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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通过信仰将民族与众神相联系，通过血缘将个体与个体相联系，这两种社会联系是我们所知的原始人类最牢固的联系，也是史前时期仅有的社会联系类型。美洲大陆被发现之时，即使发展程度最高的印第安人群体也仍然处于这种原始社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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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迈亚·柯廷《早期美洲的创造之谜》，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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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柯廷对美洲土著社会联系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来描述15世纪的欧洲：当时，此起彼伏的宗教动荡和政治动乱也在不断地形成、割断类似的社会联系。但柯廷的这种观点是与如今的主流观点唱反调的，不管是提出“原始人类”概念，还是断言美洲只是等待欧洲“发现”的大陆，柯廷的观点都与现代学者对美洲历史的理解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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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欧洲民族接触之前，美洲各土著部落之间在文化和语言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时实际的人口规模现在仍有争议，但大致限定在1000万—7500万，其中200万—1000万人生活在今美利坚合众国地区。相比之下，当时欧洲和非洲的人口规模分别为7000万和5000万。尽管各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商旅往来以及不可避免的战争，但由于美洲大陆地域广阔，定居各处的部落都得以发展繁荣各自的文化与族群。西海岸的一些农耕部落已建立起稳定并且也具有竞争性的政治社会，定居在今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地区的霍普韦尔部落（Hopewell）精于金工，而居住在密西西比和密苏里洪泛平原上的卡霍基亚部落（Cahokia）则是最为复杂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这些部落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和当时的欧洲社会一样，他们也面临着冲突与竞争，不得不做出改变，去顺应变化的农作模式和日益扩大的贸易网络。事实上，美洲土著部落与之后入侵美洲的欧洲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的迁徙模式上，也体现在两种文化的神话故事里，并且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可能比差异性还要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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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土著有许多种创世神话，但本质上讲的都是一个相似的故事：世界的源与变、魔法巫术的变形、人类的诞生和人类融入世界的转变。欧洲关于美洲起源的神话与这些故事并无大异，只不过少了些法术招魂、神人同形同性的元素。欧洲白人移民美洲的故事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关于土地的故事，他们不仅声称美洲土地为自己所有，还将这种所有权与土地的精神联系起来。这种土地的精神到后来也有许多名称：自由、平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对于当时最早的那批欧洲移民而言，想将这片土地变为殖民地，第一步就是要去了解这片土地，了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而由此开始的殖民过程最终却会让这些美洲土著部落流离失所、几遭毁灭。在这里，欧洲移民仿照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法律、政治、宗教及社会结构，基于旧世界的价值体系构建起殖民文化。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种殖民文化不仅从英国皇室的管辖中独立出来，还逐渐发展成为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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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始于1492年热那亚水手哥伦布（Columbus）抵达西印度群岛的那一刻。哥伦布的这次航行得益于当时的欧洲强国葡萄牙精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和当时的美洲土著部落一样，15世纪西班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往来。对物质资料的需求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促使西班牙频繁进行航海活动，但在其航海探险的兴趣背后，还有更大的野心：即获取香料、茶叶、丝绸，尤其是国际贸易的重中之重——黄金。当时这些商品多走陆运，香料、茶叶和丝绸一类从中国经中东地区运往地中海地区，黄金则是从撒哈拉地区途经非洲北段运到欧洲。这类贸易主要掌控在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手里，而葡萄牙人希望能够避开这些中间商，直接获得商品。在此过程中，葡萄牙开始了奴隶贸易，这后来也成为大西洋世界经济、社会层面的一个典型特征。当时的欧洲世界不仅开始习惯于喝茶，还开始喜欢在茶里加糖，作为蔗糖生产者的奴隶就变得和蔗糖这种奢侈品一样有利可图，葡萄牙从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的蔗糖种植园中获利颇丰，便是例证。总之，葡萄牙在蔗糖贸易上取得了成功，在非洲南部海岸开辟了航海线路，在非洲大陆西海岸建立了贸易站。看到这些活动为葡萄牙带来了利润，其他欧洲强国，尤其是其近邻西班牙便想要从中分一杯羹。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派出哥伦布前去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群岛的西路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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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同时代的其他航海家，哥伦布显然低估了环球航程的距离，因此，当他很快抵达巴哈马群岛时，就相信自己已经到了东印度群岛。出于这种误信，他将当地居民误称为“印度人”（Indians）。这些“印度人”如何看待哥伦布已经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哥伦布的抵达为欧洲拉开了一道序幕：欧洲强国对美洲的探索、占有和征服将在此一一上演。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相遇——也就是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几乎完全只为前者带来了好处。从他们第一次接触开始，一切就显而易见：欧洲强国认为美洲是供他们掠取的。事实上，西班牙与葡萄牙为哥伦布的这一发现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出面干涉。在1494年西、葡两国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中，教皇作保规定了一条分界线，用于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葡萄牙将视线移向巴西，而西班牙则着眼于南美其他地区及加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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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殖民似乎不大可能成功。哥伦布最初试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今海地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地区）建立殖民地，就以失败告终。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同年，西班牙探险家尼古拉斯·德·奥万多（Nicolás de Ovando）设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建立了一个西班牙贸易基地。同一时期，意大利探险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多次沿海航行之后，意识到哥伦布偶然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其面积之大、人口之多，远远超出欧洲人的想象。然而，直到1519—1520年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率领船队环航地球之后，欧洲才对世界的范围有了完整了解，对世界人口的多样性也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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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反应大部分是基于想象的，这种想象甚至在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之前就开始了。然而，他们几乎无法理性地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说与这些民族达成妥协——这又刚好是想象的反面。但要注意的是，哥伦布大交换造成的后果并不应该过分夸大，也不能将美洲土著部落的不幸遭遇完全归结于欧洲出于贪婪而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贪婪固然是一方面，但在欧洲与美洲第一次接触时，并不全然是这种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灾难性的人口剧减。疾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黄热病都曾肆虐美洲。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人的总人口估计尚有30万—100万，却在之后的短短50年间几乎完全消失；16世纪，墨西哥人口也锐减了90%。几乎没有医学证据表明美洲土著部落特别容易感染欧洲菌株。事实上，即使在对这种疾病免疫的群体中，天花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后果：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期间，有38%的白人联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致死，与1520年阿兹特克人（Aztec）的天花致死率几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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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美洲土著部落面临的危险并不仅仅是从旧世界带到“新世界”的这些疾病，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带来这些疾病的人。从欧洲与美洲的第一次接触之后，来自欧洲的暴力与病毒就相继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这种破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欧洲虽没有一直遭受暴力冲突或传染病的困扰，但对这两者也不陌生。16世纪的欧洲本就充满了暴力，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更是让暴力升级：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VIII）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颁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自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欧洲的暴力伴随着对黄金和权势的贪婪跨过大西洋，给美洲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竞争与冲突对于美洲土著部落而言本不陌生，但欧洲几大强国在所谓“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时期爆发的竞争力还是击垮了他们。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让英国和法国为之鼓舞，但两国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威胁，进而开始试图在欧洲和美洲挑战西班牙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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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尤其热衷于削弱西班牙的霸权，为此，于1497年派遣威尼斯探险家乔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去了纽芬兰。这次航行推动了欧洲渔业的发展，但英国却缺少必要的资源继续推进卡博托的探险。再往南，西班牙则是在垂涎于想象中美洲所能创造的更大财富。他们发现了一个便捷有效的方法：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宗教的名义来掩饰自己赤裸裸的贪婪。于是，西班牙征服者们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出发，效仿11、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向新世界进发。他们带着传教士，打着传教的旗号一路突进，对遇到的美洲土著部落进行传教，或者不如说是镇压。这一时期最出名的西班牙探险家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 n Cortés）。他于1519年在墨西哥中部发现阿兹特克部落，在随后爆发的天花疫情的帮助下，他带领军队战胜阿兹特克人，并摧毁其主要城市特诺奇谛特兰（Tenochtitlán）。短短几年后，居住在今秘鲁地区的印加部落（Incas）也没能躲过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zaro）带来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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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特克部落里有些野蛮传统让西班牙人大为震惊，但西班牙对美洲土著城市的摧毁，以及对当地部落实行劫掠屠杀的凶残程度甚至超过了阿兹特克人。尽管如此，“后哥伦布时期”的本质特点却不是残杀，而是欧洲对新世界在文化上缓慢但强势的侵蚀，这种文化侵蚀也一直贯穿于欧洲人在美洲的探索，以及后来进一步开拓美洲的全过程中。从最早的欧洲探险时期开始，欧洲人对于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就有一种近乎矛盾的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当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剥削对象。从宗教的角度讲，他们又适合作为传教对象。欧洲人对于适应新世界的文化毫无兴趣，也从未认真考虑过以欧洲规范去同化原住民将有何影响。在他们眼中，这些非欧洲人既是潜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这种不确定的矛盾视角不仅存在于西班牙殖民过程中，也是16—18世纪整个美洲殖民进程的一个整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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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究欧洲对后哥伦布时期美洲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当时欧洲自身的一些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刷业的崛起。印刷业被很多学者视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石之一，15世纪开始兴起的印刷术不仅带来了书籍和木版画的兴盛，也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拥有了地图。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早期印刷业的发展主要推动了不同理念的宗教教义的广泛传播，但当欧洲的视线投向大西洋对岸之时，图像传播便与文字传播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印刷品里的图像帮助他们先期适应了彼岸的环境。在人类的一般活动中，当然也包括在欧洲的探险时期，一份地图往往更能反映出编绘团体的目的，而非编绘对象的实情。人类社会早期绘制的地图多服务于军事，当时欧洲编绘的美洲地图几乎就是一张藏宝图。例如，巴蒂斯塔·阿格内塞（Battista Agnese）于1544年编绘的世界地图中，就清晰地标注了去往新世界中西班牙银矿的航海路线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路线，但对于北部地区的绘制却相当模糊——而正是在这片北方土地上，日后建立起了美利坚合众国（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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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美洲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到欧洲当时地理知识的范围与局限，也能看出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阿格内塞1544年绘制的地图显示，16世纪的北美洲仍是一片“未知之地”，南美洲则被描述为一片财富与危险并存的土地。早期地图里的这些附加信息都倾向于制造轰动效应。哥伦布航海之后发行的出版物中也有关于新世界的插图，其中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描绘都不讨人喜欢，给欧洲对于美洲的想象蒙上噩梦般的阴影。这一时期的很多插图都出自荷兰裔雕刻师特奥尔多·德·布里（Theodor de Bry）父子之手，他们在1590—1618年绘制了多卷版画图集，为关于欧洲美洲接触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创作了许多版画，其中就包括让·德·莱里（J. de Léry）的《让·德·莱里巴西大陆之旅（1556—1558）》（Le Voyage au Brézil de Jean de Léry 1556—1558，1578年）。德·莱里是一位法国新教牧师，同时也是一名作家，他跟随一支探险队去了巴西，而后在图皮南巴人的部落附近定居下来。德·莱里亲眼目睹了那里的部落生活，尤其是看到图皮南巴人如何“将一些敌人杀死、分解、烤熟并吃掉”，感到万分震惊。这些描述配上布里的版画，可能也让当时的读者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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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新世界里的土著部落时，德·莱里的文字和德·布里的图像并不都是令人不安的，也会经常侧重呈现一些和平的生活景象。但涉及欧洲美洲接触的内容时，德·布里呈现的往往都是些残忍的场景，尤其是那些反映西班牙人残暴行径的版画。在他的版画中，西班牙殖民者和他后来描绘的图皮南巴人形象极为相像。他曾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西印度毁灭述略》（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1542年）创作版画（见图2），从书名就已经可以想见书中描述的内容。德·布里为这本书绘制的插图并非凭空想象，而是至少部分忠实地反映了书中关于欧洲如何探索新世界的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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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斯·卡萨斯是西班牙的一位多明我会（Dominican）牧师，他目睹了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及古巴的暴行，从个人经历出发，发自内心地控诉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部落施以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径。德拉斯·卡萨斯极为反对这些暴行，指出美洲的土著部落应当得到认可与平等对待，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无疑超越了同时代的人。然而，他主张的解决方案却仅仅是换一种剥削对象：用非洲黑奴来代替印第安人劳动。他自己在晚年也对此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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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巴蒂斯塔·阿格内塞绘制的世界地图（15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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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述的《西印度毁灭述略》（1542年、15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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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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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英国内外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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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拉斯·卡萨斯在书中着重笔墨渲染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残忍行径，但相比欧洲殖民美洲早期其他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做法并不算格外残暴。那些想和西班牙争夺美洲控制权的国家，尤其是英国，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优于西班牙：在欧洲内外，它们为了实现扩张领土的野心同样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的道德的优越感可言。对于美洲土著来说不幸的是，16世纪末期的英国对于殖民扩张的态度主要受一个新教徒团体影响。这是英格兰西部诸郡一个家族式新教徒团体，其中包括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其同父异母的哥哥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及其表亲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他们主张英国应当进行侵略性扩张，不该容忍其他文化。这种主张基于他们——或者说他们自认为的——通过阅读当时的出版物形成的对于美洲的认识以及对于西班牙殖民美洲的了解，例如西班牙历史学家彼得·马特（Peter Martyr Anghiera）的《新大陆》（De Orbe Novo）。该书从1511年开始陆续出版，第一卷《八十年》（Eight Decades），1530年出版，1555年由英国人理查德·伊登选译为《近几十年来的西印度新世界》（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a）。然而，他们还没开始盘算在大西洋对岸开启征服之旅，就被更近的一片土地——爱尔兰，吸引了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