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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早年熟读经籍，打下了厚实的旧学基础；后入燕京大学就读，不久又负笈远赴美国，浸淫“西学”有年。中西教育的合璧，造就了他在治学功力上的突出优势。他的文章不仅知识和思想含量丰富，而且文字典雅凝练，值得反复诵读。他对历史文献的掌握，对美国史事的了解，对文章之法的运用，更令后学满怀仰止之感。我不禁联想，杨先生若治国史，以他的学问功力，必成一代大家。他在美国史领域虽然卓有建树，但终因政治环境、整体学术条件和外国史的特殊困难等因素的制约，其才华未得充分施展。不过，反过来看，如果杨先生果真去研究中国史，美国史这个领域就会缺少一位奠基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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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今许多高产的学者相比，杨先生在著述上并不以量多见称。他主编了一些大部头著作，但个人论著并不多，而且多数是他在60岁以后的作品。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落笔，这固然影响了论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他在盛年遭遇社会动荡和政治纷扰，能用于治学的有效时间，真可谓少之又少；当他能安心开展学术工作的时候，却已经进入了多病的老年，他虽然老当益壮，争分夺秒，但终究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在《探径集》的前言中写道：“解放后，主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1964年。……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这近10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2]在这种淡然的语气中，究竟包含着多少辛酸、无奈和惋惜，外人可能难以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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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论著的数量只是检验学术成就的一个指标，而且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在美国史学史上，有因著作等身而成名的学者，也有仅凭几篇论文而开宗立派的大家。杨先生修身克己，惜墨如金，文章虽然不多，但篇篇掷地有声。在国内美国史研究还不得不依靠苏联学者和美国左派史家的著作之时，杨先生即已大量利用英文文献。他的《林肯与美国黑人的“解放”》一文写于20多年以前，所用外文资料之丰富，较之今天的许多论文也毫不逊色。《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字数不过4万，征引的文献却多达80余种，每页下端脚注繁复，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充分体现了杨先生掌握文献资料的能力和功夫。捧读这种扎实严谨的文章时，任何在学术上取巧偷懒、想寻求终南捷径的念头都失去了容身之所。上乘文章自是多多益善，但在一个“以字数论英雄”的时代，像杨先生这样“以一当十”的治学之道，反倒值得好好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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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探径集》中的文章，不仅显示了杨先生的学问功力和研究特色，而且包含着深邃的学术思想。我曾写过几句诗来形容杨先生的学术境界：“风云过眼余一笑，今古留心积万言；道悟浑圆成妙笔，身临高岭小群峦。”这绝不是礼节性的颂词，而是要表达我长期近距离观察杨先生治学的感触。虽然他没有专门就某个理论问题发表长篇大论，但从他各类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度。研究历史而取得成就的人何止万千，但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乃是区分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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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对历史和史学有整体性的看法。他承认并且重视历史的相对性，但不赞同相对主义。中国史学家长期讳言历史的相对性，以为它是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谈论这样的问题容易沾染相对主义的嫌疑。但杨先生对相对性的看法，含有很浓厚的辩证法意味。他说，“重视历史的相对性，则会鼓励历史学家去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偏误，不断前进，不断激发自强心、自信心和自尊意识”。他认为，历史学家固然要有客观精神，但纯粹的客观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学术观点的形成，都与作者的“审视角度、学识厚度、社会阅历和思维方法”有密切的联系。这是造成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的主要因素。如果每一代人都能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就能推动史学的不断发展。杨先生同时又看到，如果从相对性走向相对主义，就会导致主观随意性，难免发生“看风转舵”和“曲意编织”的现象。因此，历史学家一定要“慎于判断，力戒主观臆测”。可见，在杨先生的观念中，对历史的相对性的认识，是与既勇于探索、又严谨治学的学风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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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外国史研究，杨先生更有独到的心得。他提出了“中外关系”和“古今关系”这两个在外国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范畴。所谓“中外关系”，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如何吸收外国史学成果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应不断吸收国外史学家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新知识，特别要注意他们的有价值的史学方法论”；但是，“吸收”必须以“消化”为前提，既不能“唯洋是尊”和“全盘照搬”，也不可“夜郎自大”和“自我封闭”。他将对待外来文化的策略高度概括为“鉴别吸收”四个字。在论及美国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和中国的雷海宗的学术成就时，他都肯定了他们对外来文化“善于鉴别吸收”的长处。他认为，“鉴别吸收”是一种“硬功夫”，首先要“弄懂外国文化”，因为“正确理解是最根本、最起码的条件”；同时又要以本土文化作为参照和根据。对中国学者来说，“鉴别吸收”的目的在于“弘扬本族文化，丰富和提升世界文化”。于是，在外国史研究中如何对待外来资源的问题，就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关系、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前途这样宏大的问题联系起来了。杨先生说的“古今关系”，则是一切历史研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他认为，“历史总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探究、思索和辨析”，今天的历史学家在面对遥远的过去时，必须采取“科学历史主义”的态度。如果“只以当时看法评说古人”，“则历史人情事理十全十美”；如果“只以今人的认识去要求古人”，“则历史皆非”。因此，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理解古人，同时又要保持今人的认识和立场，这样才能“透视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种看法和陈寅恪所说的“心通意会”“了解之同情”的治史心法，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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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杨先生多次谈到比较（对比）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同类事物之间的对比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纵向”和“横向”都须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分析鉴别，去伪存真”。虽然杨先生在有的场合谈到要“加强比较史学的研究”，但他所提倡的“比较”，并不是一个领域，而主要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可以用于包括外交史在内的各种课题研究的方法。他还谈道，要做好“比较”，就“不但要通古今，还须通中外”。可见，比较方法的运用还涉及博与约的关系。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真知灼见，反映了史学的学科内在规定性。实际上，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解释，都离不开比较，只是有时是“显性”比较，有时则是“隐性”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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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径集》的编选中，杨先生特意将几篇史学史论文放在前面，可见他对这些文章是比较看重的。我读《探径集》，对这组文章也尤为喜爱。我以为，杨先生在美国史学史领域的最大创获，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他研究史学史的主要方法，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史家来梳理美国史学演进的脉络。史学史的撰写有多种途径，且各有短长。杨先生的办法是将史家、流派、著作和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各个重要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史家的研究，来解析史学流派的形成、史学思潮的兴替、史学社会功能的变化等问题。他对特纳史学的研究用功最深，也最能反映他的这种研究方法。《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对特纳史学形成的学术渊源和社会背景、特纳史学的社会影响、边疆学派的衰落和适应性发展的论述，大含细入，丝丝入扣，清晰地梳理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向。杨先生还特别重视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以及思想、学术的渊源。他对班克罗夫特史学的论述，以班氏在吸收欧洲文化、继承美国本土思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为重点，探讨了唯一神论、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党人的审视角度对他考察美国历史的影响。在评述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时，杨先生着重阐释了威廉斯思想和新左派的关系，指出了威廉斯思想的复杂性，认为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又有乌托邦主义色彩；威廉斯对美国外交政策持批评立场，在内政上又是胡佛思想的追随者。杨先生这种注重建立不同思想资料之间的事实关联的方法，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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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杨先生同样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史学对社会现实的作用。杨先生认为，历史学家多有为现实服务的主观愿望，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够对社会发挥影响；同时，史学可以为社会所用，对现实具有说明或辩护的功能。他由此提出了评判一个伟大史家的标准：一个史家只有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能应答时势、又能启迪未来，才配得上“杰出”二字。实际上，杨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有很强现实关怀的学者。他不仅关注现实，而且主张“学以致用”。在他看来，史学之“用”主要表现在“温故知新、应答现实和启迪未来”；史学如不能“致用”，就会导向“历史无用论”。他曾谈到，撰写美国外交史的目的，就是要“应答时势的需要，为有志于研究和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读者服务”，“了解美国对外政策中是如何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当然，外国史的“用”之于中国，不能生搬硬套和曲意迎合，而应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加以考虑。例如，他在论述特纳的史学时，“联想到我国广大的西部土地”；但同时又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西部发展，绝不可能走美国“西进运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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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探径集》，还可以感受到杨先生那种深厚的文章修养。他在写作时讲究谋篇布局，注重起承转合，虽经反复运思和不断修改，而全文仍能浑然一体，如一气呵成。他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一文，我以为乃是历史写作的典范之作。全文15000余字，未分节，但段段相属、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并无半点罅隙；开篇如高屋建瓴，气势不凡；结尾则似绕梁琴音，意味绵长。杨先生在遣词造句上也相当考究，或融古文修养与现代意识于一体，或冶学术理念和文学笔法于一炉。他在评论雷海宗的《西洋文化史纲要》时，称《纲要》“点击要人、要事、要文、要书”，一连用了四个“要”字来突出其书的特征，不仅呼应书名，而且凝练中肯；他还恰到好处地借用了“点击”这个网络时代的新词，形象贴切而饶有现代气息。他接着用生花妙笔描述了《纲要》的特色：“从纵向看，所述史实如千条长河倾泻而下，有时奔腾急驰，骇浪拍岩；有时冲过险滩巨坝，迂回转流，一往无前。……从横向看，犹如高山峻岭，万仞沟壑，旷野浩瀚，苍绿无际……”文笔之苍劲，文采之焕然，着实令人叹服；字里行间所赋予读者的想象空间之大，决非一般的文章所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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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二、“架桥铺路”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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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探径集》时，我不由得想到杨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在中国美国史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杨先生曾谈道：“我这辈人只能起一种架桥和铺路的作用。假如美国研究需要几代人努力方能攀上峰巅的话，我辈人恐怕正是人梯的最底层。”这段话固然带有自谦的意味，但也确实形象而精当地点出了老一代学者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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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以前，用中文出版的美国史书籍大多是翻译或编译的作品。那时大学里的外国史教学，大抵以“西洋史”为主；美国这种“年轻的国家”，通常被认为没有“历史”可言，专门的研究人员甚少，研究性的论著自然成了凤毛麟角。在20世纪40、50年代，杨先生这一代学者大多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因时顺势地成为国内高校美国史学科的创建者和探路人。他们当时没有什么本土资源可以借助，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开始进行学科的建设，做了许多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架桥和铺路”，中国的美国史学就不可能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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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进行基础条件的建设，主要是图书资料的引进。他们利用各种渠道添置图书资料，长期苦心经营，铢积寸累，使所在单位的外文文献逐渐增加。在南开大学，美国史的图书文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原经济研究所收集的有关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图书，大多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出版物，其中虽不乏有价值的材料，但整体上已经老旧过时；二是1964年美国史研究室成立以后逐渐添置的书籍，目前已达数万册之多。后一部分图书的积累由杨先生启动，经过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武汉大学、东北师大、山东师大、北京大学等院校的美国史藏书，大多也是老一代学者打下的基础。他们在引进外文图书的同时，发现国内多数研究和教学人员无法接触原文资料，或者不能阅读域外文献，便主持开展了专题性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杨先生就主持编辑过美国外交史、美国内战史和美西战争史等专题的资料集，并写下了富有启发性的引言。于今各地的研究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研究者可以通过许多途径直接获得原文图书和原始资料，这类翻译的资料集似乎不再具有多大的价值；可是，在20余年以前，它们曾经为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可以说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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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艰辛的工作是学术上的探索。老一代学者开始研究时，中国史学界在美国史领域尚无基本的体系。他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立中国学者自己的叙述和解释美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们当时主要借助了三个方面的资源：一是苏联学者的研究；二是美国左派史学家的著作；三是中国史领域的研究取向。老一代学者综合利用这些资源，经过“鉴别吸收”，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构筑了基本的框架。在今天来看，这个框架在理论取向和史实取舍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局限，但是，对90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几代研究者来说，正是这样一个框架提供了学习美国史的门径。收集在《探径集》中的论文，有不少就属于这种构筑框架的类型。例如，关于特纳边疆假说及其影响的论文，关于如何评价林肯的论文，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来说都有“探径”的性质。杨先生还在美国通史的编纂方面耗费了很大的心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他和刘绪贻教授一起主持“美国通史丛书”的编写，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最终完成了一套长达300万字的《美国通史》。在80年代后期，他与人合撰了一本美国史教科书，至今仍是本科教学和研究生考试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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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体的研究领域而言，杨先生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杨先生在斯坦福大学随美国史学名家托马斯·贝利专攻美国外交史，回国以后在这个领域用力颇多。他研究的重点并不是外交史上的具体问题，而是致力于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国外交史的基本体系。他之所以选取这种研究路径，据我揣测，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外交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档案文献，如果不能进行档案研究，就难以取得有原创价值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很少有利用美国外交档案的机会，因而“炒剩饭”的现象在外交史领域相当严重。杨先生对这一难点想必是了然于胸的，因此，他没有将专题研究作为重点。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更急迫的事情是建立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和教学体系。杨先生用了多年时间来组织编纂一部美国外交政策史。结合这一工作，他撰写了《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和《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两篇重要论文，阐述他关于美国外交史的框架思想。他从国际关系史上国家利益的运行模式入手，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方式，指出了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做了分期，同时概括了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扩张乃是贯穿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线，从这一点出发，可将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划分为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和全球称霸三个时期；与之相应还有三大政策口号，即孤立主义、“门户开放”和遏制政策。通过这个整体框架，原来那些看似互不相关的政策和史事之间显现了内在的联系，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和演变特点便鲜明地凸显出来了。可见，这个框架不仅完整而自足，而且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奠定了国内美国外交史研究和教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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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杨先生的论著在思想观点上带有时代的印记，只有将它们置于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学术界，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之间界线模糊，学者们主动或被迫接受流行的政治话语，根据政治观念和政策意图的要求进行学术写作。史学作为现实政治的重要工具，所受的政治影响尤为强烈。而且，苏联的美国史学具有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中国学者也难免受到感染。因此，这个阶段的美国史论著，通常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80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的特性不断发育成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性也逐渐显现出来。杨先生的论著同样反映了这种变化。《探径集》中有几篇成稿于不同时期的美国史学史论文，从中可以把握时代演进的脉搏。《“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写于1964年，其题旨乃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揭示肯尼迪的“新边疆”的政治含义，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批判倾向；《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问世于80年代初期，虽然评价标准中仍然带有政治因素，但对特纳史学及其学派的得失兴衰的评论，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发表于90年代末期的《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则从“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观点出发，以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学术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为中心，深入地评说了班克罗夫特的思想和学术，乃是一篇高水平的史学史论文。这也说明，杨先生在学术上和思想上从未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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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建设来说，杨先生在研究人员培养方面所做的工作，与他在学术领域的建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国内最早的美国史研究生导师，培养了若干名硕士和博士，并且初步建立了研究生专业训练的体系。他于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又获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学术影响和个人努力，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气象。80年代前期，他还一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导师。他招生时筛选甚严，奉行宁缺毋滥的原则，所指导的研究生数量不多，但他的学生中有人出国深造，在耶鲁、伯克利和哈佛等美国名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和香港等地执教；在国内高校一些主要的美国史学科点，他的学生大多成为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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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遍布众多高校，这一发展得益于杨先生等老一代学者当年筚路蓝缕的开拓。当70年代末恢复研究生制度时，国内多数院校都缺乏研究生教学的经验，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择到论文写作、毕业答辩各个环节，都须从头摸索。我猜想，杨先生当初可能是根据自己早年在国外接受研究生训练的体会，挖掘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经验，凭借“干一番事业”的劲头，在摸索中逐步建立了美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体系。杨先生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结合对美国、英国和希腊等国高校历史教育的考察，就研究生培养问题专门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都收录在《探径集》中。在总的指导原则上，他强调要根据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加强基本功的训练，鼓励学生读书、思考和实践，以培养其独立判断的能力，打好学术的基础。他在教学方法上十分重视学生参与和师生对话的互动式教学，特别推许“讨论班”的授课方式。这类意见在今天大抵已是常识，但当年研究生教学尚在草创之际，这样的思考带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开创性。目前，南开的美国史研究生课程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但在教学方法和培养思路上，离杨先生当年的设想似乎还有不小的距离，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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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那一代学者对中国美国史学的开创之功，还表现在学术组织工作和开展国际交流方面。他们发起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对国内的研究资源进行了挖掘和整合，编印了许多资料专辑和图书目录，并在有关院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开展了合作和交流，获得了显著的效益。他们借助对外开放的形势，与国外同行及有关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交流活动相当活跃。杨先生在南开大学曾邀请和接待过数十名欧美知名学者，他自己先后出访过英国、希腊、美国和日本等国，为南开的美国史开辟了对外交流的渠道。90年代初以来，他和另外两名学者一起，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的海外特约编辑，为扩大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中，国际学术交流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举凡资料积累、观念更新、学术规范建设和人员培养各个方面，都从国际学术交流中获得了很多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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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 三、“传薪信有后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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