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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斯·卡萨斯是西班牙的一位多明我会（Dominican）牧师，他目睹了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及古巴的暴行，从个人经历出发，发自内心地控诉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土著部落施以的骇人听闻的残忍行径。德拉斯·卡萨斯极为反对这些暴行，指出美洲的土著部落应当得到认可与平等对待，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无疑超越了同时代的人。然而，他主张的解决方案却仅仅是换一种剥削对象：用非洲黑奴来代替印第安人劳动。他自己在晚年也对此懊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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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巴蒂斯塔·阿格内塞绘制的世界地图（15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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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述的《西印度毁灭述略》（1542年、15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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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170628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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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史 英国内外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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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拉斯·卡萨斯在书中着重笔墨渲染了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的残忍行径，但相比欧洲殖民美洲早期其他国家来说，西班牙的做法并不算格外残暴。那些想和西班牙争夺美洲控制权的国家，尤其是英国，也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优于西班牙：在欧洲内外，它们为了实现扩张领土的野心同样不择手段，没有任何的道德的优越感可言。对于美洲土著来说不幸的是，16世纪末期的英国对于殖民扩张的态度主要受一个新教徒团体影响。这是英格兰西部诸郡一个家族式新教徒团体，其中包括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其同父异母的哥哥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及其表亲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他们主张英国应当进行侵略性扩张，不该容忍其他文化。这种主张基于他们——或者说他们自认为的——通过阅读当时的出版物形成的对于美洲的认识以及对于西班牙殖民美洲的了解，例如西班牙历史学家彼得·马特（Peter Martyr Anghiera）的《新大陆》（De Orbe Novo）。该书从1511年开始陆续出版，第一卷《八十年》（Eight Decades），1530年出版，1555年由英国人理查德·伊登选译为《近几十年来的西印度新世界》（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a）。然而，他们还没开始盘算在大西洋对岸开启征服之旅，就被更近的一片土地——爱尔兰，吸引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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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英国，宗教改革后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亨利八世早逝所引发的皇室动荡更是让冲突愈演愈烈。由于爱尔兰信奉天主教，这种冲突也蔓延到了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上。英国人将爱尔兰人视为危险的陌生“他者”，效仿三千多英里之外西班牙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民族的残忍手段，对爱尔兰人进行了残酷迫害。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对以新教为国教的英国构成潜在威胁，也一直是西班牙和英国权力斗争中的一枚卒子。因此，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年继承英国王位后，加大力度让爱尔兰归于英国皇室治下。这一举措本不一定会影响英国后来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但伊丽莎白派往大西洋对岸扩张势力的那批人马，却正是16世纪六七十年代派到爱尔兰的原班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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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尔伯特、雷利和格伦维尔这些新教徒看来，爱尔兰人这些盖尔人的后代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他们对王权的忠诚度值得怀疑，他们自己的政权也非常残暴；因而，征服爱尔兰岛不仅是一个正确举措，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残忍的手段也是正当的。据当时的目击者托马斯·丘奇亚德（Thomas Churchyard）描述，吉尔伯特采用将爱尔兰反叛分子斩首的手段，并且规定砍下的头颅“必须摆在通向他住所的道路两边，这样就没有人能够随便走进他的住所，如果非进不可，那就必须走过一条摆满头颅的大路”。吉尔伯特以这种方式“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1]对爱尔兰和美洲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英国将西班牙对待美洲土著部落的暴虐之举看在眼里，在镇压爱尔兰时也采取了同样残暴的手段，而镇压爱尔兰的经验又使得他们日后在美洲面对土著部落时愈发肆无忌惮。不管是在镇压爱尔兰还是在殖民美洲时，他们都认为当地居民的文化是劣等文化，为了让这些土著“开化”就得使用极端手段。这也为后来开了先例：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些新教徒白人一再边缘化新世界里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天主教徒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以此来划清优劣界限，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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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王室处于动荡之中，镇压爱尔兰也消耗掉了本可以在远方大干一场的资源。吉尔伯特在爱尔兰肆行暴虐的时候，也阅读了来自新世界的出版物，尤其研读了法国海军军官、航海家让·里博（Jean Ribault）的《佛罗里达最新发现实录》（The Whole and True Discovereye of Terra Florida，1563年）。里博在书中强调指出，大西洋彼岸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财富等待发掘。他曾于1562年带领探险队远航至美洲东南部，试图在那里为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建立定居点。但殖民者的内讧、与土著部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冲突，以及过于严苛的纪律管理都让他的初次尝试遭挫，而这些挫折英国殖民者后来也遇到了。起初，里博在南卡罗来纳邻近海岸的帕里斯岛上建立了定居点，但在他返回法国补充供给期间，定居点陷入困境，很快解体，首批定居者里有许多人都回到了法国。直到几年后，里博才成功地在今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卡罗琳堡建立起殖民地，但他也在1565年被重新占领佛罗里达地区的西班牙人杀害。尽管如此，里博的经历仍然让英国对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产生越发浓厚的兴趣。事实上，里博也曾和潜在的英国支持者以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本人探讨过。显然，里博的这本书激起了吉尔伯特的兴趣。于是，1578年，吉尔伯特获得特许，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处不受基督教管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1583年，他终于组织了一支探险队远赴纽芬兰，却在返航的路上葬身大海。对于爱尔兰人来说，上帝总算是行使了一点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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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这次探险之行的其中一个投资者是1580年刚刚封爵的沃尔特·雷利爵士，既然吉尔伯特未能从新世界成功归来，雷利便顺理成章地接替他获得了特许，可以在美洲的任何地方建立领地。在当时的官文里，他被获准假期，以殖民为目的去“搜寻、发现、调查、考察那些遥远、野蛮、未开化的土地、区域和边疆，前提是这些地方不属于任何基督君主、没有任何基督教徒居住”[2]。1584年，阿瑟·巴洛（Arthur Barlowe）和菲利普·阿马达斯（Philip Amadas）奉命前往美洲先期考察，他们到达了今北卡罗来纳州沿海的罗阿诺克岛。同年秋天，他们返回英国，带回两个土著人和一袋珍珠。根据巴洛的报告，美洲不仅适合定居，而且人民友善、物产富饶。“那里的土壤是全世界最丰饶、最芳香、最肥沃、最健康的”，巴洛在报告中写道，而且那里的岛屿拥有“许多漂亮的森林，林间有许多的野鹿、野兔和其他野禽，即使在炎热的仲夏也能见到很多，让人难以置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得上这里的物产丰饶，”他指出，“我自己也曾见过欧洲最富饶的地方，但与美洲比起来实在差太多了，简直无法形容。”当地的土著也很热情好客，每天都给考察队提供“肥壮的雄鹿、野兔、鱼，都是顶级的野味”，还有“各种各样非常棒的蔬果，甜瓜、胡桃、黄瓜、葫芦、豌豆、各式根茎作物”。这片乐土上庄稼生长的速度也让欧洲人赞叹不已：他们种下一些带去的豌豆，震惊地发现这些豌豆在短短十天里就长到了14英寸高。很显然，这片土地有着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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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虽然热衷于详尽地描述在美洲见到的自然风貌和当地土著，但也还是在报告中写到了一些不祥的方面。虽然这些土著在来访者面前表现得和平安宁，但他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欧洲探险队之所以没能见到这个岛上的国王维吉纳，正是因为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还在休养。巴洛承认，他们的东道主“一直在和邻近的部落打一场可怕的战争”。他还提到，当地土著对于“我们的短柄小斧、长斧和刀”有着极大的热情，这些人“愿意用一切东西来和我们交换武器，但我们不会给出任何一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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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英国人放弃任何武器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至少在雷利眼里，罗阿诺克岛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其富足的自然资源，而完全在于其地理位置：该岛毗邻西班牙在佛罗里达的殖民地，它为英国的船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停靠基地，直接可以威胁到西班牙在美洲的主导地位——这才是雷利的主要目的。早在巴洛和阿马达斯返回英国之前，雷利就委托他的朋友、牛津毕业的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撰写了一篇在当时从未公开的短文，以此说服伊丽莎白一世支持雷利对新世界的殖民计划。两年前，与探索美洲相关的书籍开始大热之时，哈克卢特就曾写过《发现美洲的几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unto the Same, Made First of all by our Englishmen and Afterwards by the Frenchmen and Britons，1582年）。如今，在雷利的鼓励下，他又写了《论西方之探索》（A Partic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Discoveries，1584年），为英国殖民美洲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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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面临着贫困和人口过剩带来的困境，哈克卢特的论述很能引起女王的共鸣。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人口不断增长：从1520年的230万到1603年的375万，再到1690年的520万，但经济并没有跟上这种增速。就在哈克卢特写下这篇论述的时候，人口剧增带来的副作用已经相当明显。哈克卢特指出，“我们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多到“人们几乎没法比邻而居：非但如此，他们甚至准备好了互相吃掉对方”。在他看来，人口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使得一部分人要么是威胁到社会秩序，要么至少是成了“英联邦的累赘”。这些社会弃儿倾向于“偷窃、做贼、做出各种淫荡下流之举，让英国所有的监狱每天都烦恼不堪”，他们注定了要么“饿死”，要么“可悲地被绞死”。哈克卢特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这部分过剩人口用来在美洲建立并且维持英国的殖民地。这个论断在日后也会成为英国为自己殖民美洲提供的理由。在哈克卢特看来，许多技术和贸易都存在过剩情况，殖民美洲将会让各类工匠、农夫、水手、商人、士兵、上尉、医生、律师、神学家、宇宙学家、水文工作者、天文学家、历史学家、老人、瘸子、妇女和小孩都有事可做。殖民地能让这些人通过自己诚实、简单的劳动，不再成为别人的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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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克卢特的名单里没有传教士，这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他在描述殖民可以带来的好处时，最先强调的就是殖民可以帮助“传播基督教新教信条，使得信奉新教的贵族可以团结在最高首领，也就是女王陛下的麾下”。简言之，殖民能够促进新教的传播。在此过程中，殖民会传播自由，将土著部落从异教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也从西班牙的“傲慢与专横”中解救出来。哈克卢特指出，“西班牙的暴徒如此众多，如此凶残”，“荒谬地屠戮那些温顺、谦逊、友善、温和的人民，摧毁那些城镇、省份和国度，这是西印度地区最亵渎神灵的举动”，因此如果由“英国女王这样一位仁慈的君主”来统治美洲，传播“博爱、礼仪与自由”，那么土著部落当然会奋起反抗西班牙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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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哈克卢特主要关注的还是殖民能为英国迅速带来的物质利益。他指出，殖民美洲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帮助英国获得“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所有商品”，“为我们衰退的贸易提供补给”，为“大量闲散人员”提供工作。更重要的是，殖民美洲还能“有力制约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统治”，有利于“扩大、维持、保护英国海军，尤其是体现我们国家实力的伟大舰队”。由于担心这些不足以说服女王，他还特别强调道，英国不能再“搁置殖民计划”了，因为就算女王不去殖民美洲，其他国家也会这么做。英国的荣耀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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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巴洛提交的报告中，不管是关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是关于那些不太和平但还算顺从的当地土著的描述，和雷利通过哈克卢特传达给女王的内容都没有明显的矛盾。因此，女王给了雷利一定的赞助，拨给他一艘名为“泰格号”（the Tyger）的战列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雷利的整个行动定下了基调：这是一项军事行动。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16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政局趋于稳定，但都铎王朝也还没有充足的经费可以拨给殖民美洲的行动。如果不是指望在海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没有哪艘英国船会冒险开往外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理应将罗阿诺克岛上的本土居民从西班牙魔爪之下拯救出来的罗阿诺克远征之行，从一开始就落在曾在爱尔兰殖民地肆行暴虐过的那群人的掌控中。像理查德·格伦维尔、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以及拉尔夫·莱恩（Ralph Lane）这样的人当然拥有威胁西班牙所需的军事技能，但却缺少必要的外交手腕来帮助他们和罗阿诺克岛上的本土居民打交道、在其附近定居。1585年4月，“泰格号”向罗阿诺克岛出发，和这些军人同行的还有形形色色的水手、士兵和移民，其中包括画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数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以及前一年跟随巴洛和阿马达斯回到英国的两名当地土著：旺奇斯和曼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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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探险队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帆风顺，但刚到罗阿诺克岛就出了问题：“泰格号”意外搁浅，为新殖民地准备的供给品遭毁。尽管如此，莱恩还是带领人们建起居住点殖民地，筑起堡垒。莱恩最初的几份报告都充满乐观，维吉纳的子民和以前一样热情好客，慷慨地提供了食物和必需品。起初，“泰格号”船上供给品的损失似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幸，但在长期看来，这是否引发了后来更多的问题则无从评价。是否是这次行动的军事性质注定了这些移民完全不能独立生活，也很难评判。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最初的殖民者和后来的殖民者一样，都没有尝试去实现自给自足，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于当地居民自愿和慷慨的赠予。当这些东道主的慷慨赠予不能满足殖民者的需要时，他们就开始借助暴力保障自己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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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阿诺克岛上，殖民者杀鸡取卵式的暴力最终给他们自掘了坟墓。莱恩谋杀了国王维吉纳，随后返回英国。此时，前一年离开的格伦维尔正在返岛途中，当他到达罗阿诺克岛后，发现莱恩和其他殖民者都毫无影踪。格伦维尔留下一小部分人驻守堡垒，带着其他人去了海上，想要劫持更多的西班牙船只。1587年7月，艺术家约翰·怀特携家人在当地土著曼泰奥的陪同下抵达罗阿诺克岛，同行的还有一百多个有意向在此定居的人。怀特将他们留在岛上，跟随舰船返回英国补充供给，恰好赶上1588年的英国都铎海军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大海战，他的舰船被征用出战。等他1590年终于回到罗阿诺克岛的时候，发现那里的殖民地已遭废弃，所有的殖民者，包括他的女儿和外孙女，都不知去向。唯一留下的就是刻在一棵树上的“Croatoan”字样。这可能是指克罗托安（Croatoan）部落，但殖民者到底是得到了他们的救助还是遭到了他们的杀害，成了未解之谜。对于英国人来说，罗阿诺克岛上“消失的殖民地”最终命运怎样，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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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幸的开端对于英国未来的殖民行动而言并不是个好兆头，但英国人对穿越大西洋去寻求机遇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与日俱增。雷利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弗吉尼亚”，从此它真正在英国人对世界的认知里有了一席之地。这片土地不再是未知之地，而是成了地图上一个确知的地点，在英国人的想象之中，更是潜在的财富来源。在英国人心中，和托马斯·哈里奥特的描述一样，这片土地是“新发现的土地”（New Found Land），既然被“发现”，就不会被遗忘。哈里奥特在1588年首次出版了《关于弗吉尼亚新大陆的真实简报》（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两年后又由怀特绘制插图，德·布里配上版画，再由哈克卢特译成英语。从各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概括了当时英国对新世界的理解。比起之前的各类报告和宣传性文章，它更慎重地评估了美洲的土地与人口，甚至也承认了罗亚诺克探险之行的失败，但同时又鼓励英国继续探索殖民美洲的新可能（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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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对各类探索殖民美洲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很多新世界“归来者散播的诽谤性质的可耻言论”，哈里奥特也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这其实只是一个期望值管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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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一直住在城镇里，这种人（我也许会说）是从来没有见过世界的。只是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英国城市，没有漂亮房子，没有他们自己以前吃惯的佳肴，也没有羽毛铺就的软床，他们就觉得美洲的生活苦不堪言，从而写出这样的报告来。