作需要专门的训练，需要与基本功、方法和理论的训练同步进行。中国学者的美国史论著，如果通篇充满欧化的语言、生硬的概念和枯燥的表述，如何能够赢得读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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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训练更关系到美国史研究的未来，因而必须加强。按理说，研究某国历史的学者，最好要到所研究的对象国去深造；可是，1980年以来赴美的留学生学成后大多没有归国，在国内从事研究的人则主要靠国内高校自己培养。如果不把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提到关乎中国美国史学兴衰的高度加以重视，这个学科的前景是甚可担忧的。美国史领域的研究生教育从70年代末起步，至今已有20多年的积累，杨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和后来的几代教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过，欧美国家在史学专业训练方面已有百余年的经验，相形之下，中国在史学训练的体系和方法上都不够成熟。高校办学大多以研究为重，不甚重视教学，加上研究生培养的体制很不合理，资源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学术训练上存在许多局限，故需要大力加以改进。首先，培养体制需要调整，改变硕士、博士培养脱节的状况，以增强学术训练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其次，要建设系统而合理的课程体系，突出研究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加强理论和方法的训练。第三，要改进教学方法，杨先生倡导的“讨论班”和“对话式”教学，仍然不失为有效的方法。第四，要通过多种渠道设立博士论文研究基金，使博士生有可能获得较多的研究资源。第五，要重视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从美国史学科的现状看来，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具备解读原始文献的能力、富有从事档案研究的经验、具有敏锐的学术悟性和熟练掌握写作技能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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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的美国史学要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形成“特色”。原初形态的历史乃是不可移易的“客观实在”，但由于这个“客观实在”具有不可再现、不可直观验证的特点，故历史学家对它的重建就必定是多角度、多侧面和多层次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处于不同时代的学者，都拥有很大的创新的空间。只要能够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理，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在处理好现实需要和学术特性的关系的前提下，加强资源积累，拓展研究领域，充分占有资料，深化专题研究，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中国的美国史学一定能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有影响的学科，杨先生等前辈学者所期盼并为之奋斗的局面，就一定能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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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写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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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杨生茂教授已于2010年5月4日去世，《探径集》就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本书。我的这篇文章中难免有出于师生情谊的“溢美之词”，但本意是想借评论《探径集》来回顾前辈学者（除杨先生外，还有刘绪贻、黄绍湘、丁则民、刘祚昌、邓蜀生等先生）对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所做的努力。杨先生那一代人的作用，确实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路，在路不通的地方架桥，在爬不上去的地方甘作人梯。如果没有他们留下的路、桥和梯子，我们今天不可能走得这样远。对于他们当年的著述，我们不宜以当前的学术标准和政治取向来评判。中国学术讲究传统和传承，理解和尊重前辈学者所做的工作，更有助于我们寻找未来的路径。最近十余年，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同国外学术界交流的机会不断增多，对国际史学进展的了解也更及时和更清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萌发了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愿望，期待中国学者的论著能引起美国史学界的重视。但是，愿望终究不能代替实际。我们的美国史研究仍处在逐渐积累和缓慢提升的过程中，要进入国际学术前沿，还须假以时日，需要若干代学者继续做“铺路架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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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记于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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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该书为“南开史学家论丛”首辑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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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探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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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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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对美国史学抱有兴趣，希望从中为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找到一些参照和启发，偶有所感，便不揣谫陋，写成文章。有时接受朋友的委托，也写一点评论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文字。过了若干年，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有些积累，可以勉强编成一本小书。承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岳秀坤博士的美意，肯将这些文章结集付梓。我不敢断定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是想借助这一工作，梳理一下自己对美国史研究趋向的粗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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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旧作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记得作家沈从文曾在《边城》上做过一条批注，大意是说，再读自己的文字，甚感“无聊”，原本应当写得更好一些。我想，很多人在翻阅自己从前的文章时，可能都会生出这种纠结的心情。这次为了编这本集子，我不得不把每篇文章一读再读，我的感受何止是“无聊”，简直可以说备受煎熬。从这些文章中，我看出了自己的孤陋寡闻，也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肤浅平庸，有时甚至不敢相信，这样“无聊”的东西竟然是出于自己的笔下。当然，从乐观的方面来看，能以“今日之我”来非“昨日之我”，说明自己在学业上还没有止步不前。可是，对此究竟是应该感到安慰还是沮丧，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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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各篇文章都是发表过的，这次我没有在结构和观点上做大的调整，主要是修改和润饰了文字，统一了注释体例，增补了一些材料，并改动了几篇的标题。其中《种族问题与美国史学》一篇，曾收入《隔岸观景》，这次用的是保留了注释的版本；《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及其启示》在《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刊出时，标题作“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第三节也被删掉，这次收入的是完整的原稿；我还给它加了一个“附记”，以评介贝林近期的研究及其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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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篇文章在最初写作和发表的时候，都曾得到过师友的帮助，这里尤其要感谢以下人士：蔡萌、曹鸿、伯纳德·贝林、陈恒、陈新、丁见民、董瑜、埃里克·方纳、高春常、韩铁、何顺果、侯俊杰、胡国成、黄安年、黄黉、刘北成、刘德斌、刘青、彭刚、盛嘉、宋鸥、滕延海、王立新、王希、王晓德、王禹、魏红霞、戈登·伍德、杨玉圣、原祖杰、张聪、赵虹、赵梅、赵学功、周祥森、迈克尔·朱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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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的整理和修订是在湖南常德做完的。其时湘中高温干旱，一连四十余天骄阳似火，滴雨未降，传为数十年来所仅见。天气固然酷热难当，但我躲在亲戚家的空调房内，埋头编书和改稿，倒也不觉得日子难熬。而且，每日饮食有内人照料，不时还与早年同窗小聚，傍晚时分偶到沅水岸边的诗墙下散步，观赏辽阔江天之间明丽绚烂的晚霞。于是，这本小书就具备了另一层纪念意义，让我记住这个在老家度过的愉快而充实的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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